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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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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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空虚的、深渊似的恐惧。 
   
  我感到一种远远比担心自己被指认出来还更大的忧虑、不安全和从骨髓里传向全身的恐惧,冷汗直流。同②。 
   
  十年后,他看到当年“十年烟云”的情景再现时,觉得“报复寻仇的厉鬼就要上门了”同②。,他认为,他“是必死无疑了”同②。。 
  第三,病情恶化——绝望而自缢。 
  在幻象中,他看:十九二十万曾以“同志”称呼过他的人,如今倒向他们的都倒向了他们,就是没有人给他一条生路,其中有人等着食他之肉,寝他之皮,甚至于,连邱月桃,一个和自己同居多年,风雨同舟,无比恩爱,悉心照料自己安慰自己的亲人,也背着自己和“台独”的医生合谋,要置自己于死地了,终于,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李清皓碰见一个头发灰白的高个子老人,竟是福建南靖师范那个案子里的张明,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硬派自己是“奸匪”?李清皓预感的事发生了,他们终于找上门来报仇了,于是,“大雨的一日,李清皓把睡裤倒着绑在浴室的莲蓬头上,把头伸进了裤裆,而后猛然跪坐下来,自缢而死”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20—121页。。 
  李清皓死后,陈映真还给了他讽刺性的一笔。写了,李清皓一向敬重的丁士魁在“新总统选情”尘埃落定的时候,也和“现在在政府中央的局级安全机关工作的许处长”合流了,彼此还说什么“时代怎么变,反共安全,任谁上台,都得靠我们”同①,第123页。。 
  看这个李清皓的人生路上的病态发展,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是,他患的是“迫害狂”病,表现为焦虑和忧悒。这些精神病症源于潜入下意识的、病人的严重内疚和犯罪意识。 
  二是,他的病源、病因、病情的发展与恶化,都和他生存的环境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陈映真笔下的李清皓,不是一般的“迫害狂”,而是政治性的“迫害狂”的病人,他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作品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三是,他的自述,将台湾几十年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不仅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共的法西斯的特务统治的反动、残酷、丑恶、黑暗,暴露了二十年来直至今日“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罪恶、残忍、肮脏、无耻,还揭示了今日台湾由“统”、“独”对峙而生的种种社会的问题、危机和人们内心的深刻忧虑。通过这种主观视角的运用,真实、深刻地勾勒出台湾分裂主义势力、“台独”势力孳生的历史,尤其是和李登辉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使揭露和批判无比有力,令人信服! 
  (三) 
  《夜雾》第十篇札记,出现了“看客”形象,写出了陈映真的深深忧虑。 
  那是在百货公司里,李清皓甩掉张明,惶恐地急走着,张明一边追赶李清皓,一边不停顿地喊着:“喂,你别走。”“你们害的,家破人亡呀!”“拦住他,他是国民党特务!”“他陷害忠良……家破人亡哟……”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6—117页。然而,“满场鼎沸的人群中皆都若无其事”同①,第117页。,“没有一个人在意张明的凄厉的叫骂”同②。。售货员照样在卖商品,买东西的人依旧专心地选购货物,情侣自顾自一边走一边说着悄悄话,几个把头发染成杂色的女孩看着他俩追赶的场面,竟然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此情此景,真让陈映真觉得不胜悲凉! 
  陈映真写道: 
   
  ……张明在声嘶力竭地向整个城市叫喊。而整个城市却报之以深渊似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难堪的窃笑,报之以如常的嫁娶宴乐,报之以嗜欲和麻木……同①,第118页。 
   
  正如前面已经论说过的,《乡村的教师》里面的“看客”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愚昧而致于麻木。《夜雾》里的这群“看客”,却是有文化的城里人,但是,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被个人的私欲,特别是物欲所侵蚀,变得可怕的冷漠而麻木。在这里,陈映真意在提示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启蒙大事,真的是迫在眼前了! 
  再看,天地万象,雾,不是由大量悬浮的小水滴或冰晶所组成的吗?空气中的杂质、污染体,往往凝结在水滴或冰晶之中,它又是一个藏污纳诟的地方。再想我们世态人生,当着“狂人”李清皓绝望地诅咒“这城市里到处漂流笼罩的夜雾”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9页。,哭诉于天地而自问“我做了什么”同①。,又无可奈何于“这笼罩着这大城市的夜雾,无所不在、阴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雾”同①。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陈映真是在劝慰人们,别怕,虽然夜雾浓重,人们毕竟不再迷茫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二、意在启蒙——读《忠孝公园》  
  林标睁大眼睛说:“我问你,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 
          ——陈映真(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8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就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写下了力作《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尾崎秀树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的台湾民众是否曾怀着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又是否带着自责去想过呢?”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間ふさ子共译本。《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尾崎秀树还深刻地指出: 
   
  倘若没有这种严峻的清理,战时的那种精神的荒废,还会持续到现在。同②,第188—189页。 
   
  陈映真深感尾崎秀树提出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他深情地写道:“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话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于是,他发自肺腑又振聋发聩地写下的呼吁和警策是: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81页。 
   
