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战地记者的布鲁克斯善于利用历史来影射现实。作者自己曾明确表示：这本书的写作有自己对伊拉克战争的复杂心情作背景，玛米的视角很好地传达了公众心中的挫折感、痛苦和混乱。虽然作者并不认为《马奇》是一部战争小说，但她对战争的抨击显而易见：“如果战争可以说是正义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正义的。”但马奇所到之处，到处是邪恶，到处是暴力。北军一个颇有人缘的士兵在一次战斗中丧生，为了报复，上校竟然下令把周围的建筑付之一炬，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百姓的财产。马奇提出异议，上校马上恼羞成怒，从此不仅再也不去参加他的布道，见面也形同路人。
北军士兵肆无忌惮地捣毁平民财产，侮辱良家妇女，马奇看不下去，制止了士兵的胡作非为，但上校却指责马奇作为随军牧师，不能与士兵搞好关系，并借口把他调离部队。作为正义之师的北军士兵的野蛮、邪恶与其种族主义行为，与一百四十年后打着自由民主旗帜公然侵略伊拉克的美国士兵惊人地相似，无数无辜的伊拉克平民百姓在这场战争中伤亡，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马奇》一书的问世与布鲁克斯作为战地记者的经历不无关系。该书同样传达了作者一贯的主题：战场上的男人和守候家园的女人之间难以弥合的隔阂。在《马奇》中，作者通过变换叙事视角的手法很好地传达了这个主题。
小说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的后两章中，都是马奇的第一人称叙事，但在第二部分的前四章，小说转为玛米的第一人称叙事。尽管这部分只占全书五分之一不到，但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玛米关于自己与马奇的夫妻生活以及马奇参军的叙述几乎彻底颠覆了马奇的叙事，从而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这对夫妇婚姻中的问题以及夫妇之间的隔阂，对马奇的理想主义倾向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布鲁克斯借古讽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奇》一书获得2006年普利策小说奖当之无愧。
２００６年法国文坛概览
胡小跃
近十年来，每年年底都替《译林》“盘点”法国文坛。年年岁岁书不同，感觉却相同，而且越来越强烈：法国当代文坛真的要打强心剂了。２００６年，由于有较多时间在法国，有机会接触到法国文坛的一些名人名家，谈起这个问题时，大家都深有同感，著名作家里夏尔·米勒甚至不无危言耸听地断言：法国文学已“离死期不远”。龚古尔奖评委会主席夏尔鲁女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承认法国文坛疲软，只是，她相信这是暂时的，“法国仍有许多不错的作家”。但她向我推荐的作家，多为“外籍军团”。如果说这几年法国文坛尚有一些佳作，大多出自他们的笔下，移民法国的外国作家和海外的法语作家撑起了法国文坛的一大片天。
利特尔现象
美国作家乔纳森·利特尔在法国的崛起，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2006年的
法国文坛，如果没有利特尔，本会平静当然也会平淡，因为“文坛杀手”乌勒贝克躲在爱尔兰不再出来制造热点。虽然“秋季书潮”的书依然一年比一年多，但似乎没有脱颖而出的杰作。老作家仍在耕耘，但已力不从心，当红作家也在努力，却难再造辉煌。虽然法国各方一直致力于扶持和培养新人，可新人新作的情况跟往年一样并不容乐观，往往还没有浮出水面就已死去。《母猪女郎》的传奇已过去十年，新诺冬让人望穿双眼。然而，２００６年法国文坛的最大新闻还就出在处女作中，只是，它的作者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用法语写作的美国人，现在还不住在法国。这个叫利特尔的年轻人轰动法国乃至欧洲的处女作可以说与法国毫无关系，它写的是二战中德国人的事，采用的是典型的美国式叙述风格，九十万字的篇幅把那些往往以七八万字的小说充当“长篇”的法国作家挤得“无地自容”。法国有记者戏谑说：法国人今年读书的数量将明显减少，因为利特尔的《善良者》将以一当十。
