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时代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中江兆民（笃介，1847～1901）以另一种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形式表达了和福泽完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中，设计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结构。“酷好饮酒，又酷好谈论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独酌，已入陶然步虚”之境。而就在此时，两位客人带着洋酒登门拜访。其中一人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身躯颀长，举止潇洒，能言善辩”的“绅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壮，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杰君”。三人礼毕坐定，交杯换盏，纵论天下大事。
“三醉人”当中，“绅士君”是主张以文兴邦，认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国迟早都要建立这种制度。而劣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策没有指望，所以，还不如干脆放弃不及强国万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陆军备，而致力于无形的“理义”、“学术”、“美术”，使强国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与“绅士君”相对，“豪杰君”则慷慨激昂地赞美战争，他说：“争源于人怒，战源于国怒，不能争者为懦夫，不能战者为弱国”，“文明国必是强国”，“征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国均为昔日的善战国，今日的文明国均为今日的善战国。”接着，“豪杰君”切入了主题：
在亚细亚，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时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国，国名不记。其幅员甚为博大，甚为富饶，而又甚为劣弱。我听说此国有兵百余万众，但涣散不整，缓急均不能用；我听说此国虽有法度，但形同虚设。那是一头极为肥硕的牲牛。为天下众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饥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归于我邦，则我邦必成大国。物产丰饶，人多势众，乃施以政教，可筑城池，可筑防御，陆可出百万精锐，海可泛百千战舰。我蕞尔小邦，一跃可成俄罗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杰君”还进一步从日本的内政方面说明对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身上均有“恋旧元素”，而“恋旧元素”好像癌肿，承平既久，癌肿就要扩散，因此，“国家若一声令下，挑开战端，二三十万之众，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肿之处，莫若我忘记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亚细亚一大国也。所以我等二三十万癌肿患者，开往那一大国，事成则占地雄霸，且可打开那一种癌肿社会；事不成则横尸原野，名留异邦。为国割除癌肿，成效必得。此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豪杰君”所说的“那一大国”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一点，居于前两人之间、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后来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说：
豪杰君所说阿非利加或亚细亚那一大国。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国在亚细亚，则应与之结为兄弟国家，缓急相救，互相帮援。若妄动干戈，轻佻邻敌，使无辜人民死于弹丸，尤非计也。若夫支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引者注），从其风俗习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势而言，亚细亚小国当与之修好，巩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为妙。我国产品日益增加，及至货物丰盈，那支那国土广大，人民蕃庶，实为我国一大贩路，滚滚不尽之财源也。
可见，《三醉人经纶问答》与其说是讨论天下大事，不如说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对付、掠夺和瓜分中国。“三醉人”的三种看法，表面看来互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豪杰君”杀气腾腾，说得最为露骨，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丝毫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绅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赞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与“豪杰君”并无多大差别。在“绅士君”看来，像中国那样的弱国干脆不必有自己的军备。那么国防怎么办呢？他没有明说，其实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来“保全”中国；“南海先生”不主张对中国动干戈，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成为日本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日本的“滚滚不尽之财源”。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的“三醉人”当中，中江兆民处在什么位置呢？我认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个不同角度的发言，代表了他对华思想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换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中江兆民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独立富强的牺牲品来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
如果说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表达了针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意识，那么，冈仓天心则是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图2冈仓天心像在《支那游记》中，冈仓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在支那没有支那”。他写道：“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冈仓天心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谁都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依据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无论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实质上，这里暗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亚细亚是一个”（或译为“亚细亚是一体”），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既然在他看来连中国都不是一体的，那又遑论整个亚洲的一体性呢？原来，冈仓天心是要导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亚洲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个所谓“东洋的理想”，使亚洲成为一体的呢？在冈仓天心看来，当然非日本莫属了。
以研究东洋问题而自负的冈仓天心不会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那么，日本有什么资格自告奋勇地来担当统一亚洲的使命呢？他认为：
在这复杂当中明确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中略）
就这样， 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不，她远远高于博物馆。因为这个民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性，这个民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古老的东西，同时又欢迎新的东西。凭着这种具有活力的精神，我们把过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来了。……
显而易见，冈仓天心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日本为核心，来统一亚洲文化。他打着弘扬亚洲文化的旗号，强调亚洲各国文化上的连带性，同时又把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起来，提出“欧洲的光荣，亚洲的耻辱”（《东洋的觉醒》）。正是这一套理论主张，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表面上看，冈仓本人并没有明确鼓吹对华侵略，但是，他又为对华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在这句口号的掩护之下，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义举”，对中国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扬亚洲文化”的“圣战”，侵华战争也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建设大东亚秩序》（1943）一书中，把冈仓天心的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因为，东洋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纵使在其故国最终也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伟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却以生机勃勃的生命跃动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摄取的正是这种作为东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战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全面形成，侵华“国策”也逐渐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文学界也全面军国主义化。大部分文学家加入了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鼓噪中。其中，在理论上为日本的侵华“国策”鼓吹辩护最卖力、影响也比较大的，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家。他的大量言论与著作，极力煽动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热，故意使用别扭费解的语言，暧昧混乱的话语方式，来构建日本人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非理性的膜拜。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家，他试图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寻找日本文学的血统。他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了伟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统在文艺史上列出谱系来。”（《一个戴冠诗人》）极力把日本的文学史说成是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学，证明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谓“皇国文学”，宣扬“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认为日本出兵中国内地是日本人在20世纪中采取的最“壮丽”、最“浪漫”的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京、天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