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印度与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是英、法激烈冲突的地区。 17世纪初，英国人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陆。到这一世纪末，他们已在印度营建了四个较大的据点，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和孟买；苏拉特是印度最早的英国贸易站，孟买则是葡萄牙公主于1662年嫁给查理二世时作为嫁妆带给英国的。1604年，法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开始不起作用。它于1664年复兴，到这一世纪末，法国人在两个较大的据点——加尔各答附近的金德讷格尔和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来。
17世纪时，凡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是举止规矩、不是谦卑地请求享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后者原可能会轻易地把他们赶进大海。18世纪时，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从被勉强容忍的、限制在少数沿海前哨基地的外国商人变为逐渐控制印度整片整片地区的爱寻衅的入侵者。
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 1605年，杰出、开明的皇帝阿克巴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未能信奉其宗教信仰自由和薄赋轻税的英明政策。1658年即位的莫卧儿最后一位有名的皇帝奥朗则布尤其如此。奥朗则布是一个穆斯林狂热者，他的宗教迫害，特别是其晚年阶段的，使印度教臣民和他疏远；他不得不进行连续的战争，而战争又导致赋税更加繁重、人民更为不满。1707年，随着他死去，莫卧儿帝国开始土崩瓦解，由于他没有固定的继承人，其儿子们为王位争夺了两年。然后，1712至1719年，五位傀儡皇帝相继在德里进行统治。在这些情况下，地方统治者开始宣称独立，建立起世袭的地方王朝。马拉塔人代表模糊的、早期的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从他们在西面的孟买以南约100哩处的首都萨达拉扩张到离东面的加尔各答不到200哩的地方。中央政权的瓦解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们得以从纯粹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地区霸王和贡物收集者。它们修筑堡塞、供养士兵、铸造货币以及与周围的印度统治者缔结条约，因为印度已不存在能拒绝它们行使这种主权权利的中央政权。
六、英国的胜利
当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在印度、非洲和南北美洲控制的一批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两个帝国在 17、18世纪中的相互争斗以英国的压倒的胜利而告终。一个原团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16世纪起，法国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室作斗争。路易十四曾有位大臣叫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真正地对发展法国的经济感兴趣，试图鼓励贸易和殖民地拓殖。但是，其有名对手是国防大臣弗朗索斯·卢瓦，他只关心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战役和领土扩张。最后，卢瓦占上风，并在这种情况下，树立起一个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传统。1758年，当勇敢的将军蒙卡尔姆派使者到巴黎去说明加拿大危急的军事形势、要求立即予以援助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直到19世纪波旁王朝被推翻后，法国才又致力于海外事业和海外扩张。
英国胜利的另一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多得多。到 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2万。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巴黎拒绝让法国新教徒即胡格诺派教徒移居殖民地，而马萨诸塞大部分地区却由因不能遵从圣公会教义而离开英国的不从国教派聚居着。再一重要因素是，法国土壤较英国土壤肥沃。法国的农民群众深深地依恋自己的土地，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收入，无须求助于移居外国。但是，在英国，为了替不断发展的纺织工业生产更多的羊毛、替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更多的粮食，大规模的目地已进行了一些时候。在联成一片的、科学经营的土地上，比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小而分散的条块式田地上，能更有效地生产羊毛和粮食这些商品。圈地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然而，也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不幸。这正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所谴责的，他愤怒地写道：
其祖国的一种贪婪、不知兄的水老鸦，一种真正的瘟疫，可以绕地一圈，把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图进一道栅栏或树篱内，农民们被推出他们自己的……他们这些贫穷、单纯、不幸的人，男子、妇女、丈夫、妻子、没有父亲的孩子、寡妇、悲哀的母亲及其幼小的婴儿，不得不用种种方法上路。……在他们到处游荡、直至精疲力竭时，除了去偷窃，然后被公正地、理所当然地绞死，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呢？要不然，去乞讨。然而那时，他们还将被当作无赖而关进监狱，因为他们四处闲逛、不干活。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份工作，尽管他们从未象现在这样乐于贡献自己。
正是这些被逐出家园的人们提供了从英国移居殖民地的群众基础。
此外，还有不少英国绅士动身去美洲。他们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固定不变的地租的共同影响而处于困境，于是，去政府部门寻找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恰好是清教徒，寻找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实际上，许多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丢了自己的官职。萨福克的约翰·温思罗普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沃兹法院被撤职后，不再能维持他的庄园、庄园主的住宅、仆人和他已渐渐习惯的生活水平，他便卖掉田产，率领一伙清教徒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在那里，他当选为殖民地的总督。
这些因素共同说明了英、法两国移民数量上的巨大差别。对这差别的意义估计再高，也不过分。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 200万，即相当于操英语的世界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763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20年后美利坚共和国对英国的胜利。
