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鲁迅、文研会这样的文学传统时，陈映真从当代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特别是紧密地联系了台湾文学的实践，发扬了这个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二）
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陈映真认为，“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9页。，“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因素”同⑤，第10页。。比如，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昂扬的时代，已是欧洲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生产，不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城市，而且出现了产业资本阶级。他们和封建的贵族不一样，以新的态度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他们敢想敢做，而且想了，做了，产生了空前巨大的成果。对于新兴的工业资本阶级，“人”苏醒了、解放了。这一切就领导了欧洲的精神生活，于是，文学上有了浪漫主义，政治上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上有了亚当？斯密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指导的经济学，在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哲学上都有同一的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其间。自然，陈映真只是认为，“社会或经济是思想的或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影响因素”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10—11页。。
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论述了台湾文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变化。他说：
七十年代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
七十年代以后，因着国际政治和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了检讨和批判的时代。“保钓”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掀起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良心、社会意识首次呈现于战后一代的青年之中。在这个变化下，文学在创作上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文学史上，前行代台湾省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使日治时代民族抵抗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认识。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3页。
也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确认，台湾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后，“人”在异化，台湾文学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1983年8月《文季》2卷3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24页。这是他文学思想独特发展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他阐述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四个特点：一是，科技空前的快速的巨大的发展；二是，由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生产的时代，使产品在价格上大幅下降，使多数人有了享有各种物品的可能；三是，企业规模的增大，从本地而国际，更庞大的人口集中在企业和工业体制之下；四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利润目标，行销知识和技术日益发达。在强大的大众传播体制的助力下，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于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行为等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大众型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力。
其次，他分析了大众消费社会的“消费人”的特点，即：一、观念上的巨大革命：把快乐、享受及对幸福的追求，当作一种公开的正当目的。二、人的物质化：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力商品化，更加扩大到人的心灵、智慧、精神的商品化。商品需以现金去获得，金钱因此变成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金钱的市场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金钱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介入到友情、宗教、亲情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社会鼓励你：欲望是好的，快乐是至上的，享乐是第一！动物学上的“人”得到最大的解放，从而有了“动物人”的形成。三、制度化的消费：过去是为了需要而消费，现代则是为了消费而消费。行销活动操纵、扩大、制造人对商品无穷的嗜欲，来制造企业对利润的无穷需要，人变成只会消费而不会制造、自主、思考的“单向度人”，以贷款、标会、分期付款等超出自己能力和需要的方式去消费。四、无目标的精神荒原：在一切物质得到满足后，觉得生活茫然、虚空、无聊、倦怠，失去了对人的亲切、关爱，而只成为商品市场的工具。这是人的“异化”中最悲剧的景观。日本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人的幸福中毒症”。又说人就像走出森林的野兽，被囚养在各种商品所筑的栅笼中，成了一种“家畜”。人，被“家畜化”了。五、甜美的社会控制。人在大众消费社会下，成了甜美的市场行动下的奴隶；失去批判、反抗、异议、独创性思考的能力。
再次，大众消费社会和消费人的出现，给台湾文学带来诸多问题：一、文学作品中思想文化的贫困。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人的“动物化”和“物化”，使人的思想无能，对于历史、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缺少组织化、体系化的理念，造成很多只有意见没有信念，有很多规则而无原则，很多事实而不知其意义的作家。二、语言的荒芜。不会用标点符号，不会使用叠声字等等基本的问题。三、缺少独立的文学批评。四、未熟的宗派主义。五、读者作者的精英小集团化。严肃的文学，失去了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启发和指导的性格。人的异化，造成文学的异化。六、文学作家面对的问题，如文学作家地位下降，消费型文学发达而严肃的文学衰落，作家急功近利，求名利先于求自我风格的形成，等等。
