妹妹告诉我说爸爸是胃溃疡，做了手术就没事了，我去时，爸爸刀口已经拆线了，爸爸见到我非常高兴，要起来上外面走走，我和妹妹把爸爸扶起来，本来就瘦的爸爸更是皮包骨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妈妈给爸爸拿来了外裤，看得出来爸爸已很久没穿外裤下床了，裤子是洗熨过的，前面的折子很笔挺，放在床下的皮鞋也能照出人影。爸爸平常就讲究，现在很久没出病房了，今天看到我和妹妹都在身边心情好，要出去散步一定想穿整洁些。理解爸爸的妈妈拿来了爸爸最好的毛毕其外裤（那时非常流行毛料）。
爸爸要自己穿，可刚站起来外裤就掉了下去，爸爸忙去抓，站不稳，连身子都晃动起来，妈妈就责怪爸爸逞能，爸爸像孩子一样傻笑起来，我和妹妹也笑了，可边笑眼泪也边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我和妹妹都是边抹泪边笑，到今天这一情景还好像就在我的眼前。
我和妹妹陪爸爸在太阳下走了一会，爸爸很累，喘气有些费力，可他还是不想回病房，爸爸告诉我说自己算过命，63岁有一关，闯过了能活80多，他说这次是闯过一关了。听爸爸说这些心里又难过又高兴，可我坚信爸爸身体会好起来的。
谢叔只给了我一天时间，我只能看一眼爸爸就走，因为那时交通不方便。我受爸爸的影响把纪律看得很重要，也就把上那26元钱一月的班看得很重要，因此我一生都为那些日子后悔，觉得自己太蠢，又不是正式工作，要为了26钱离开还住在医院里的父亲。直到今天我都在想，要是能让我多陪在爸爸身边一些日子，就是让我去捡垃圾去要饭我也心甘情愿。
妈妈和妹妹想留我在医院多呆一天，多陪一会爸爸，可我怕谢叔埋怨批评。我把顾虑说出来，爸爸马上说让我回大龙，他说谢对我不薄，让我别让人家失望，别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爸爸说他出院后上大龙妹妹那里住些日子，听了爸爸的话我真走了，走得牵肠挂肚。
接过账，谢叔就让我写个管理规划，才几个月时间，大龙很多的转运站就办起了自己的食堂和旅馆。迎宾饭店的生意也不如以前了。而我真的锋芒毕露，马上开始调查起各大转动站的人流情况，在接会计不到一个月就写出了服务站管理规划。
那时饭店、商店和汽修都是一个月盘一次点，都是25号结账，30号向服务公司交报表，我记得有成本表，工资表，指标表，资金平衡表，统计表。服务站是那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地方，真的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第一个月做报表时，谢叔问我要在公司请个会计来帮我不，我说不要，他不相信，还说不要太要强，说书本上学的和实际操作是有出入的。可我出乎他的意料不到30号报表就出来了，账是有长必有短，因为资金平衡表上差6分钱，我查了整整两天。报表送到公司，公司财会主管看了只是点头，谢叔很满意，但要强的我从25号到交报表没睡过一个晚上的好觉，总是打算盘到深夜，睡在床上脑袋里还全是数字在转圈。
那时算账不用计算器，都是用算盘，用惯了算盘嫌计算器太慢。再说爸爸以前就反对我用计算器，他说一个会计连算盘都不会打有什么资格当会计。而爸爸的算盘打得相当出色，记得有一次在贵阳，我和爸爸上银行，那时爸爸还在上班，是为了查一笔转账，银行一女职员正在打算盘，那女的两只手打，我看了惊呆了，可她打几遍都不对，看得出她很急，不停的对爸爸说对不起再等一会就好，爸爸就说能拿一算盘给我，我帮你打好吗？你念我打。那女的真拿个算盘给爸爸，她一边在里面打一边念数，爸爸也在长长的算盘上两只手打了起来，旁边上银行办事的人们都投以敬佩的目光。当我学会计时，爸爸打算盘的样子就常常出现在我眼前，是那样的棒，那样的潇洒。我暗暗的下决心一定要学会爸爸打算盘这一招，可我的算盘很糟，不但只能一只手打，而且只能打加减法，乘除法打得特别的慢，不得不用计算器，我常常为自己算盘差而苦恼，没想到现在的会计根本就不用算盘这东西了。