英国工业的惊人发展也有助于英国在海外竞争中的成功。英国在 1550至1650年这100年中的工业发展只是在1760年以后的工业革命期间才被超过。事实上，后来的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较早的时期里打下的。英国工业最初的急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部分地是由于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引起了对军需物资的需求。英国人响应这一需求，在由法国、德国及佛兰德的难民和移民引进的许多新技术的帮助下，大大地发展了他们的采矿、冶金和化学工业。
在整个 17世纪中，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呢绒制造业仍是英国的主要工业和最宝贵的输出品来源。在新工业中，采煤业的发展极其惊人。煤这时已广泛地用作燃料并使用于需要高温的工业如制糖业。煤的产量从1550年的20万吨左右增长到1700年的300万吨。这一发展包括了采矿设备和排水机械的改进，这些改进促进了后来蒸汽机的发明。水力也比以前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水击锤已使用于锻工厂。当时显著发展的其他工业还有制造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玻璃、纸、明矾和盐的那些工业。
法国工业在产品数量方面大致和英国不相上下。但是，应记住，法国人口为英国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国人与生产布匹和金属器具的英国人大不相同，倾向于制造奢侈品。此外，法国的技术进步受到行会系统的妨碍，行会系统在这国家被组织得有条有理，非常强大。大体上，可以说，工、商业界与其说是在法国受到鼓励，不如说是在英国，因为法国工、商业界缺乏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工、商业界的政治势力。
英国繁荣的经济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英国的海外事业。它为殖民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个须考虑到的重要事实，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最初需要大量经费。它们和西班牙殖民地不同，出产不了金银，提供不了可利用的土著劳动力。因此，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化的发起人不得不完全用欧洲人的劳动力来移植整块整块的社区。他们必须为这些人提供运输、工具、种子和装备。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大量的资本支出；通常，资本从伦敦较之从巴黎更有可能随时可得。在英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金钱更多，而且，不是象在法国那样投资于庞大的常备军和精心装饰的宫廷，而是取可得到的、流动的形式。英国的工业也提供了更便宜、更耐用的商品，使英国殖民者和商人胜过他们的法国竞争者。例如，在北美洲，英国皮毛商人能向印第安人提供较为价廉物美的毯子、水壶及火器，以换取后者的毛皮。
此外，英国工业对海军建设有充分准备。这一事实，加之英国统治集团对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英国海军在长长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占优势的原因。路易十五宣称，“在法国，除行家维尼特的海军外，决不会有别的海军”与这类似的情况，英国历史上是肯定不存在的。英国的海军优势是个决定因素，因为在布雷斯特附近海面上巡航的一支英国分舰队能切断法属殖民地与其母国的联系，使它们无依无靠，这种情况曾一再发生。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直到 17世纪末叶才导致相互开战。那时以前，英国人与荷兰人的矛盾要多得多，他们之间有遍布全球的冲突点——北大西洋的渔业、东方的商站、美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这些争端促成1652至1674年的接连三次的英荷战争。其后，当英国人认识到法国人正取代荷兰人、成为他们最可怕的对手时，形势改变了。荷兰资源有限，且已过了其全盛时期；法国却是个远为富饶、人口多得多的国家，而且正在急剧地加紧海外活动。大不列颠的光荣革命（1688年）也促成了英、法相互间的疏远：它撵走了在英国复辟专制制度和恢复天主教时依靠路易十四的友好帮助的斯图亚特王朝。取代斯图亚特王朝的是荷兰的尼德兰联省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他是个坚定的新教徒，也是路易十四的主敌。因而，威廉三世的继位使英国和荷兰联合反对法国。1689年，开始了几乎拖延一个世纪、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的接连四次的英法战争。
所有这些战争都有两个方面：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欧洲方面的战争是围绕王朝野心、尤其是法国路易十四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进行的。海外方面的战争则起因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的势力均衡、在美洲的相冲突的领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以及对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由于这些战争的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区分极其明显，每次战争都是在欧洲以一名字相称，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称。因此，这些战争载入历史的名字为：奥洛斯堡联盟之战或威廉王之战（ 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安妮女王之战（1701－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或乔治王之战（1743一1748年），七年战争或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
前三次战争就其海外方面而言，是非决定性的。在欧洲，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路易十四被有力地击败，腓特烈大帝成功地占领了西里西亚地区，使普鲁士迅速跻身于欧洲强国的最前列。但是，在大部分海外战事的发生地美洲，只有孤立的、非决定性的战役。法国人享有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支持，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传教士比英国传教士活动力强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殖民者人数很少，不象无情地向前推进、开始涌满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英国殖民浪潮那样，对印第安人构成巨大威胁。法国人和其印第安盟军一起，屡次掠夺和烧毁英国人的边远村庄。但是，英国人利用其优势的人力和海军力量，进攻易受海路攻击的今新斯科舍和布雷顿角岛境内的法国殖民地。
前三次战争的最后结果是，英国人获得新斯科会、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但是，这些征服留下一个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法国人是否会保持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而把英国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呢？这问题由第四次战争作最后答复，第四次战争也解决了印度的前途问题。
这场重大的战争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在欧洲从 1756至1763年进行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