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一书中认为《与土战斗》“是产生于新的开拓地的文学的经典”。
在“大陆开拓文学”中，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和田传（1900～ ）。农民出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文系的和田传，曾以农民文学名作《沃土》而出名。1938年以后，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大陆开拓”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风土》、长篇小说《生活之杯》描写了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农村的形势。在《生活之杯》中，主人公柏木繁市说：“事变的真正的意味，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中略）当我们还以为大陆在远隔大海的遥远的地方的时候，农村还不会感受到战争。大陆就在这里，每个村庄和耕地都在大陆上。”这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在代表作《大日向村》的“后记”中，他写道：自从参观了加藤完治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所”以后，“对于农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不能不和大陆联系起来考虑了。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此就开始思考大陆的事情了。觉得日本海已经被填平，已经和满洲大陆连了起来。”
《大日向村》是和田传的集中描写日本农民向大陆移民的长篇小说。作品取材于日本中部信浓地方的一个叫做“大日向村”的穷山村，在“分村”后向满洲移民的真实经过。大日向村虽云“日向”，却是地处深山沟、连太阳也不能全晒到的“半日村”。村里四百多户人家，只有六反（一反等于992平方米）多一点的“猫脸”似的土地，在种地不能维生的情况下，农民们又砍林烧炭卖。但木炭价钱低，树木砍伐殆尽，农民因为借钱买木头，陷入了“借债地狱”。在昭和初期的“农村恐慌”中，农民更加贫困，村长因无可奈何，相继辞职。在这种情况下继任村长的浅川武麿，在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向满洲移民，把村子一分为二，将其中的一百五十户移至满洲。于是他们浩浩荡荡，来到吉林省舒兰县的四家房，在那里建立起了“新大日向村”。移民们唱着自己的“村歌”——“希望燃烧在大陆上，大和岛国先驱者，分了村的大日向。此地是满洲四家房，移住而来千人强，男女老少喜洋洋。严寒零下三十度，严寒酷暑何足惧，挽起铁腕挥起锄，从南岭山到水曲柳，开拓广漠十万里”。然而，这些“开拓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如何“开拓”的呢？有一封写给“母村”的介绍“新村”情况的信，便泄漏了天机：
新村的区域，水田约一千四百町步（一“町步”约合992公亩——引者注），旱田二千六百町步，另外还有山林四千零八十町步。听说在其他的移住地，移民后再开始开垦的比较多。但是在这里，净是很好的耕地。而且水田中已经有了两条长达六里和四里半的水渠，虽说是熟地，但充其量耕种了不过三四年。所以，看来，今后至少十年间，不施肥也能有一石到一石五斗的收成。
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伙移民不仅侵占到了中国的领土，而且还从中国农民手里掠夺了大量的熟地，包括水利设施。可见，他们的“开拓”其实就是掠夺。以“大日向村”为代表的日本移民对贫困和危机的摆脱，是建立在我东北人民的巨大牺牲之上的。
1939年，和田传出版作品集《殉难》。其中的中篇小说《殉难》，以大陆移民村为舞台，可以看做是《大日向村》的续篇。关于《殉难》，作者交待说：“大陆的新村过去是没有的。年轻人们都从新村中找到了出路，都为了崭新的生活而奔忙。这些人的行动的美好、壮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篇小说所描写的行动的世界，都是以北满的开拓地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敷衍成篇的。”然而，《殉难》中所描写的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故事”呢？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在受到“匪贼”袭击，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的移民如何舍生忘死，全力相救；名叫赵海山相当于村里长老的中国农民，和日本移民村的“部落长”樋口清三郎如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建立了友谊和信赖；日本移民团夜间巡警队如何保护着中国村民。在小说的最后，被“匪团”抓住的清三郎面对着枪口——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3）
冷静地，然而又是用申斥的语调说：开枪吧！再说一遍，本人是但马的穷苦百姓，在日本的时候没有人敢回头瞧我。现在本人要作大陆开拓的柱石，把骨头埋在这里，正合本人的心愿！开枪吧！清三郎再次叫道。就在这个时候，“乒”的一声，手枪响了。
于是，清三郎做了“大陆开拓”和“五族协和”、“日满一体”的“殉难”者。不难看出，这里所描写的根本就不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野蛮移民入侵的实相，反而把入侵者美化成了中国农民的保护者！
日本“大陆开拓”的作家作品，就是这样自觉地做了日本军国主义“大陆开拓”的“国策”的宣传品。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只有岛木健作的创作是个例外。岛木健作（1903~1945）原属于无产阶级作家，“转向”后加入了“农民文学恳话会”。1938年11月他被“恳话会”派到满洲视察，历时三个多月。回国后以在满洲的见闻为题材，发表《满洲纪行》和《一个作家的手记》。《满洲纪行》收录了作者十几篇纪行文章。在这里，岛木健作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国策”宣传的需要，用冷静的、客观的观察分析，披露了“大陆开拓”的实相。他指出，迄今为止日本人所写的绝大多数有关大陆开拓的文字，都是凭空杜撰的东西。在他看来，日本移民在满洲获得了土地，但并不等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条件的恶劣、土地的荒芜、劳动力的缺乏、不适当的耕作法，使得“大陆开拓”问题成堆。他还第一次大胆指出：日本移民在满洲的农业活动，实际上靠雇佣“满人”作劳动力来支撑的。他写道：
