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荫柏说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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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荫柏说西游-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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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大约做了一年半的县丞,为征粮事得罪了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撤职罢官。吴承恩被解除系狱罪后,有“荆府纪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这是安置闲散人员,挂名拿干俸,或对赃吏从轻处理的一种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就弄清楚了,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便退官回淮安,并未去湖北赴任。此后,吴承恩放浪于诗酒间,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林下,未能在仕途、政业上“有所树立”,含恨而逝。吴承恩结识的权贵有胡宗宪、李春芳、高拱、徐阶、赵文华等人。结识的社会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归有光、沈坤、朱曰藩、陈文烛、黄姬水等人。 
  吴承恩因“家贫无子”,逝世后“遗稿多散失”,后来由宦归的表外孙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同治《山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二》),即《射阳先生存稿》。同乡好友陆遥收其遗文,张清溪、马竹泉手录其遗稿。晚辈吴国荣、张以衷、蔡翰臣参加了整理出版《射阳先生存稿》的校刻工作。此书在清初时“刊版不存”,吴玉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极渝敝,后来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山阳志遗》四),这是最完备的本子。后来,不仅《续集》不见了,四卷刻本也难以寻到。在乾隆四十二年,吴进仅见到一个残本,遂从中录出古文十六篇刊出,即《射阳先生文存》。直至一九二九年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原刻本《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九三〇年铅印问世。至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则是在他仙逝约十年后托名华阳洞天主人校订出版的,即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怀才不遇吴承恩(2)    
  社会环境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未能在政治上奋进,却是一位长寿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岁,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正所谓五朝弊政皆亲历,壮志功名未遇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时期,帝王荒淫无恥,昏庸腐败,朝廷权奸握柄,朋党林立,互相倾轧。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如弘治年间的李广、蒋琮,正德年间的刘瑾、万历年间的冯保均为太监,其中尤以刘瑾阉党气焰最嚣张,以致北京城内流传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详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00“内臣”)。严嵩是嘉靖年间大权奸,严嵩父子曲意媚上,贪鄙奸恶,窃权弄柄,当时曾一度握过大权的夏言、徐阶等人,也不是善良之辈。在明代皇帝中,武宗极好色,除立“豹房”令四方献美女供其淫乐外,还常常带兵外出寻欢作乐,“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明史·谷大用传》)。以致他每临幸,“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市肆萧然,白昼户闭”(《明武宗外纪》)。世宗不仅穷奢极欲,多次大选宫女,还想吃灵丹妙药,长生不老,于是“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辈,纷纷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或被封为真人、国师,获取高官厚位,或赐庄田、金银,享受优厚俸禄。他们出入皇宫,深入禁地,“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倖传》)。世宗从小崇道,天天往西苑炼丹修道,自“壬寅宫变”,几乎被宫女勒死后,自称尘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视朝政了。而道教得势,佛教即受到排斥,这些隆贵的真人、国师在《西游记》中留下了暗影。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抨击朝政,力图革新,结果被杀、被囚、被贬,更兼以东、西厂、内厂以及锦衣卫编织成庞大的特务网,到处出没,残害无辜,有些人往往因为一言半语获罪而横遭虐杀。《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车迟国之“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的情景,正是对明代社会的揭露。监禁、酷刑、苛税几乎威胁社会各阶层人的生存,那冷酷险恶的政治气流,不消说是普通的百姓,就是士林也噤若寒蝉。在这黑暗、沉滞、恐怖的时代,吴承恩亲眼看到整个社会: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并尖锐地指出这是“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二郎搜山图歌》)的社会,这恶浊的现实“匪独天数也,人亦与有责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并,赋税的加重,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使经济破坏,天灾人祸到处出现。吴承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又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耳闻目睹过一些民众奋起反抗政府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没有公开表示过对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卓吾称赞林道乾(见《焚书》卷四《因记往事》),但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种同情,甚至共鸣,这在塑造《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迹。 