让法国作家望洋兴叹而且很可能心生妒嫉的是，《善良者》罕见地同时入围法国六大文学奖，最后竟夺得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而它的销量在获奖之前就已达到二十五万册，之后不知还会翻上几番。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它的版权在德国和美国都卖出了天价，在其他国家包括在中国也引发了激烈的竞争。法国评论界对作者及其作品更是赞不绝口，甚至把利特尔与托尔斯泰、福楼拜以及斯丹达尔等大作家相提并论，《费加罗报》认为该书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新观察家》也说：“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哪位作家刚出山就有如此勃勃向上的雄心壮志，如此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如此入木三分的尖锐洞察力，如此摄人心魄的文字掌控力。”
利特尔现象并不是孤立的，２００６年的法国文学大奖有一半多都被外国作家夺得。获勒诺多奖的是刚果作家阿兰·马邦库，他的《豪猪的回忆》充满了奇幻色彩，讲的是一头名叫古木巴的豪猪的历险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人性的世界，那里有争斗，却没有陷害，有残杀，却没有阴谋。加拿大女作家南希·于斯东的《断层线》获得了菲米娜奖，小说中的故事相继发生在美国、德国、以色列和加拿大，作者通过一家四代四个六岁孩子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南希已在巴黎居住了二十多年，《断层线》是她的第十一部小说，用英语写完后，她自己译成了法文。出生于突尼斯的索尔·沙兰东是法国《解放报》的记者，以采访北爱尔兰、阿富汗、黎巴嫩等地而闻名，曾获新闻大奖，现在获得美第契奖他尤其感到高兴。他的《允诺》写的是七个不同职业的朋友信守小时候许下的诺言，几十年来如一日，每天轮流去村边看望和照料一对孤独老人。这是一个有关“博爱”和“许诺”的故事，他们的忠诚和信念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格外可贵。
女作家撑起半边天
如果说外来作家占据了法国半个文坛，女作家则撑起了半边天。阴盛阳衰在法国文坛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法国的女作家比男作家争气得多，阿梅丽·诺冬已连续十五年走红文坛，虽已现疲态，但仍未让读者失望，她的新著《燕子日记》一如既往地登上了畅销榜，这本薄薄的小说讲述一个三十岁的职员，由于失恋而发疯，并因此失去了工作，但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目前精神状态的工作：雇佣杀手。他杀人时毫无感觉，任务每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他不是产生了新的杀人冲动，就是渴望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一天，他受雇谋杀部长一家，窃取公文包。取得公文包后，他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女孩的私人日记，那都是爱情的记录。从此，他的行为变得古怪了，感觉到了以前从未感觉过的幻象。他内心孤独、愤世嫉俗、没有善恶观，但他被爱所感化了——正由于失去了爱他才发了疯，才去杀人。
卡米尔·洛朗丝属于后发制人的女作家，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在男人的怀抱里》让她一举成名，后渐入佳境。她的新作《不是你，也不是我》讲述了一个电影导演无意中在电台听到广播小说《我死后的男人》，奇异的故事让他立即产生了将其改编成电影的冲动。他设法联系到这个女作家，女作家经过再三犹豫之后，终于通过电子邮件向导演讲述她的故事。洛朗丝的文笔总是那么细腻，她在缓慢地梳理过去的回忆，叙述中浸透了无尽的忧伤与苦痛。
娜塔丽·兰斯是一个被我国读者忽视的女小说家，她当过演员、记者和电视台的制片人。处女作《相依为命》受到高度好评，被龚古尔奖评委会原主席努里西埃认为是“一本奇异而迷人的书”。萨冈生前也对她钟爱有加，说：“娜塔丽的小说十分独特，她的语言非常老道，让人以为这是个老作家。”兰斯的许多小说如《最后的天使》、《巴尔塔斯之梦》都很畅销，她的新作《别人的影子》也不例外，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欧洲科技发展迅速，种种发现和发明使旧观念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怀疑理性主义，热衷于探索超自然现象。小说写年轻的女医学博士泰丝接到舅舅埃弥尔的来信，要她去伦敦给舅妈布朗什看病，但她发现，面对舅妈的种种奇怪症状，她的知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渐渐地，她陷入了怪异而可怕的气氛中，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意识到现有的科学技术并不能解答一切。