现在， 日本开拓民依靠驱使满人劳动力，才获得生存的基础。这个事实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两者的关系是主人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间的亲睦伴着感伤。在被雇佣的人中，有的在日本人入殖之前，是自耕农，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有没有交换来的土地呢？他们卖地的钱总是能留在手上吗？ 日本开拓民的能力还小，现在还需要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也觉得这种联合还好。但是，这种联合到底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像这样明确地指出日本移民的入侵使“满人”由土地的主人沦为被雇佣者，就等于戳破了“大陆开拓”的实质：原来“大陆开拓”就是变“满人”为奴隶！从这一点上看，《满洲纪行》虽然不是纯文学作品，但它的直面真实的勇气，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大陆开拓文学”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总之，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的宣传工具。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了它们存在的只顾宣传实用的“素材主义”和缺乏艺术性的倾向。在今天，它们除了让我们从中了解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动，看到日本文学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可耻的堕落，此外已没有别的用处。实际上，“大陆开拓文学”已经随着日本在满洲“大陆开拓”移民活动的彻底失败，而宣告了自己的破产。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1）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指移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学。日本学者在谈到“满洲文学”的时候，一般把“满洲文学”分为中国人的“满系文学”和日本殖民者的“日系文学”两大部分。这里所说的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就是“满洲文学”中的“日系文学”。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与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侵略活动相始终的。从发展线索上看，以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为界，可以把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伪满洲国的“建国”（1905~1931）。这一时期日本对“满洲”的移民侵略活动，主要以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为中心，日本移民也大都是“满铁”的有关人员，所以文学的中心也在大连。长春、抚顺、辽阳等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文学活动。从事文学活动的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大多数也是“满铁”的职员。随着移民人数的逐渐增加，殖民者的“满洲”意识也逐渐增强。他们不但希望满洲成为日本的经济基地，也希望在文化文学上使满洲日本化。于是，进入20年代以后，在大连、长春等地出现了许多沙龙式的文学小团体。并且有人还提出了建立“满洲文学”的初步主张。如1925年出版的刻印版小型杂志《我们的文学》的二月号上，刊登了题为《满洲与文学杂志》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有代表满洲的一种文学杂志”，“我们所希望的杂志出现的时候，作为地方特色，会带有殖民地的气氛和气质，也有表现乡愁的美丽诗句。但时代要超越这一切，而要求表现世界主义的实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此前后，文学杂志不断涌现，如1920年俳句杂志《黑炼瓦》出刊，1924年综合性文艺刊物《黎明》出刊，1927年诗刊《亚》出刊，1928年短歌杂志《合萌》出刊，1929年《满洲短歌》出刊，1930年文学杂志《街》出刊，1931年，诗与短歌杂志《胡同》出刊，等等。此外，《读书会杂志》（后改称《协和》）、《大连新闻》、《新天地》、《大陆》、《大陆生活》、《满蒙之文化》（后改称《满蒙》）、《月刊抚顺》等日文报刊也辟有文艺专栏或发表文学作品。有的报刊还举行文学作品的征集活动。如《长春实业新闻》分别在1924年和1925年举行了短篇小说的征集活动；《满洲日日新闻》举行了两次长篇小说征集活动。《满洲日日新闻》明确提出征集的对象是“以满洲为背景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清新的作品”。总之，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已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初步的规模。
在创作上，此时期已经出现了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在“满洲”生活的作品。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岛苏水的《三个世界》，诗歌方面的代表作是诗歌集《塞外诗集》、《三人集》等。清岛苏水（本名清岛贡）是“满铁”的职员，是在“满洲”的日本殖民者中最早出版小说集的人。1924年，日本国内的岩崎书店出版了他的《三个世界》。《三个世界》收入了19篇短篇小说，全部以满洲为背景，其中不少小说描写了日本殖民者在满洲的生活和见闻。如《咸鱼》描写了一个放荡的日本殖民者的妻子，在“满洲”的穷乡僻壤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三个世界》表现了“满铁”职员的过失；《饭》描写了主人公如何恶作剧地捉弄饥饿的中国小孩儿。这些小说虽不免幼稚，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殖民者的生活和心态，所以被认为是“满洲文学”的先驱性的作品。由本家勇（城小碓）编辑，1930年出版的《塞外诗集》，收入了安西冬卫、稻叶亨二、加藤郁哉、小杉茂树、岛崎恭尔、城小碓、龙口武士、市川贤一郎等人的以描写满洲风物及中国内地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其中写到了黄河、黄土高原、敦煌、辽河、哈尔滨、旅顺等。《三人集》是移居于奉天（沈阳）的三位诗人——土龙之介、高桥顺次郎、落合郁朗——的诗歌合集，1931年由奉天的“胡同社”刊行。表现了满蒙的荒凉、辽阔以及满蒙百姓的原始混沌的生活。市川贤一郎在跋文中认为，虽然这三个人的作品还没有摆脱日本人的“洁癖”，但是，“我并不失望。在迄今为止满洲出版的诗集中，还没有发现像这样态度真挚的作品”。他希望诗人们“今后要喝着满洲的泥水，吸着蒙古的黄沙生长起来”。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时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有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2）
第一，从以前的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自发的活动，变为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满洲文学”的建设。敌伪当局也从文化殖民主义出发，积极支持和扶植“满洲文学”的发展。光文学奖就设立了“满洲文话会奖”、“建国纪念文艺奖”、“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奖”等好几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