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姑娘，因而成为情敌。竹村从事危险的“治安”工作，在一次讨伐“匪贼”的战斗中，“壮烈”地战死了。若子姑娘在竹村死后也自杀身亡，用自己的死对爱情做出了选择。为“满洲建国”而殉身，成全了他们的爱。小说中，特别反复描写了竹村自己作的题为《乌尔顺河》的歌，——“蒙古的沙漠啊，乌尔顺河呀，可爱的亚细亚的人民”。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感到自己融会到了那在日本无法感觉到的广袤的天地之中”。
表现相同主题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村谦次郎的长篇小说《春联》（1942）。这部小说有三个主要人物：把妻子留在东京、只身一人在满洲的“新京”一家照相馆工作的作，作的弟弟贞造，还有和这兄弟俩作邻居的小野。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小野。刚刚担任国境警备队分遣队长的小野，遇上了满洲地方司令苏炳文的“叛乱”，小野在和叛军作战时被包围，险些丧命。逃出后被一个在俄罗斯牧场做工的俄罗斯姑娘娜塔莎藏了起来，后来平安返回。听了小野的故事以后，在新京因失业而意气消沉的贞造，决定和小野一起到北满的日本人的“开拓地”去。在小野的感召下，已经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生活的作决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是应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要求写的。川端康成希望作者“通过建国当初的苏炳文的叛乱，国境警备的警官的遭难，救助他们的白系俄罗斯人，还有作和贞图9《春联》单行本书影造兄弟的不同的性格及所走的不同道路，来体现满洲国的希望和新生”。小说写出后，川端康成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建国十年间的满洲文学的最高的收获，恐怕就是北村君的《春联》了，这绝不是偶然的。”他称北村是“满洲国惟一的‘专门作家’”。《春联》所表现的正是勇于献身、敢于开拓的“满洲建国”的精神，小野被描写为“建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历险故事，象征的正是“肇国”的艰难。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1）
日本殖民作家显然意识到了“民族协和”的困难。1938年，“月刊满洲社”出版了小川菊枝的长篇小说《满洲人少女》。小说以“我”家雇佣的满洲人——十四岁的小保姆桂玉为主人公，描写了“我”对她的观察，与她的交流。“我”在和她共同生活当中，不断试图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她进行影响和教育，但事实证明非常困难。请看下面一段描写：
有一次，我说到了“思想匪”（赤化思想）的问题，她却严肃地打断了我的话。我问： “不是匪又是什么呢？”她回答：
“他们是爱国军。”
我吓了一跳。她有点害羞，用来作交谈的笔在手里颤抖着。（中略）我与桂玉这种交谈大概是在她来我家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真有点害怕，甚至想把她辞退。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根本问题上的根本冲突。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对于“匪”的看法如此坚定，和日本人如此针锋相对，“民族协和”、“日满协和”又谈何容易呢？
这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民族纠葛，不仅发生在生活的表层，也发生在殖民地人的内心世界里。有的日本殖民作家站在民族文化冲突的角度，表现了日本人入主“满洲”之后，“满洲人”的内心世界的震荡。在这方面，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1935）较有代表性。日向伸夫在奉天铁路营业局旅客科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国人。这种工作环境使得日向伸夫有机会观察和描写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铁路从业人员。《第八号道岔》的主人公是扳道岔的老工人张德有。他年轻时代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北满铁路（“北铁”）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在家说俄语，遵从俄国式的生活习惯。现在俄国人走了，他在日本人统治的“满铁”工作，原来学会的俄语没有用了，从头学习日语又很吃力。他们习惯了俄国式的工作方式，对日本式的讲究效率、严守时间感到不习惯，又听说“满铁”要裁减老“北铁”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有处于苦闷彷徨之中，他甚至打算离开他干了多年的“第八号道岔”。他的老同事李连福已经不想干铁路了，用退休金开个面包店，他劝张德有也这么干。小说最后，写到李连福开的面包店毁于一场火灾，而“满铁”裁员只不过是个谣传。这篇小说以“第八号道岔”为喻体，表现了处在殖民地易主、人生处于转折时期的满洲中国工人的不安的内心世界。作者设身处地地观察和描写满洲人是可取的，但它最终要说明的是，尽管要满洲中国人适应日本的统治并不容易，但满洲中国人本身并不执著于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习惯和生活、工作方式，既然他们能和俄国人合作，也就能和日本人合作。作者显然在肯定张德有继续为铁路工作，而否定了李连福式的对“满铁”的失望。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
表现“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1943）了。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广福，是由故事讲述者“我”作“保证人”、由乙炔气体工厂雇佣的汉人勤杂工。刘广福拿很少一点工钱，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他却任劳任怨，没有一句牢骚，没有一点不满，只知拼命地干活。他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吃苦耐劳的品格、勤恳诚实的态度，是“满人”工人的带头人。可是，有一天，工厂仓库里的电石罐被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是刘广福所为，于是，刘被警察署逮捕关押起来。但“我”不相信刘广福会干那种事，就去警察署和刘广福见了面，并从刘那里得知了盗窃犯的线索。通过对全体工人搜身检查，果然从一个工头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疗花柳病的巨额单据。警察逮捕他后，他供认不讳，于是刘广福还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厂发生了火灾，刘广福奋不顾身救火，使工厂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他的手和脸却被严重烧伤，虽没有生命危险，但看起来要留下后遗症了。刘广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饭店打工的“那娜”姑娘，无微不至地在医院照料他。刘广福终于出院了。“我”看见出院后的刘广福，竟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对他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我”赞叹不已。