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口袋里装着一千五百块钱，昨天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尚年轻姑娘样挽住了我的胳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莫挽着我的手。”
这时我听见身后一声尖嚷：“何光宗，好啊！”我一回头，只见一张黑瘦凄然的脸嵌在一家商店的门上，冒着热气。
还说什么呢？？
那天她把所有的饭碗都砸了，还把煮饭的电饭煲也砸成了一只可以踢的橄榄球，还把热水瓶和杯子砸了，她那劲头是要砸烂这个世界。“何必呢？”等她疲劳下来的时候我说，“得罪你的是我，你拿这些东西出气并不能证明你有能耐，说穿了你是心虚。”“你的心是猪变的，”她说，“你不是人。”“女人就是这样，劲总不用到点子上。”我说。她回击道：“男人是猪变的你晓得不罗？”“晓得，”我说，“我就是猪，这总要得了呗？”我动手清扫地上的碎片，竟撮了白花花的两大撮箕，那只铝橄榄球和两个热水瓶铁壳还不包括在内。随后我去洗了个热水澡，洗澡的时候我想这个世界上条条框框太多了。洗完澡关掉热水器，从厨房的门望过去秋兰已躺在床上了。当年是她往何光宗那快枯死的心树上浇水，是她让何光宗的心树茂盛且挺拔起来，如今我却折磨她，我忘恩负义得真的是猪了。我把头发揩干后走到床边看着她说：“莫把我想得太坏，多想想我的优点看，你会舒服些。”“滚开些。”她不看我说。
我指导她的思路说：“你要把思想往潇洒的路上走，我的优点就自动出来了。”“潇你妈的X洒！”她倒是很痛快。
这事发生在她屙血的头三个星期的一天。
秋兰一进医院就没有再出来。医生告诉我她患的是子宫癌，而且肠胃上都有瘤子，要是动手术她会死得更快，现在只能稳定病情。我每天把便盆塞到她尖瘦现骨的屁股下再抽出来时，便盆里总有些从她阴道里流出来的鲜红的血，那种血让她恐惧地看到了死神。“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一天她说。我不屑道：“空话，想这么多干什么？”她看着我良久，“你这家伙身体太好了，”她说，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一片柔情，“我到底还活得多久，你告诉我真话。”“真话就是你会比我活得还久。”我宽慰她说。隔了会她说：“何光宗，我死了你还是可以同尚青青再结婚。”“结他妈的卵婚！”
我烦躁道：“现在你把病养好是最重要的。”那天傍晚，她要我扶她下床到外面去走走，她虚弱得自己都不能走路了，靠在我身上，我搂着她一步步走出了病房。“你现在很想我死吧？”“不是。”我觉得她又回归到从前那样温柔了，“还记得你那次到自来水站为那间烂房子贴白纸吗？你站在搁在桌上的凳子上，屁股一动一动，显得很活力……”“记得。”“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我说。她望着我，我说：“我真想日你。”她一笑，“还说这些痞事干么子！”她把话题转开了，“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梦见你被抓进了牢房，真的很奇怪。”“不奇怪，”我说，“上午我同邻床的丈夫说了我在社会上打流和进劳改农场的事，所以你做这个梦是正常的。”“我梦见你在牢房里哭脸，他们还用脚踢你的脸……”“我在劳改农场的时候生活很自由，”我说，“我在那里得到了尊重。”
10
1962年我在白莲湖农场劳改，农场里大多是刑事犯，少数几个政治犯睡在一间牢里。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是作家老李，一个是大学语文老师，还有我。我是他们三人（他们年纪都比我大）讨好的对象，因为我有权有利，我的饭都是他们三个人轮流打，而且还主动帮我打开水和洗脸水。我在劳改农场混得最有式样，自我进农场的第三天起就没再沾过体力活。场干部翻阅我的档案后就叫我去画画写字。白莲湖劳改农场里那面坚固如铁的十米大墙上的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像就是我的手笔，下面一行鲜红夺目的黑体美术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也是我的手笔。场办公室，会议室，食堂里的毛主席像和字画都是我的手笔。我还教劳改犯们唱歌。《黄水谣》《黄河颂》《国际歌》《国歌》等等革命歌曲都是我在广播里教唱的。只要下雨，我就被场干部叫到广播室教唱，劳改犯们坐在号子里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唱得很认真，场干部要抽查的，唱得不好要关三天真正的黑屋子。我这个反革命成了劳改农场里一个很有用的人才，极受场领导赞许和器重。
我刑满释放前，农场管文教卫的杨副场长找我谈过一次话，极想留我在农场工作。我没同意。“不喜欢我们农场？”他是南下干部，说一口北方话，“农场哪点不好？”我说：“农场好。我很喜欢。”
“我们农场什么人才都有，就缺你这种能画擅写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来工作。”“我不留下，”我说，“我妈妈和妻子不会同意。”
“这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去做工作，场领导专门开了个会，决定重新起用你做干部……”“最好莫，”我不想听他说下去而打断他说。
杨副场长板起了脸，审犯人样盯紧我，“你出去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话吗？”“我信！”我不在乎地说，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顺便提一句，我在农场时杨副场长对我很客气，给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个正直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几个劳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总不济，”这是作家老李的话。
老李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处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一处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时给国民党土兵瞄准打的，那歹毒的一枪干掉了他一粒睾丸。作家老李的脚很大很宽，走路脚步又重，很费鞋子。劳改农场不是制鞋厂，不可能一双又一双地发给他鞋子。一双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两只硕大的脚挤得五马分尸了。冬天里他常常是穿着自打的草鞋挑土，那两只大脚又红又肿，生满冻疮，脓血直流，疼得他龇牙咧嘴，满头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笔一挥，多为他画几个“正”字。我在农场的那两个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没有画和标语要写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缩在工棚旁背河风的地方，戴顶冬帽，用围巾围住脖子，手中捏支笔舒舒坦坦地给那些囚犯画“正”字，挑一担土画一横再挑一担画一竖，挑五担就是一个“正”字。这是一件有油水可捞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总是瞒着场干部往我大衣里塞几包烟或半瓶酒，无非是请我画“正”字时勤奋点。因为场干部规定每人一天必须挑满五十担。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囚室的烟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个烟鬼，一天要抽包多烟，常常拿着犯人进贡给我的烟不做烟抽，一手夹一根吸着。