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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犹大，当和奋锐党人的政治思想斗争失败后，他的内心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小说细腻而真切地描述了这种心理变化，经历了——（1）开始，犹大颓然了。“那眼睛里的火焰就像灯火似的在顷刻间熄灭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6页。他陷入一种忧戚的孤独里。（2）接着，希罗底和他秘密地相恋，以及流落到迦萨的一段爱情生活，给了犹大莫大的慰藉，甚至他觉得“一切青年的野心、抱负也像一阵海风似的吹到无极”。同②，第87页。（3）不久，犹大自己也“终于发现他并不是能够完全地耽溺在情热之中的人”同
③。。他深深地爱着希罗底，这浓过烈醇的爱，却也不能抹杀他的困惑，他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心是寂寞的”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8页。。在不知不觉中，他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4）当犹大在旅行中遇见耶稣以后，他重新为生活拾得一个目标，返回迦萨的日子，他和希罗底不仅彼此都感觉到爱人的幸福，而且他们两个灵魂合而为一了。爱情的情热和革命的热情交汇在一起，一扫往日孤独的种种悲绪，使生命鲜活了起来。
在这里，改革或革命事业和个人的爱情的关系，作家的描写适度又到位。那就是，失败后的孤独急切地需要爱情给以抚慰和力量；而仅仅沉溺于爱，又不可能解开孤独的愁绪；只有两者汇合到改革或革命的事业中去，这个人才有生气，孤独感才会被幸福感所代替。
（四）
陈映真早期小说人物的人生踪迹，他的早期小说人物的心理特征，以及由此而曲折地表现出的作家自己精神孤独的心理，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郭沫若早年曾说，他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的。陈映真也通过自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台湾社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的某些些本质特征。
就陈映真的孤独的意义而言，我们还很容易想到早年的鲁迅。
了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人，都知道，早年鲁迅有过两次战士的孤独。一次是，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绍兴，鲁迅目睹一片复辟的景象，像是看见新漆在剥落，意识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怀着无限的感慨，鲁迅走出来再“寻异路”，然而，南京，北京，现实依旧。那是一个桃偶已经登场，复辟势力甚嚣尘上的年代，鲁迅的心境颇为悲凉。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失望甚至颓唐，促使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整理古籍读佛经上面。这样的生活，使鲁迅感受到了未尝经过的无聊。开始，他还不知其所以然。后来，鲁迅想到，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可以使他前进；遭到反对，能够激励他奋斗；惟独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之荒原，无可措手足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非常悲愤。然而，愤懑何益呢？切身的体验使鲁迅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于他太痛苦，他于是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甚至差一点再也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了。在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里，鲁迅甚至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鲁迅：《日记（一九一七）》。《鲁迅全集》第15卷，第273页。可见鲁迅的心情坏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样的寂寞是难以忍耐的，不可不驱除的。鲁迅又毕竟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和悲哀了。他，毕竟是那时的中国的一位勇敢的“革命党之骁将”，先进的“精神界之战士”，风暴就要来临，时代在召唤他放下碑帖和佛经，驱除这寂寞与痛苦，丢掉那怀疑与失望，再拿起他那战斗的笔，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中大声呐喊的鲁迅。他，终于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18年8月20日，在写给挚友许寿裳的信里，鲁迅就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鲁迅：《书信（一九一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6页。不久，他和新文化战线的先驱者们一起用战斗迎接了光辉的五四。
然而，历史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不久又走向了分裂。《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又一次经历这样的变化，使得鲁迅感到，他自己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界寂寞了，当年鏖战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旧战场平静了，北京城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两军对阵，仿佛只留下自己这一个战士，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的道路何在？新的战友在哪里？它只能独自追求和探索。这样的心态，鲁迅所作的深刻的自我描绘就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第156页。好在，这时的鲁迅，即使是在沙漠里走来走去，也还要上下而求索，也还要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战斗的意志虽然冷得不少，却也不放下武器。很快，他又坚忍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了。
如果，这种战士的孤独，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道路上带有某种规律性，或者说，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那么，陈映真当年的孤独就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了。时局使然，陈映真和鲁迅一样，既不是神，它可以“先觉”，却不是唯心主义意义上的“先知”，作为人，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的、时代的、思想的、认识的，甚至阶级的，种种的局限性，他就难免这样那样的怀疑，悲观，孤独，乃至失望。好在，和鲁迅一样，陈映真也是战士，而且是各自的时代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别人难以替代的战士。在一时的怀疑，悲观，孤独，乃至失望之后，必定是再度的奋起，必定是新一轮的反抗着、呼啸着前进！
