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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3）
《燃烧的土地》和《黄尘》的主题和思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黄尘》中的两个中国男青年在这里变成了两个女青年，《黄尘》中的两个日本军队的苦力在这里变成了日本军队中的“宣抚官”。小说采用了一个日本的“宣抚官”的“手记”的形式，而表现于小说中的显然是作者本人的观念。两个中国的年轻姑娘朱少云和李芙蓉，虽然一个性格直率，一个寡言少语，但都甘心情愿地为日本军队做“宣抚”工作。她们跟日本兵学说日本话，帮日本兵在铁道沿线的村庄中走村串户，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散发日本人的传单，进行奴化宣传，为的是让老百姓协助日本人维护“治安”，“爱护”铁路，创建所谓“铁路爱护村”。日本人让她们单独出去完成任务，她们也决不借机逃跑。而“我”也逐渐爱上了她们，并认为“这绝不是可耻的事情。”在一次“宣抚”中，一个老村长当场气愤地骂朱少云为“你这个汉奸”。朱少云反问：“什么是汉奸？你再说一遍。”老村长说道：“说多少遍都一样！你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朱少云恼羞成怒之下，说他是假村长，并告诉日本人说：这些村子里有两个村长，一个是跟中国军队打交道的村长，一个是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村长。前者是真的，后者是假的。“我”听了这些话，对她以前一直秘而不宣“感到非常气愤”，而朱少云则辩解说这是迫不得已。不久，朱少云因为日本人卖力而被一个愤怒的中国年轻军人刺伤。当这个中国军人被日本人抓来后，朱少云要求日本人杀死他。小说最后写朱少云巴不得立即就离开她的家乡，她再次恳求“我”把她带到日本去。值得注意的是，而朱少云就是这样一个汉奸，却最忌讳人家说她是汉奸。小说写道：
朱少云说， 自己被骂做汉奸，比什么都委屈。一提起这个话题，什么伤痛啊，现实中的不顺心啊，苦恼悲伤啊，似乎全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发雷霆：以前从来没记得有人说我是汉奸。如果我真是汉奸，我宁愿死！汉奸就不能和中国人在一起生活，我一直害怕成为汉奸。不，我是为了把自己从汉奸中救出来才活着。不是救我自己，而是大家。所以我才和老百姓们共同生活，共同受苦。这怎么是汉奸呢？
当时上田广在从事“宣抚”活动的过程中，和汉奸接触较多，单从技巧上看，这篇小说对汉奸的复杂心理的表现是比较细致和准确的。作为一篇以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宣抚”活动为背景的小说，《燃烧的土地》意在表明，日军在中国搞的“宣抚”活动“成效”有多么大，“宣抚”不但维护了日军铁路命脉，而且也在精神上征服了朱少云那样的丧失民族自尊和廉耻之心的中国青年！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战争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
侵华诗歌，是指以侵华战争为主题的诗歌，包括日本独特的诗歌样式“和歌”（又称“短歌”）、“俳句”及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自由诗（新体诗）。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侵华诗歌（日本人称之为“战争诗歌”）在数量上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多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直到现在，在文献学十分发达的日本，诗歌研究者们也未能编出一个“战争诗歌”的完整的目录清单来。
侵华诗歌之所以泛滥成灾，有几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由诗歌，特别是和歌、俳句在形式上的简单性所决定的。和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征是“五、七、五、七、七”，共5“句”31个音节；俳句从后来和歌中脱胎而来，取和歌的前三“句”而独立，即“五、七、五”，共17个音节。和歌俳句都由五音节和七音节构成，所以在音律上称为“五七调”。日语和汉语不同，一个音节并不等于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字或词，而一个有独立意第七章日本的侵华诗歌义的字词，一般是由二至三个以上的音节组成的。这样一来，和歌的31个音节，实际上只相当于十个左右的汉字；俳句的17个音节，也只相当于五六个汉字。因此可以说，和歌，特别是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在古代，日本的和歌、俳句除了上述音节上的这些基本规范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规范，在取材、趣味上也比较讲究。但取材范围狭窄，不外风花雪月，恋爱应酬之类；抒写个人的情绪感受，超越政治和时事，追求闲适、寂静、典雅的女性化的风格。但是到了近代，和歌、俳句经历了较大的变革，形式上更为自由，有时候甚至“五七调”也可以突破；在手法上，强调“写实”，扩大了取材范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诗，也逐渐打破所谓“无丈夫气”的女性化倾向，提倡“虎剑”精神。这些变革，使和歌俳句摆脱了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进一步走向庶民化。只要有一些文化修养，都可以吟咏、写作和歌俳句。而且，发表的园地很多。近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有关和歌、俳句的社团组织，出版印刷了无数的报纸杂志，一般的报刊也开设和歌俳句的栏目，竟至出现了日本人为之自豪的“全民皆诗人”的局面。