  在社会衰败、动乱的景象中,又连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抢,战火不息,民生涂炭。当时,北方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部兴起,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史称“小王子”,势力更强,屡次率兵侵入内地。因为明朝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明史·丁汝夔传》),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在世宗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严重情况。在东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纪就开始侵掠,因明成祖永乐年间,辽东望海涡战役中,倭寇被明总兵刘江率领的军队一举全歼(详见严以简《殊域周咨录·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不敢大规模骚扰。至明世宗时,倭寇因与沿海豪强富商勾结,又猖狂起来。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他逮捕了一些与倭寇有联系的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积极练兵,堵击倭寇,取得实效。不料触动了“闽浙大姓”的利益,受其诬陷,竟致下狱,被迫自杀(《明史·朱纨传》)。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而倭寇更加猖獗。严嵩当政时,其义子赵文华奉命督视海防,倾陷御倭督臣张经,严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激起人民极大愤慨。吴承恩目睹国家多难,权奸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惨遭杀害,以致无力抵御外侮,遂在《重刻金陀粹编序》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飞之死,唾骂“奸邪误国”之秦桧,寄托自己复杂的哀思。在《西游记》十四回之后,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再降妖除怪,恐怕也有所寄托。    
怀才不遇吴承恩(3)    
  思想心声 
  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出现了王艮、李卓吾等反对封建传统守旧思想,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提倡个性解放(“造命”),反对统治者过多地干扰民众,过分地用严刑峻法和封建礼教束缚人民。这种强调个人作用,反对和命运妥协,认为人应该有改变环境的大胆思想,对于吴承恩这颗不愿受世网羁勒的心产生某种心灵上的共鸣,并唱出异样的歌调。社会黑暗沉滞,个人际遇坎坷,这不能不使才华横溢的吴承恩,胸中激荡着悒闷的风雷,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不胜感喟道: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这种愤激的情绪不仅在他的一些诗文中时时流露,也被他融入《西游记》的创作之中。在谈及自己的处境时,他不止一次地自嘲说:“春秋已壮,尚泣牛衣。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答西玄公启》)在《贺吴春洲举善障词》中,他仰天悲歌: 
  世涂颠倒,叹万事纠纷,更无分晓。龙杂常鱼,鳞群野兽,鸾凤混同凡鸟。 
  他身居卑处,屡遭压抑,心情凄楚感伤,但他又傲骨天然,决不肯为改变境况“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选集叙》),因此“上不能鸣钟佩玉,纪竹素于麟台;下不能带索披刍,激薪歌于豹谷”,一直“处囊中”未能颖脱(《答西玄公启》)。他无情地嘲笑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看透了他们心灵卑污: 
  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息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在恶浊的环境中他孤高自许,不随波逐流,在《对月感秋》之四中傲然述怀: 
  群生总如梦,独尔惊豪杰。 
  大笑仰青天,停杯问明月。 
  在《赠沙星士》中借颂这位隐士而曲笔自况: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他虽常说自己如“孤鹤野云”,愿做“尘世”的”颠仙”,其实他并不能真正超然物外,涤除尘世之念,故当他回忆起师长葛木、王凤灵对他的慰勉与期望时,不禁悲鸣: 
  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前葛公。 
  ………… 
  骏骨谁知马首龙,卑飞不免鸦嘲凤。 
  潞河冰尽春帆开,隔年重上黄金台。 
  舒颜就教恍疑梦,执笔佥凭犹自猜。 
  (《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 
  从上述诗文中不难看出,这位“艺则须高天下人”(《后围棋歌赠小李》)的大作家,是位极有理想抱负的人。吴承恩多么渴望自己能像“八百开周,三千定殷”(《太公赞》)的姜尚那样匡世济时,大展宏图,可惜他生逢昏暗之世,又遇昏庸之君,更无人拔擢,再加上周遭是恐怖杀伐气流,于是他只好将满怀悲怨放浪于诗酒之中,以寻求精神上的麻醉和解脱。在百无聊赖的苦闷生活中,这个曾为几个世纪人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题材——西天取经故事,遂与他的心境沟通,产生了某种共鸣,使他将满腔悲恨,毕生理想,凭借着“善谐谑”(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的本领,把自己卓越才华和一生心血倾注到《西游记》创作之中,用这神话传说的奇幻酒杯,寄托自己的襟抱,一浇胸中块垒,正如他幼年时绘画的天鹅,传说中的天鹅,在临终前唱的一曲美丽而悒怨的歌。    
灵石传说流千古(1)    
  《西游记》与中国古代的灵石传说结下甚深的情缘,小说中第一主角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从灵石中产生的。 
  《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即开篇明义描写道: 
  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 
  由此可知,孙大圣是从上古时一块仙石,按照阴阳八卦、九宫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节气所置,又受天地之精华而蕴育的仙胎生出来的,是仙石的子孙,是得天独厚的,是深受古代灵石传说的影响而被塑造出来的。 
  灵石传说流千古有关灵石的传说源于远古时代,是“图腾崇拜”的一种遗痕。“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远古人对大自然有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自然现象与自然力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我们的生活,于是就把它奉为神灵祭拜与祈祷,并进而认为其中某一种为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尊奉为本氏族的“图腾”。其对象有动物、植物、无生物,甚至男女生殖器等,凡是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都可成为“图腾”。 
  在汉·刘安《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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