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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样的议论和描写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是，日本人诸如此类的对中国野蛮落后的描绘，本身却常常暗含着日本人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傲慢与偏见，甚至是一种“弱肉可食”的潜台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台词”变成了“前台词”。从2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鼓吹对华侵略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在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加以扭曲描写的同时，某种程度地显露出了对华侵略的信号。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1）
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侵略和挑衅活动。其中，1928年的“济南惨案”就是一起重大的侵华事件。
以济南惨案为题材的作品，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
在中国的北伐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证自己在中国北方、特别是在山东的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1928年初，蒋介石率军北伐，日本则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并与北伐军在济南遭遇。日军蓄图4黑岛传治像意挑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在惨案中，日军占领了济南，屠杀中国军民6123名，杀伤1 700名，造成财产损失2 957万元。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从惨案发生前写起，以日本在济南开办的一家火柴公司为中心，描写了日本在济南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在“排斥日货”的运动中，这家火柴厂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在日货上贴上中国产品的商标，充当中国的“国货”，千方百计在中国倾销产品。他们视中国的苦力为牛马，给他们吃的是黑窝头、高粱渣，却逼他们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他们的理论是，“支那人都是恶劣的人种。千万不要夸奖他们”；“他们不知廉耻。我们无论怎样善待他们，他们也不知足。给他十块钱，他们发牢骚，给他一块钱，也一样是发牢骚。……所以，要是给他们很大的恩惠就太愚蠢透顶了。”而且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宣称：“我们来到支那，的确是雇佣苦力干活了。但是，难道不是我们给了那些家伙一份工作吗？没有我们在这里开办的工厂，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呢？”他们不仅要中国工人给他们卖命干活，还要求中国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认为，“在朝鲜，在满洲，支那人都对我们敬而畏之，战战兢兢”，而“这里（指山东——引者注）的支那人还敢摆谱，就是因为这里没有日本的军队。”
而向山东进军，早就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事情了——
〔济南〕对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山崎（小说中的日本记者——引者注）是很清楚的。
“济南，实在是天下之要冲。陆为南北中间，海上遏制渤海南半。站在济南一动，则可影响天津北京之形势。若把滦河上游的北京看做脊背，济南则可看做腹部。而且，在去青岛的沿线，坊子、博山、淄川、章丘等地，埋藏着约十八亿吨的煤炭。在往西二百数十里的地方，就有山西的大煤田，那里蕴藏着相当于全亚洲煤炭储量八成的六千八百亿吨煤，还有无尽的铁矿。 日本今后要在资源需求上独立，就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价值，而且也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世界的价值。”（《日本和山东的特殊关系》，第19页）
山崎当然知道这些。
“为了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进行开拓。应该始终维护这一利益。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放弃山东，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也必须保证。满蒙是先，山东是后。有人认为，为了满蒙我们以国力相赌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山东，某种程度的忍耐也是不得已的。当然，满蒙的天地广阔，利害关系重大，对全局的得失关系甚大。但是，从广东兴起的支那的民族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悄然兴起，如今眼看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满洲，也处于魔手可及的状态。山东作为满蒙的屏障，有着重大的价值。有了山东，满蒙才有安全。况且山东在地理位置优越方面，在军需的价值方面，在作为黄河流域无限财富的后方地带方面，使得它在我国的国防上、国民生活上，都永远不能脱离我国的势力范围。像美国的资本家，早已看到黄河泛滥区适合棉花的种植，已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如果那里能够生产棉花，那么，就可以结束日本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丧失了山东的主人公的地位，那么，将来，日本在钢铁、煤炭方面的独立性就要丧失掉。不仅如此，日本如果从支那北部退却，在保守退缩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国的沦落和衰退？支那大陆虽广，但我国在经济上绝对支配的地域，除了满蒙，就只有山东了。日本在过去十余年间，投入了巨额的资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开发山东的资源，现在国人的投资已达一亿五千万元。确保我们的同胞辛苦开拓的经济基础，并加以发展，是理所应当的。”（同上书31页）
也许没有比黑岛传治在小说中引用的这段资料更能说明日本对山东的野心及制造“济南惨案”的原因的了。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云云，不过就是保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罢了。
于是日本军队来了。他们在济南大逞淫威，烧杀抢掠。济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装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2）
黑岛传治作为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对济南惨案的看法及其描写是不同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文人的。尽管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他对日军在济南惨案中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洗劫中国的商店，滥杀平民，甚至违反国际法准则，惨杀前去交涉的中国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现。但是，他能够尖锐地指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真正原因在于维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他还写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战行为，并且正面描写了对中国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职员。大体上说，《武装的街道》对济南惨案的描写是公正的，立场是“反战”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济南惨案发生时日本宣传媒介向日本国民所做的歪曲报道：