台湾社会变革的历史，台湾文化生活发展的历史，台湾文学变迁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五、有点亮色——读《将军族》和其他
《将军族》这篇作品一发表，便受到广泛的注目，奠定了他在短篇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人物的鲜活跳蹦，理念与情节的融合无间，深刻的悲悯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齐益寿（《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第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0页。）
1963年9月，陈映真在《现代文学》18期上发表《文书》。1964年1月，又在《现代文学》19期上发表《将军族》，6月在《现代文学》21期上发表《凄惨的无言的嘴》，10月在《现代文学》22期上发表《一绿色之候鸟》。1965年2月，他在《现代文学》23期上发表《猎人之死》，7月在《现代文学》25期上发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1966年9月，还在《幼狮文艺》153期上发表《哦！苏珊娜》，10月在《文学季刊》1期上发表了《最后的夏日》。到1967年1月，陈映真在《文学季刊》2期上发表了《唐倩的喜剧》，4月在《文学季刊》3期上发表了《第一件差事》，7月在《文学季刊》4期上发表了《六月里的玫瑰花》。
这几年，陈映真小说的基调开始发生变化。
那是1962年，陈映真按规定去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故事和悲惨命运，极大地震撼了他，让他感性地深入地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播弄”许南村：《后街》。。《文书》、《将军族》以及1979年才发表的《累累》，就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产物。1963年，陈映真退役，当年9月进强恕中学执教，任英文教师，前后共两年半。1964年，陈映真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朋友的无私而真诚的帮助，他在知识封禁的台北，才能读到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各种新潮书籍。这些书籍不仅扩大了他的知识视野，也让他时时感到自己在用一种新的视点观察问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几位年轻的同伴组成了一个以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有关现代中国革命书籍为主的读书会。
在《后街》一文里，陈映真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1964年，自己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自己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的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各种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1965年，陈映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还翻译了大正末年间日本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代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会增添了读物。然而，陈映真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进步，并没有使他在文学上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相反，面对铁屋子似的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反而让他更加痛苦地喘不过气来。于是，被牢牢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的年代，生活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社会环境里，陈映真思想上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就浓浓地表现在这一年创作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猎人之死》之中了。当然，这种绝望的情绪已经与以前的伤感悲愁不同了。这好比黎明前的黑暗，愈是绝望，就愈是显得陈映真的思想将要发生一个新的突破了。也就是这一年，陈映真辞去教职，就职于一家跨国公司——美商辉瑞药厂。1966年底到1967年初，陈映真和他的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推动，以读书会为基础，组织了左派组织“民主台湾同盟”。这时候，他创作的《唐倩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花》，开始明显地摆脱了往日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调，注入了一种批判的气质，增添了嘲弄、讽刺的色彩。
我们也看到，这时候的陈映真，小说创作的视线，还转向了在台湾的大陆人，更加关注这些人的境遇，关注这些大陆人与台湾本地民众的关系。涉足这方面的题材，1959年到1961年之间，他写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还有《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和《第一件差事》。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大陆人，或老兵，或军政人员，或知识分子，或一般富家子弟，等等。当然，由于作家创作作品的时间、地点不同，思想不同，作品的基调也就有所不同。
（一）
《文书》由“公文”、“报告”、“自白书”、“诊断说明书”四部分组成。其中，“自白书”是小说的主体，“公文”说明该案的性质，“报告”介绍该案的背景、疑犯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该案的处理意见，“诊断说明书”是医生对该犯病情的证实材料。办案人在“报告”的第三点说明：他利用疑犯清醒的时候，让疑犯服用大量镇定剂后，才督促他写“自白书”，三天后写成。他又拼排删修了几天，才是今天所见到的这份“自白书”。办案人对这份“自白书”的评语是：“疑犯自少颇工于文艺，惟其中仍多荒谬妄诞之陈述，语多鬼魂神秘，又足见其精神异常之状态也。虽不足采信，或不无参考之价值焉。”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0页。显然，写这个“评语”有两个目的：一是考虑到当时的台湾正是政治大肃杀时代，陈映真要以这种方法避人耳目。二是想对读者阅读这篇小说有提示的作用。这让人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的“识”中，也写了“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但是“间亦有略具联络者”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页。。错杂无伦次的荒唐言语，其间却也有彼此相互联系的思想，这，正是小说《狂人日记》的奥妙之所在。同样的，透过精神异常之荒谬，妄诞之陈述，也可略见其心结——病结，再加深研下去，即是其“疯病”的社会根源，这，也是《文书》这篇小说的奥妙之所在。
《文书》里，主人公安某疯了，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一串串的幻觉中，他失手，竟然开枪杀死了爱妻杨珠美。在“自白书”里，安某叙说了他背负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是怎么折磨他，以至于他痛苦不堪，惶恐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