同时，西方的现代自由诗，传到日本后更为自由，除了分行书写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束缚，实际上也已成为一种高度庶民化的文学样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国处在战争的狂热中。本来属于文字游戏式的消遣性的、纯审美的和歌、俳句等，也很快成为战争的工具。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战争给日本诗歌带来的机运，提倡短歌的“革新”以配合侵略战争。如著名歌人冈山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以现代的血做现代的歌”，用短歌积极配合日本的对外扩张。他在《现代短歌的创造面》一文中说：“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对现代短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正像我屡次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事变，现在的短歌也许还处在沉沉大睡中。事变对今天的短歌来说是最后的审判。”他主张短歌的主题要“取自战争”。在战争狂热的驱动下，在像冈山严这样的著名歌人和理论家的鼓动下，短歌，乃至俳句，自由诗，纷纷面向战场，此前长期死气沉沉的歌坛、俳坛、诗坛一下子沸腾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写小说、写剧本不太容易，而亢奋的战争情绪，最容易用诗歌来表达，这就造成了日本的“战争诗歌”的畸形膨胀。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侵华文学体裁大都是“文学者”之所为，而侵华诗歌的作者，除了“歌人”、“俳人”和诗人之外，更有众多的非文学者和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军人、政客、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等参与其中。在和歌、俳句和自由诗三种诗体中，和歌数量最多，现代新诗次之，俳句又次之，另外还有一部分汉诗。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篇章难以计数，仅结集出版的“歌集”（和歌集）、“句集”（俳句集）、诗集（自由诗集）等，就数以千百计。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37年至1945年间的出版的单行本，就有上百种；当代日本学者高崎隆治专门编写了一部《战争诗歌集事典》，共选收有关的诗歌集近三百种；东京的讲谈社在70年代后期，曾出版了20卷本的昭和年间的和歌选集《昭和万叶集》，其中以侵华战争为主题或与之有关的和歌，就有4卷。
这些战争诗歌，呼应着进攻中国的每一声嚎叫，配合着日寇的射向中国的每一声枪炮，成为全日本侵华战争大喧嚣中最为聒噪的音符。卢沟桥上枪声刚刚响过，诗人佐藤春夫就写了《我站在卢沟桥头放声高唱》；所谓“支那事变”刚刚爆发，“大日本歌人协会”、读卖新闻社以及斋藤茂吉、土屋文明等人就先后出版了题为《支那事变歌集》的好几种和歌集；“大东亚战争”的“理论”一出笼，在名称中出现“大东亚战争”字样的诗歌集就接连出现了几十种。无论是和歌、俳句、还是新诗、汉诗，都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形形色色的以“战”字招摇的集子多如牛毛，如《宣战布告》、《战争诗集》、《决战诗集》、《野战诗集》、《战斗的塑像》、《战争的岁月》、《短歌战记》、《圣战短歌集》、《圣战俳句集》，《大东亚战》、《大战之诗》、《土的战线》、《赴战歌》、《决战》、《火战》、《战争》、《战魂》、《战场》、《战火》、《战尘》、《战线》、《转战》；各种各样以“军”字为名的集子不胜枚举，如《军神颂》、《军靴之声》、《紧跟在军神后面》、《军歌选抄》；五花八门的歌颂“枪”、“弹”的篇章铺天盖地，如《枪后》、《机枪声》、《炮车》、《手抚炮架》、《歌唱肉弹》、《弹痕》、《弹雨中的祓濯》；以“大陆”为题名、或以被占领的中国城市为题名的渗透着殖民主义意识的集子俯拾皆是，如《大陆之秋》、《大陆巡游吟》、《大陆讽咏》，如《歌集·北京》、《诗集·北京》、《歌集·北京谱》、《歌句集·南京》、《上海杂草原》等。还有各种各样以宣扬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为主题的《爱国诗集》、《日本诗集》、《日本的欢喜》、《日本美论》、《日本之美》，等等。在汉诗方面，著名汉学家盐谷温编选了几本《兴国诗选》，还写了一本汉诗集《大东亚战争诗史》（1944年），收集了他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各个阶段写的歌颂侵华战争的汉诗。
总之，侵华战争仿佛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侵华诗歌如雨后的毒蘑，争先恐后，五颜六色，拱地而出，整个歌坛、诗坛、俳坛，都处在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中。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1）
日本的侵华诗歌，由于其题材和内容的限制，甚少有“诗意”者。而其中数量最大的和歌、俳句，由于其特有的“五七调”的格律，也很难译成中文。勉强译成中文，也难以像“诗”。不过，译出大意，从中看出这些诗歌究竟写了些什么，是可以办到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包括了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所有环节，从战争宣传，到征兵、参军、送行，从行军、作战，到进村入城，烧杀抢掠，从战场上的艰难困苦、负伤、战死，到后方的慰问、支援，等等，都“有诗为证”。
鼓吹战争、宣传战争的诗，大多出自诗人之手。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狂热，鼓吹为国捐躯，是战争宣传诗歌的主题。如著名诗人西条八十在1938年写了一首诗，题为《两朵樱花——战友之歌》，就颇有代表性：
你和我是两朵樱花，
在土堆的背面绽开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