那一天，被杀害的日本人，连同两天后在土中发现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内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却报道为二百八十名。报纸上写道：〔日本〕妇女被强奸后遭杀害，赤裸着身子，惨不忍睹；姑娘的阴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断，眼睛被剜出。
在特派员的面前，〔日本人的〕头盖骨被敲开，脑浆迸裂，流在路上。关于抢劫，也有同样的报道。
报上登的遭难者的叙述：贵重的衣物不用说，连床板、铺席、天花板都被卸了下来，小学生的课本都被偷走了。金锁、金表、二百四十块大洋、三百八十块纸币都被抢走了。
读了这样的报道，有谁不恨南军（即北伐军——引者注）呢？有谁不气愤地要把这些暴军全部消灭呢？
这种夸张的报道，具有强大的力量。
黑岛传治敢于指出日本报纸的欺骗和煽动的宣传，是难能可贵的。为此，黑岛传治在战后也一直被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称为反战的作家。甚至中国有人评价《武装的街道》“是黑岛传治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最高表现，是他的优秀论文《反战文学论》在创作上的出色实践”。（见《革命作家黑岛传治》，载中文版《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者及其作品的局限性。《武装的街道》对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是揭露了的。但是同时，作者也不可能不受当时日本国内主流舆论的一些影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国的北伐军，即所谓“南军”的看法上。
在济南惨案中，日军的敌人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因此，日本当时极力宣传北伐军如何野蛮无礼，以便为他们出兵济南制造借口。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同样对北伐军抱有偏见。他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和中国的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相提并论，把国民革命军旨在铲除军阀势力的北伐革命说成是“南军的侵入、掠夺和破坏”。当然，黑岛传治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这种看法，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立足点有所不同。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左翼作家便不断地对蒋介石进行攻击和批判，如小牧近江、里村欣三合写的《前往青天白日之国》（1927年6月）、前田河广一郎的剧本《蒋介石》（1929年7月）等都是如此。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虚构了“在莫斯科的儿子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借以抨击蒋介石。信中说：“……现在你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父亲，你是反革命的英雄，是新军阀的首领。你在上海对劳动者的屠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拍手称快吧，帝国主义者，赏给你不少礼物吧。可是，无产阶级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黑岛传治没有弄清中国国内的内战同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混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本质区别。即便蒋介石是军阀，也决不能成为日本出兵济南、入侵中国、屠杀中国军民的理由。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丑化，对“支那兵的乱暴”的渲染，妨害了作品反战主题的表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武装的街道》本身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与1930年11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出版时许多段落和字句被删除。但是尽管这样，出版后仍被政府勒令禁止发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一部反对侵华战争的长篇小说，就这样未见天日就被扼杀了。因此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战后的1953年，《武装的街道》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1）
歪曲的描写和侵略的叫嚣在《武装的街道》同时或之后出版、并得以公开发行的以日本侵华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再也难见反战的倾向了。例如，伊藤永之介（1903～1959）有名的短篇小说《万宝山》（1931年）对“万宝山事件”的描写，不但失去了客观公正性，而且是有意地歪曲描写了。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为了加快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所谓“满蒙危机”的宣传，以便为武力侵占东北制造借口。“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利用朝鲜人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开垦水田而故意挑起的事端。1931年，李升薰等180多名朝鲜人，在未经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从一位汉奸地痞手中承租大片土地，并打算将旱田改为水田，引伊通河水灌溉。因开挖水渠而损坏了中国农民的农田，并可能造成汛期淹没水渠两侧数万亩农田的隐患，中国农民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长春县政府依法命令李等朝鲜人停止不法施工。日本以朝鲜人是“日本国民”为由，强行干涉。日本驻长春领事奉日本政府的“坚决保护”朝鲜人，以“显示我方威力”的指示，向吉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国臣民有权在中国租地，无需中国方面许可”，并派日本军警，武装护卫朝鲜人继续施工。7月2日，400多名愤怒的中国农民拥到现场填渠，中国方面也派了300多名警察以稳定事态。日本军警先是强行制止中国农民填渠，并将多名中国农民打伤，然后又首先悍然开枪38响。中国农民被迫撤出现场。7月3日，日本又派500多名警察，携带大量轻重武器前往万宝山，并占领万宝山乡的马家哨口，在那里强占中国农舍，悬挂日本国旗，并令朝鲜农民继续挖沟修渠，修复水坝。水坝在7月5日修成。同时，日本方面蓄意制造谎言，称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以此煽动朝鲜境内的朝鲜人疯狂排华，致使华侨被杀119人。
“万宝山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日本人在当时和以后，一直通过各种形式对事件真相进行歪曲。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就是以文学形式歪曲“万宝山事件”的典型例子。
《万宝山》以流浪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赵判世及其妻子裴贞花一家为中心，描写了“万宝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小说从赵判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