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看得到，可以充分理解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将是一个好年头。我们有些专家警告说，通货膨胀的危险或者说生产过剩，过剩又是和膨胀相反的一个趋势。这种威胁确实都存在，确实什么时候人们发生血压高或者血压低的可能性都存在的，但是我们总体的判断，中国处在一个良性增长周期中的上升阶段、上升过程中，这个理由我想是有根据的。
但是不是说，中国经济到2004年，我们就一味向好，大家不用太担心了，从此只要按部就班走就可以了，我想也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还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个辩证法的世界，就是一个确定和不确定反复交替的世界。如果观察中国2004年，和此后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我建议大家关心“四率”。我们开汽车要换“三滤”，经济运行要观察“四率”。哪儿“四率”呢？通货膨胀率、利息率、税率、汇率，这四个指标。
通货膨胀率、利息率、税率、汇率，从目前看，这四个方面的指标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任何一个不确定因素导致的这其中任何一个比率的变化，都可能对经济运行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从1998年以来，中国的物价水平，到2003年末，有三分之二是在负增长区间运行，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负增长，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微弱的正增长和零增长。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没有通货膨胀，而且处在一个通货紧缩的这么一个比较长周期的趋势内。
从2003年的物价总水平看，和2002相比，我们仍然是微弱的正增长，估计全年和2002年相比，也不过只增长0。7％到0。8％，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在最后两个月中，物价上升的趋势已经明显显现了。比如11月和2002年的11月，这个月度的同比，和一年前相比，增长了将近2％。这个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影响了社会财富在很多方面，很多经济关系中的分配比例关系的，城和乡之间，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很重要的比例关系。
目前看，我们的通货膨胀率究竟向何处去，应该说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根据之一。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在某些局部领域中出现了供不应求，如同大家所熟知的，在第三、第四季度更为明显的，比如说在能源，另外还有其它一些领域，也有类似的苗头，比如说粮食。但总体上，我们目前判断，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对比关系，仍然是供大于求。我们并不由此判断说，中国就已经处在通货膨胀，可能出现在边缘了，2％的物价增长率也仍然是良性区间，3—4％物价的正增长率，也仍然是正常的通胀区间。
但是我们想在这通胀率影响下的，我刚才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关系就可能出现变化。比如说，人们在通货紧缩的时候，通常会努力地“以货求币”，把手里的东西卖掉，换成货币。因为人们认为，比如说我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今天卖了比明天的价格高。通货紧缩的时候大家多努力“以货求币”。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都努力的以币求货，人们认为今天买房子比明天一定划算，今天买入黄金、首饰保值，一定比明天更有利。这实际上都是人们在趋利避害的来规避这种利益关系调整的一种自然选择。
陈 淮：不仅通货膨胀率存在着不确定，通货膨胀率影响下的利息率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确定。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以及我们贷款利率，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周期，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历史低位中运行。这个利息率，实际上是和通货膨胀率密切联系在一块儿的。如果物价的增长水平超过了利息率，我们就说，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相比已经是负利率了，那么显而易见，就有可能出现利率向上调整的可能。特别是请大家注意到，从200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出台的政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利率的这种市场化程度上，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权。比如说他可以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有70％的上下浮动余地，那么利率这个杠杆可能变得更为灵敏，对经济运行的情况反应可能更为充分。特别是利率，还是一个影响其它社会生活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想同学们，很多人在座的有学经济的，为什么我们在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国债没卖出去，停发了，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利率可能会向上调整。为什么利率向上调整的时候，人们就不买债券呢？因为利率向上调整，债权在二级市场可能会跌破面值。我简单举个例子，我现在买年息为3％的国债，假定这个国债的利率不调整，我买了半年之后，银行的利率调到4％了，那我这个3％的国债就变得不值钱了，在二级市场上它就会贬值。如果是长达20年周期的国债，长周期的，那在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它可能有很大的折扣，风险非常之大的。这实际上已经显示出，市场的参与者对利息变动敏感的预期了。
利息率更是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很重要的杠杆，而且利息率和汇率还联在一块儿。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比美元高一倍还多，如果中国的物价水平上升，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相应的比对于通货膨胀率向上调高利率，对不对？要不然它就变成负利率了。但是如果我们向上调高利率，人民币的利率和美元的利率相比差距更大了，老百姓也好，国外的持有货币的人也好，一定会努力的把他的外币换成人民币这种本币。
王鲁湘：热钱多了。
陈淮：套取利差，因为我把钱存在美元上头，同样的这个价值量上头，我的收益是0。8％；我把它换成人民币，存在人民币这种情况下，我的年投资收益率是1。6％，或者2。4％，可能比美元高一倍，甚至两倍。当然人们就会有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而人民币就会有升值的压力。可见利率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不确定因素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大家知道，利率向上的时候，无论任何意义上，它客观上都是对投资的一种抑制，对消费的一种抑制。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叫“机会成本”。当利率上调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认为，我现在把钱存在银行，比买东西划算。利率下调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存钱不划算，应该花了更合适。对消费也是一种抑制，存款利率上调，贷款利率势必上调，势必上调就会紧缩货币供给，就会对人们投资意愿产生一种抑制，这些都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这种不确定因素确实存在。