由此，陈映真得出的结论是：
台湾作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1983年8月《文季》2卷3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24页。
陈映真认为，在所有的复归途径中，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文学使那些对爱失去信念的人，恢复爱的力量；让沮丧的人得到温暖，让受逼迫的人得到反抗的力量；让失望的人有勇气重新去爱、去生活，去追求新的希望、去拥抱别人，这就是一切文学的原点。
在文学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陈映真张扬的是一种文学的“人间性”的品格。他说：“文学的大众化，基本上存在着写什么，为谁写，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深刻问题。”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7页。而“当我们实际上写作的时候，我们应当写我们身边的世界；写我们身边的人民所想的、所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事物。我们应该同他们认同起来”琳达？杰文：《论强权、人民的轻重》。《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页。。所以，他呼吁，作家们要发扬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传统操守之一——关心民众的疾苦，关心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中国的新文学，“首先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残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30页。。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不是俯视和仰视的关系，而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强调的是一种“人间性”的品格：
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必不在现在人们所谓的“技巧”上，而是在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同①，第15页。
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且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陈映真：《现代主义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7页。
为此，他赞赏徐复观先生在当代台湾那种超群的、独立的、崇高的风格，这便是“民间人士”的人间性格陈映真：《无尽的哀思》。《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64页。。也因此，陈映真办《人间》杂志时，“把注意力集结在人的身上。人，是《人间》兴趣和关心的焦点”姜郁华：《拥抱生活，关爱人间》。《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8页。。对《人间》关心的“人”，陈映真为此定了位，这就是：
一、普通人的人生和生活。用陈映真的话来说，“《人间》所想报道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另外的、别人的人生和生活”同③。。以《人间》的创刊号来说，《人间》表现的是台北垃圾山上拾荒的人与生活；一对从屏东一道来台北共同生活的男女的人与生活；侏儒的人与生活；越战期间东西方混血儿和他们家庭的人与生活，等等。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也是这样。他的处女作《面摊》，就展现了他那平民视角、平民关怀的风采，为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文学思想的基础。
二、唤醒人间性的饥饿感。陈映真这样想，人，有动物学的一面，也有反动物学的一面。有喜欢庸俗、享乐、趋利的一面；也有伦理的、关心的、理想的、利他的一面。《人间》诉求的正是后者。人对物质、欲望有饥饿感。这是真实的，这饥饿感因资本主义文化、大众传播和商品广告而无限扩大。但在另一面，人对于公、爱、关怀、利他心也有饥饿感。《人间》想唤醒的正是这一方面的饥饿感，其实，这正是通过，“拥抱生活，关爱人间”同③，第57页。去达到复归人性的目的。
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方面，陈映真确认，“文学是离不开政治的。但文学又决不是政治，而有它极为微妙而具体的独立性”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与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6页。。这是因为，为了人生的文学，总是关心人，以及关心和人有关密切关联的历史、生活与自然。这其中，自然有了政治，尤其在一个“为人的政治”异化为“吃人的政治”的时候，尤为明显。所以，为了人的解放的文学，当政治是为了人的解放的政治，文学是它的战友和同志。当政治是人间解放的桎梏，文学就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另一方面，文学又毕竟不是政治，陈映真说：“用胡秋原先生的话说，它有独立的、自由的、皎洁的特点。文学非以役人，更不役于人。文学是在具体生活中对于具体人和他的命运的思索。”同①，第45—46页。文学需要自由。文学应该从政治干涉和市场干涉下解放出来。没有文学表现的自由，就没有好的文学。
关于文学和思想的关系，其中“意念先行”、技巧问题，以及文学创作方法，在本书的第8节、第18节里，我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这里就从略。
（三）
关于台湾文学的属性的观点，是陈映真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的观点就极其鲜明。
原来，1965年，复出文坛的叶石涛在《文星》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重新提出了从理论上解释“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1977年5月1日，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时，叶石涛在《夏潮》第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做了新的解释。叶石涛把169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做是“乡土文学”，又从“乡土文学”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农村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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