我写的管理计划，谢叔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的地方他用在了他的总结里，当然，没说是我提出的。不满意的地方他当场就划掉了，那就是提高待业人员的工资的意见，我提出要按劳取酬，减少服务站管理费，提高待业青年收入。我写的计划谢叔最欣赏的就是提高食宿费，那时每个床位只收八毛钱，我把八毛提到一元五，有电视的小房间原来是收一元五的我提到二元五。那时的出差人员都要发票回去报销，他们只能报销住宿，我就把提高这一部分钱返回到这些人的生活费里，把食宿捆起来，1984年之前我们当地还没有一家这样经营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食宿捆一块的消息悄悄地传到其它转运站去，没有几天其它转运站的长住旅客就都回到迎宾饭店来了。我还和谢叔商量，让商店营业员不管这些长住顾客购什么物，只要他们提出来，要开成其它发票都要满足他们。比如买烟，他要开成铁丝铁钉什么的都行。因为我在商店售货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谢叔说是个好主意，这样能提高商店的营业额。其实我心里常常同情这些常年不着家的人们，也希望他们能多带点钱回家。
我学习回来时，的确一颗心都放在了服务站的管理上，很想干点成绩出来，而服务站的收入也有了改观。可是我们的工资还是这么一点点，在这问题上我说话根本没用，我和出纳只有在这些国家派来的正式工作人员发高额奖金时多得几元钱。
我心里很不服气，工作是一起做的，享受却是他们的。谢叔还把我提出的对待业青年有利的建议比如工资劳保全删除，把限制这些人的纪律全用上，并把这责任推给了我，只要有人不服他就说是我弄的，让别人找我，并常常在人前说，你们要怎么怎么地，不然小尤会怎么怎么的扣发你们工资。其实我一点权也没有，我反而成了他克扣这些人的帮凶。
比如对汽车的管理，开车人员的工资，谢叔本来每月按固定的工资发给他们，而他们在外面会发生的一些修理费用和汽油费根本无法控制。我就按承包的方式规定了些具体管理方法，开车的几个人就恨死我了，因为以前汽车每天的成本和收入成正比，汽车的轮胎折旧，大修，三保，这些钱就得倒贴。其实我自己也傻，这些东西我去管它干嘛？谢叔是开车出生，又是调度员，他还不懂吗？汽车的亏损他比谁都有数，而汽车那时常常跑私货，驾驶员常常代收现金，他又没让我写汽车管理，我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写下这些？汽车亏损本来就是他的责任，他真的不明白？他这么会算账的人。可我心里从来没有往其它方面想过这些，把他看得像真的共产党那样光明磊落，我写是写了，谢叔也认可了，可驾驶员闹起来时，通过讨价还价谢叔又让了一步，还当着驾驶员用请求的口气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我一点权都没有，都是他说了算，我就成了几个驾驶员的眼中钉。
学习回来的我不但自己没有一点好处，相反处处得罪人。我有时不服气，觉得这是谢叔在算计我，找他论理，可他说这是为我树立威信，希望我在接他的班时这些人都能服我。但我慢慢的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个得罪人的记账匠，事实是谢叔不想得罪人太多，因为这帮孩子的父母为工资也在对他有意见。
为了便于管理，谢叔让我住进三楼一间放贵重物品的房间，这房间是一般人不让进去的，谢叔很注重表面现象，虽然舍不得给待业青年发工资，他却为每一个待业青年做了两套像样的衣服，那时时兴穿呢子，他给这几十个人每人做一套蓝色呢子西装，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还剩下很多的布料是为上面公司领导准备还没送出去的，因为上面领导不敢要，就放在这房间了。
也因为我住进了饭店，我的工作时间就不止是八小时了，饭店、旅社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就得管了，一些小青年要谈对象什么的都在我眼皮下面，人们就自然防着我，也有点怕起我来。其实这些我根本就不想去管，可谢叔就常常拿我在他们面前说事。我也无法向别人解释这么多，慢慢的我有了离开这里的想法。便不愿意住饭店了，下班后常常上妹妹那里住，妹妹那里房子很宽敞。