第三个方面我们说到汇率。汇率的问题从2003年初期起，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这种说法，始终在媒体中沸沸扬扬的，不断地有声音出来。实际上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确实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对美国和其它一些经济体，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再比如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确实比较迅速，1980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是7亿美金，到2000年末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970亿美金，差一点儿不到2千亿。又过了二年零十个月，到2003年10年末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0年末高位基础上翻了一番还多，超过4000亿美金。
这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确实是我们综合国力增强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给币制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但是光说一头的话是不充分的。我刚才说到，我们过去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头的物价水平，有三分之二是负增长，有三分之一是零增长和微弱正增长。更通俗地说，老百姓在1997年末一块儿钱能买到的东西，如果按照正常的物价上涨水平，比如每年3—4％，你现在需要拿一块三，或者更多才能买到，这是合理正常情况下。但现在实际情况是，1997末一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你9毛5，甚至9毛钱就可以买到，这意味着相对于购买力来说，人民币在过去五年到六年中，已经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升值了。这是一个因素。
再一个，在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关心经济的同学们可能注意到，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都有一个大幅度的贬值，已经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贬值。美元贬值之后，已经在一个很低的低位运行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下一个周期美元再对这些世界主要货币再升值，那人民币就变成一个升值加升值了，就可能对我们出口，经济增长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币制变化，并不意味着单一的是坏事，任何时候的币值变化都是两重的。比如大家出国留学的时候，交外国学费要用人民币攒钱的话你就变得非常划算了。但是我们特别提醒，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远没有达到日元当年大幅度升值的时候，美国对日本施议《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组数字。在1981年，日本卖给美国多少万辆汽车？396万辆汽车！从美国进口多少万辆汽车？不到一万辆汽车。进出口的不平衡是400：1，差不多。中国2002年，2003年数字我们还没看到，汽车业应该有个大的发展那一年，叫“汽车元年”，也有出口，中国出口多少辆汽车，2000辆而已。也就是说，大家不要通过我们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过高的估计中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我们远没有到日本当年货币大升值的那个阶段上。所以，保持我们币值稳定，可能还在一定阶段对我们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是汇率。
最后一个我们说说税率，税率2004年也存在很多变数。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讲堂的时候，大家已经听说一个信息，我们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进口关税总水平，将会比2003年进一步降低，到10。4％的水平。而且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降低关税壁垒这件事上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比我们答应的时间表，我们总是在快半步这样一个节奏上，而不是往后拖延了半步上，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用税的杠杆，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在过去一年也有很多明显的表现。我们相信新一届政府在2004年，还会动用这个杠杆。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规模调整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第一次，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存量的资源。第二次用收入和收入相联的税负资源，我们来调整和农民的经济关系。在“非典”中，我们非常果断地用减税，用减免税负的办法来扶持一些受打击、影响严重的产业，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税的问题，在目前来说动作可能是最大的。大家也还听说一个消息，从2004年1月1日起，我们为了推进内地和香港之间更紧密的经贸关系，香港本地产很多产品运到大陆来卖的时候，可能采取零税率，零关税率。这些都可能改变我们目前已有的市场竞争格局和分工态势。
税的问题讨论得目前比较尖锐的问题比这还要多一些。比如说人们正在讨论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合并问题，原来我们企业的33％所得税，这是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有几免几即减，也可能合并成，将来合并的话，平均总税率可能会有一个变化，趋向于降低的变化。再加上，从2002年以来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起点的问题，也已经是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引起广泛讨论。税率，已经成为影响调整我们经济生活、经济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而且即使受客观上的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也是新一届政府调整经济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举措和工具。所以我说，如果有不确定，有变数，变数从哪个表上能看出来呢？我们从通货膨胀率、利息率、汇率和税率，“四率”中看出来。这“四率”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的去仔细研究，研究它和经济运行的关系。
我们刚才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总是有不确定因素的，当人们一致认为它非常确定的时候，很可能变局就会来了。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预测，21世纪初世纪之交将是亚洲的年代，环太平洋地区将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众口一词说的时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酝酿的时候了，我们想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我们现在及早地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认识到，也可能恰好是我们良性增长的，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因素。
我想我有这么多意见贡献给大家，仅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