——小说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篇小说中，“我”对刘广福的信赖和友情，刘广福对工作和职务的勤劳和奉献，特别是刘广福在火灾事故中为了工厂而勇于牺牲的精神，还有刘广福和那娜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权“勤劳奉仕”、“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宣传口号的一种诠释；“我”和刘广福的友情，是“日满亲善”的象征。我们还不难看出：日本所谓的“五族协和”、“日满亲善”，就是需要像刘广福那样的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做亡国奴的悲哀，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为日本统治者当卖命的“苦力”。这才是“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的前提。“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绝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协和”，而是以服从日本人殖民统治为条件的“协和”。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2）
牛岛春子的短篇小说《一个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则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人”的另一种形象。如果说，八木义德笔下的刘广福是殖民地中的“顺民”的典型。那么，牛岛春子笔下的祝廉天则是日本殖民者的鹰犬的典型。祝廉天是县长办公处的翻译官，他在“日系”职员中评价很坏。因为他具有一般“满系”职员所没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围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县长风间真吉却欣赏他的才干，赞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为方式。祝廉天作为中国人，运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现代社会的法则”，是日本的“职业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实和严格的贯彻者。他对于诉讼和告状，总是作认真的调查，公平行事；对于“满系”警察的不公正行为，也决不姑息通融，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从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这些作法，与依靠金钱和人情驱动的“满人”社会的法则截然不同。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个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这样一个被日本殖民主义同化了、扭曲了的“满人”的典型，他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是满洲殖民地造就的一个畸形儿。据1936年“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写的一本书《满洲的传说和民谣》（日文）中记载，当时的“满洲”中国人就对祝廉天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还给他们编了民谣加以讽刺。有一首民谣曰：“礼帽戴在脑袋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镶，手里提着小拐杖，手指夹着朝日烟，用日本的火柴来点上。开口就说日本话，恶言秽语把人伤。把吃饭说成‘米西’，最后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尽管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人们对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显然并不是要否定这样的人物，而是要从日本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满人”，并以此表现日本殖民主义对“满人”的成功渗透。当时的日本文坛的评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如第12回“芥川奖”的评委小岛政二郎说：“看了《一个姓祝的人》，祝这个人的奇特的性格历历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种。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宇野浩二认为，小说通过“祝”这个人的独特的性格描写，“一定程度地表现了满洲国的内面或一面”。
综观二十多年间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满洲文学”基本上是日本殖民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其中许多作品，是自觉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充当了日本向满洲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的工具。有的煽动日本人吞并满洲的狂热，有的鼓吹“满洲建国”，有的为“满洲国”涂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协和”、“日满协和”的神话。即使有些不是自觉地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作家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殖民主义及军国主义的文化的、种族的成见和偏见。他们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中国人”，也在殖民主义的有色眼镜下不同程度地变形和扭曲了。因此，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缺乏真正的写实主义精神，倒是不乏狂想、偏执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日本人的“满洲文学”与生俱来的绝症。随着“满洲国”在1945年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灰飞烟灭了。战后，还有不少从满洲回国、有着满洲生活体验的作家，写出了不少以殖民地时代为背景的作品。但是，那些战后的“满洲文学”已不再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而大多是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日，为那失去的一切唱挽歌了。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1）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 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其为“笔部队”。“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歪曲描写日占区的状况，胡说日军和中国老百姓如何“亲善”，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夸耀自己的战争体验……
一、初期派往中国前线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就在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第五章“笔部队”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