谢叔见我对服务站的事不太热心了，就找我说话，我就试探性的和谢叔说了想离开这里的事，谢叔很生气，说我忘恩负义。我说我工资少了，我27、28的人了，我要结婚要成家，我对象又在万山，这点工资不够车费。谢叔说他不管，要是我要走，就让我把培训费算给他。我见他这样说就答应了，我算了一下不到五百元。他见我一点不服软，反倒软下来了，他答应要是我真的要结婚了，他想办法把我男朋友调到大龙运输科来。并夸奖了我一番，肯定了我回来后的一些成绩，特别是旅社饭店生意好了，长住旅客多了。我这人生来就服软不服硬，听谢叔肯定了我的成绩，特别是听他说把和平调运输科来，汞矿是重工业单位，而且是地下开采，没有什么好工种，运输科是地面，又是和汽车打交道，都是技术工种，和平要真的能进这个单位那真是梦寐以求了，所以我又愿意留下来了
爸爸病倒了
妹妹一个人住在疗养院的一个吊角楼里，房间很宽敞，整栋房子是用几棵大园木支撑起来的，楼房是悬空的，除楼下靠墙的一个小角用木板搭了一小间能铺一个单人床的小房子外，这栋房子就孤零零的立在疗养院里，房屋很旧，整栋房子全是木料结构，木板都发黑了，人走在上面会发出吱呀声。这木板楼房夏日里墙上爬满了壁虎，窗子的玻璃上更是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刮大风时房屋会微微颤抖，雷雨时窗上的玻璃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淡季时疗养院里静悄悄的，妹妹说刚来时受过不少惊吓。那时没人用窗纱，都是挂蚊帐，天热时蚊帐里也爬满了吃蚊虫的壁虎，初见时让人全身起鸡皮疙瘩。壁虎多得无法清除，无法赶跑，时间长了习惯了，看着这些小东西还觉得可爱。
妹妹住的房子在疗养院不算差的，起码不潮湿，只是有些旧，不太安全，不过当时疗养院已经在修新房子了。我说搬来和妹妹住，妹妹高兴坏了，马上给我在她的房间里加了个单人床。疗养院离角铁路很近，半夜常常被过路的火车吵醒。
在冶金局财会班学习时有一天我们全班在五楼的大会议室自习，会议室是木地板和木桌椅，桌椅很多。那天突然桌椅全啪啪啪的响了起来，声音特别大，有如万马奔腾，人也站不稳了，后来才知道是地震，可一二楼的确没多大反应。那一次我吓着了，以后听到地震就紧张。刚到妹妹楼上睡的两天晚上，睡得正香，突然听到排山倒海的声音，窗户也在哗啦啦的响。我从梦中惊醒，第一个念头就是地震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衣服也顾不得穿就往外跑。打着赤脚站到地板上，房子也没动，妹妹还睡得香香的，原来是火车过路，我擦着头上的冷汗又爬到了床上，第二天告诉妹妹，两姐妹又抱着肚子笑得蹲在地上。
搬来疗养院住我也不在饭店吃了，宁愿多花点钱自己开火。中午也走路回疗养院来，从服务站到妹妹这里最少要走半小时，我是走回来吃完了饭马上又走回去上班。那时物价很便宜，肉才几毛钱一斤，1984年才涨到一元钱一斤，我和妹妹都不愿把时间放在吃上，天天就买三毛钱一斤的猪筒骨，骨头上也有很多的肉，为了方便，我们买了一个100瓦的电炉，上班时把骨头用小火炖上，吃的时候再放些蔬菜煮上，用辣椒水沾来吃，简单而营养。但最多的时候还是妹妹在食堂买来吃，因为是疗养院，只要有疗养病人在，食堂就得开火，疗养病人的生活开得特别的好，都是买市场上最好的菜，他们补助多，天天大肉大鱼的吃，那时还没有吃海鲜的说法，只是鸡，鸭，鱼，肉。疗养院的医务人员自然可以沾些光，妹妹每餐打一份两角钱的肉就有一大碗，我两姐妹都吃不完。
晚上我也不去饭店了，就在疗养院玩，很快就和妹妹单位的人们混熟了，人们不叫疗养院为院，叫它疗养所，管那里的院长叫所长，妹妹本来就爱笑，可我比妹妹更开朗，从医生到所长都爱和我说笑，我也没有生疏感，很快溶入了这个环境。疗养院门前不远有一条小河，一年四季都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星期天我就和妹妹哼着小曲上河里去洗衣服。我虽然留在了服务站，可我比以前聪明了、识相了，除了谢叔指明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