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从什么途径弄来的烟酒，总是往我棉大衣里塞，冲我媚笑。顺便说一句，若我信了杨副场长的话留在农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无疑也给刑事犯们劈开了脑壳。记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画“正”字，刚起身走前两步（打算把一个犯人塞给我的半瓶酒给老李暖暖身子），身后工棚“轰卤一声巨响，整个工棚倾塌的位置正是刚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顶上码着五吨水泥，若是我晚离开三秒钟，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将给砸成烂泥巴。作家老李丢下担子跑过来，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头，“你真命大，天老爷有眼，这你应该看出来了。”我瞧着身后倒塌的工棚，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我确实命大。
我常常想我活着毫无意义，我画画与他人无关痛痒。我丝毫不能给人快活。我侄儿国荣却能。他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大商场和一栋大厦，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有商场和公司，他养着三千多人，他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财，他想要谁当经理就可以提拔谁当经理，他可以让人感激涕零。他脾气不好的时候也可以让人破产。他是马来西亚广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至高无上的活神。
他还只30几岁，活得很够劲。
我30几岁却是个疲于奔命的画匠，穿着汽车司机那种蓝工作服，拎着烂油画箱，像个漆匠，到处画毛泽东像，站在脚手架上，一丝不苟地画着，汗水涔涔。话说回来，画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件最幸福的事，它可以使我大把大把地捞钱。1966·67、68、69、70这5年里，我平均每月的工资少说也有六百元，若是把那些钱存起来，我提前十年就成了“万元户”。但我没法存，因为红卫兵小将和街道上的造反派知道我劳改过，还出身地主，常常对我进行突然袭击。1967年某月的一个寒夜，长沙市二中的红卫兵小将突然包围了我家，刀枪闪晃，破门而入，把我，秋兰和母亲从床上吼起来，命令我们立正站在屋中央，还必须把两手的中指贴紧裤缝。他们翻箱倒柜，把我舅舅遗留下的老式架子床拆开，锯断，看是不是藏有金条。最后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钱。他们因找不到金条，找不到“变天帐”，其中一个家伙发脾气地一脚踹翻了放在碗柜下的一只绿坛子，还极不解恨地一榔头砸在坛肚上，坛子破了，一叠叠拾圆的钞票显了出来。“这你怎么解释？”那位小将大步走拢来，目光如炬地问我。我说这是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所获的报酬。他们要把我带走，我说：“明天我要去市公安局画毛主席像，你们把我抓走，市公安局的找来，会说你们不是真爱毛主席，市公安局的礼堂里急需要幅毛主席像。”他们迟疑了，他们骂了我几句，要我老老实实好好生生地画毛主席像，然后他们走了，那笔钱当然也带走了，说是没收做活动经费。
我记得是4500块钱。
我学乖了。我赚了钱就用。我把十块钱当一块钱用。那时候十块钱能使人活上一个月，我却在一天中花掉几十。那几年我的苦恼是怎样把钱用完。我把过作家老李500元钱，还寄给他过500元钱；把过街坊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嫂300元钱，把过另一街坊200元钱。我把过很多人钱，有不少是我瞧着可怜的陌生人。我像大亨二样乐于施舍。那时候画毛主席像钱给少了就意味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明白。我画了许许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没一幅低于过100元的，最高的达500元一幅。当时人均生活费12元一月就够了，一个学徒的月薪18元，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个省委书记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认识的好人都挨过斗，挨过整，挨过牛皮带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红卫兵小将抄过几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画主席像是我的专长。那个年代街道上常常组织“二十一种人”办学习班，一边把“黑五类”揪到台上批斗，我既属于二十一种人又属于黑五类（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说我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种时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检举揭发的学习班可以把人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来的，我却轻易地躲过了。每次居委会主任来通知我学习，我总是借着画毛主席像的由头一走了之，谁也不敢阻挡我去做最神圣的事－－画毛主席像。
我要感谢我学的这门专业。
11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话去读北京师大（那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师大和浙美两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碰得伤筋折骨或者饿死了。舅舅对我学美术大为光火，有几回把我画画的书和工具扔到阴沟里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马，他死得早是因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已能治好了，但他不愿配合医生吃药，他把药都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说这样了结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气壮地冲他爱慕的一位门第很高的千金说：“我不会自杀，你放一百个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时候刚满50岁，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
舅舅没有结婚，他把我当亲儿子看，对我要求极严。他对我要去浙美读书又气愤又伤心，强迫我把美术学院的录取书交出来。
他拿出一副杀人相威逼我把录取书烧掉。他说上北京师大数学系，凭我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紫霞之气（鼻子是黑的）的兆头，也许能做个教育部长。“学画画有什么出息？”我说齐白石很受周总理尊敬。舅舅横我一眼，“那只有一个。”我说徐悲鸿也受周总理尊敬。
“闭嘴！”他咆哮道，“什么东西不好学？嗯？我问你？”他从我左边走到我右边，又从我右边走到我左边，“学美术造化再大也就是画画，”他小看已极，“那有什么光宗耀祖的？！”我对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