克里斯蒂娜·安戈是一个敢于闯禁区的女作家，但《约会》不像以前那么惊世骇俗了。这是一部让人心跳的爱情小说，书中的许多线索互相纠缠在一起，围绕着两个男人而展开，一个是银行家，他身上有作者的父亲的影子，安戈试图通过这个人物再次探索那种特殊的父女关系。而叙述者与男演员的关系就要明了多了，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他要她用笔记录下他们的爱情，让他们成为她小说的主人公，于是生活与写作齐头并进了，写作成了他们生活的本身。
杜拉斯与“O的故事”
杜拉斯似乎与《O的故事》扯不上边，不过，纪念杜拉斯逝世十周年和法国首次推出《O的故事》的作者多米尼克·奥利的传记，构成了2006年法国文坛上的两件大事。杜拉斯去世后，法国出版了不少关于她的传记，但事实出入较大，矛盾之处颇多，这些矛盾有的是杜拉斯的作品造成的，也有的是杜拉斯本人一手制造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记者和传记作家不负责任的臆想和猜测。让·瓦里埃力图澄清事实，他的《这就是杜拉斯》是至今为止法国最厚也是最权威的一部关于杜拉斯的传记，上卷六百多页，从1919年杜拉斯出生写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下卷从1945年写到1996年杜拉斯去世，要到２００７年年底才能出版。作者追求作品的准确性，甚至不相信杜拉斯自己所说的话，只信事实和自己的研究考证和调查。与此相配套，让·瓦里埃还出了一本《杜拉斯——一生如同小说》，这是一部大画册，文字不多，书中有大量的图片和杜拉斯作品与书信手稿。作者为了编这本书，整整花了九年时间，调查了九年，修改了九年。瓦里埃曾是法语培训中心驻纽约的负责人，二十多年前在美国遇到杜拉斯后，两人便成了朋友，常有来往。同为杜拉斯生前好友的阿兰·维尔贡德莱现在是法国杜拉斯研究会的会长，他到杜拉斯的家乡和越南杜拉斯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进行了实地考察，写了《沿着杜拉斯的足迹》和《有一个叫做杜拉斯的地方》两本书，完整地勾勒出了杜拉斯一生的轨迹。
“圣伯努瓦路５号，４楼靠左”，这是杜拉斯在巴黎拉丁区的住址，她在那里住了几十年，她的许多故事和作品都与那个地方有关，让－马克·图里纳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图里纳二十四岁时曾勇敢地写信给杜拉斯，请求杜拉斯允许他把《劳儿·V。斯泰因》改编成电影剧本，遭到拒绝，但这一封信却开始了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友谊。图里纳不但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而且与她的儿子乌达及其父亲马斯科罗结成了好友，成了圣伯努瓦路５号的常客。《圣伯努瓦路５号，４楼靠左》讲述了作者二十多年中与杜拉斯一家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和谐。图里纳发现，他所崇拜的杜拉斯有时是那么乖戾，那么不可思议，那么难以相处。不过，他不像雅恩，不是杜拉斯的情人，受不了的时候他可以逃跑，可以远离。他在书中展示的是“一个热爱文学与电影的青年与20世纪下半叶一个神圣的名字之间的真正友谊”，讲述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杜拉斯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作为名人的杜拉斯的光辉历史。
多米尼克·奥利是半个多世纪前法国著名的评论家，也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委员和《新法兰西杂志》的主编，但直到几年前人们才知道，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情色小说《Ｏ的故事》竟是她化名所作。安吉·大卫，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姑娘，现在就在奥利当年工作过的杂志社当编辑，她被奥利的故事所吸引，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了关于奥利的大量资料后写了一部厚达六百多页的传记《多米尼克·奥利》。这是法国历史上关于多米尼克的第一部传记，作者围绕着她的文学活动和社会关系，通过信件、文章、序、评论、译文、选集、回忆录、资料和她的小说，不但揭示了奥利这个２０世纪文学史上最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