  陈映真不仅呼吁世人去做,他自己也大力去做。他做,一是继续写政论、杂文,一是重新拿起小说的笔,用艺术形象去演绎这种精神上荒废的严峻的清理。这就是《归乡》、《夜雾》和这部《忠孝公园》的问世。 
  《忠孝公园》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台湾籍的林标,一个是东北籍的马正涛。他们出身经历、教养、身份、社会角色,以及性格、命运都不一样,但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林标身上,这种心理负担的外化,就是“我是谁”的疑惑和随之而来的孤独,就是“祖国丧失”现象。 
  (一) 
  在《忠孝公园》里,林标这个人物形象,陈映真从两个层面去描写他的内心冲突。一个层面,是对国家的认同;另一个层面,是人性化的心灵。 
  林标始终生活在混沌中。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困惑,终于,最后,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无奈地然而又是愤怒地发出了质疑:“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8页。 
  原来,1944年,林标十九岁被征入伍。当时,日本殖民主义者已经在台湾全面展开了“皇民化运动”。但是,林标,林标的老父佃农林火炎,还有新妻阿女,并没有被“炼”成所谓的“皇民”。他们没有改姓氏,也不会说日本话。火炎伯手里抓的那张征兵的红单子,强调的是“日本人”来征兵的。看来,林标被征之前,至少,在心里面还是暗暗地觉得自己是台湾人。不料,被征入伍报到的那一天,日本上官宣布“诸君要作为忠良的日本国民、作为大日本皇军的一员,做天皇陛下坚强神圣的盾甲……”同①,第147页。林标于是戴着这顶“日本国民”、“日本皇军”的帽子,辗转被送到赤日炎炎的南洋前线。 
  在南洋战场上,“台湾军属和军伕确实被美军、被菲律宾人游击队当作他们所仇恨的日本人,用炸弹炸烂四肢,用子弹轰开脑袋。当台湾兵走在大街上,开店的华侨表面上堆着谄笑,但眼中深处却透露着把台湾人日本兵当作真日本人的恐惧、憎恨和嫌恶”同①,第148页。。然而,“即使需要台湾兵在南洋的战场上为日本拼命的时候,日本人也会不时地提醒台湾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同①,第149页。。台湾人日本兵,只能做军属、军伕,做些非机密性的文书、后勤事项,不能当“光荣的皇军兵士”,更不能佩戴武器。林标被小队长宫崎用皮鞋打掉两颗血牙的那一回,宫崎就暴跳如雷地对他叫骂“清国奴”。一个在日本读过中学的台湾客家人,已经取了日本名梅村。他虽然是积极报名的“志愿兵”,满脑子“日本精神”,上官也不让他去当“皇军兵士”,而只是做些文书杂事。可他并不气馁。他说,他“一定要奋力炼成”,证明他“是个优秀的日本人”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49页。。哪知,就是这个梅村,却被一个喝醉的日本兵鸡奸后,连捆带踹,厉声喝骂“清国奴,畜牲”。梅村终于用皮带上吊死了。“他的尸身静静地挂在一株横向槎出的老椰子树上,在酷暑的热带林中蒸曝了两天,才被人掩住鼻子找到”同①。。 
  面对这一切,林标的内心世界总在冲突着,日本人呢?台湾人呢? 
  等到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包括林标在内的台湾人日本兵却几乎没有一个幸灾乐祸的人”。而且还在想“‘为什么打败了?不甘心!’还有一个台湾人军属陪着日本吞声”同①,第152—153页。。 
  对于林标最大的震动,是国防省发布的战后处置决定:“朝鲜脱离日本恢复独立。台湾、澎湖列岛,返还中国。”同①,第152页。日本大队长小泉对林标他们二十几个台湾人日本军属军伕说:“从此,你们都变成中国人了。”同①,第153页。当场,他们没有说话。而林标却在苦想着这无法回答的问题:“一国的人究竟要怎样的在一夕间‘变成’另一国的人呢?”同⑤。一旦以战胜国——中国人的身份,和日本人分开,林标又觉得:“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为败战同声恸哭的立场,而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又一点也不能带来‘胜利’的欢欣和骄傲。”同⑤。 
  终于,战争结束了,然而林标却更糊涂了,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在等候遣返的拘留所里,林标听说这里竟关着一些被当作战犯的台湾人日本兵,他们监管过美军俘虏,而且残暴虐待过美军战俘。一天夜里,他听见有人轻声吟唱的日本军歌,“替天行道打击寇仇”,“我兵士忠勇无双”……这,更让林标困惑了,这批台湾老乡,是日本人吧?带着如此恼人的困惑,林标回到家乡。又没想到的是,家乡的老父和爱妻已经离他而去,他只能和四岁的幼儿相依为命,又过着往日“日出而作”的农耕生活了。 
  等到岁月又跨过了四十年,等到孙女月枝都已长大成人,当年被征入伍过的曾金海来找他了,他的生活又发生了骚动。 
  这个曾金海,在战后的70年代做盖屋的买卖发了财,到日本旅游时,和日本旧军人官士兵组成的“战友会”搭上了联系,得知,在1975年,在日本,一个名叫中村辉夫的阿美族台湾人的“日本军伕”,组织了一个“研究台湾人原日本兵士补偿问题会”,提出了补偿的问题。日本政府终于被迫表了态:日本对大战中因战死、战伤所定的“援护法”和“恩给法”,只适用于有日本国籍者。在一次台湾人日本兵的集会上,曾金海竟然说什么:“只有在那个战场上一起浴血战斗过的战友,才能体会台湾战友,是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曾经为天皇陛下尽忠效死。”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45页。还说,争取补偿的意义,不是金钱的问题,“补偿运动,是争取我辈为日本人,为天皇赤子的运动……”同①。于是,老人们为了得到日本国家的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恩给”,安度晚年,他们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日本人说过的,“日本皇军无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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