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情上说，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他父亲张作霖一样与日本合作。
日本还清楚地看到，苏联自1928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以来，经济迅速增长，军事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已从三面包围了满洲。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抢占满洲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有这一切，只靠外交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付诸武力。
基于上述看法，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确定的新政策，加紧了武装占领满蒙的各种准备。
1928年9月，研究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其中心内容是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分裂中国。
1929年5月，由日本少壮右翼军人组成的法西斯组织“一夕会”开会，并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
“一夕会”的成员，诸如河本大佐、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都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和急先锋。
1929年下半年，“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者之一、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
40岁的石原莞尔是日本天皇授权为策划满洲事业而精心遴选的铃木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
他于1889年生于日本山形县，先在仙台初级军事学校学习，后毕业于陆军大学；被陆大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被军界誉为“日本陆军中最有创见的少壮派战略家”、“日本的军事天才”，不少日军军官把他奉若“宗教教主和神明”。
1919年至1921年，石原被任命为中国中部派遣队司令部的成员，来到中国汉口，从事间谍工作。
在这3年中，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与本庄繁武官的助手坂垣副武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为日后二人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石原作为陆大军事学教官去德国留学并充当间谍。
在德3年间，石原深受普鲁士国王、军事统帅弗里德希、法军统帅拿破仑和德军元帅与军事家毛奇军事思想的影响。
后来，他根据在德留学期间学到的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情况写了《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战争史概观》等著作和教材。
石原认为，日本即使以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
因为日本能从占领的满蒙和支那筹措到战争所需的大部和全部费用，可以像拿破仑对英国作战一样，而且日本比拿破仑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1925年，石原回国担任陆大教官；1928年8月，晋升中佐，10月10日出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
上任后，即开始考虑对华作战问题。
并针对关东军在兵力和装备数量上远远不如中国东北军的情况，研究如何“以寡制胜”、“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东北军，推翻其政权，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组织关东军参谋两次到东北进行旅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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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他在旅顺用了8个月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阅读了许多图书，对东北地图背得烂熟。
为了把计划写得更扎实些，他带了一帮日本军官化装成“观光游客”，第三次对东北的地形地貌做了12天的全面考察。
当他们所乘的火车向北急驰，经过平坦而肥沃的东北原野时，他们把照相机和望远镜对准经过的每一个村庄，彼此相告地形特点，一一记录下来。
面对这一望无边的原野，一个大尉惊奇地大喊：“真像一片汪洋大海啊！
”
这话好像引起了石原莞尔的思绪，他接着低声说：“是啊！
对这样的地形地势，也许用得着海军战术。”
霞光染红了东北大地，也染红了石原沉思的脸庞。
他望着这一片美丽富饶的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深深感到责任的重大。
他根据东北土地广阔，人民贫困，军阀腐败和日军数量少的情况，开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日本可以用一种更像政变而不像入侵的行动来迅速占领满洲。
这样代价要小得多，危险也少得多。
张学良的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如果时机选择得好，士兵、军官、政客和外交官经过很好的训练，那么石原就会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在火药闪光的一刹那为天皇拿下满洲。
然后再搞一个傀儡政府，让国际联盟通过，那样满洲就真正是日本的了。
石原莞尔当时还在写一本名为《终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书。
他认为日本加上满洲，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自给自足的神权国家。
这个国家通过彻底改革，就会使日本成为一个以孝敬天皇为指导思想的、无阶级的、大家庭的合作社会。
这种日本式的独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旦实现，就会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楷模。
他预计日、满、华将通过协作、联盟达到统一，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总体战争也会爆发。
到那时，亚洲其他国家会自动站在日本一边，接受日本的领导。
当然这场决战首先是针对天皇的“天然敌人”布尔什维克的苏联，而总体战的结局必将是西方的覆灭。
在火车快到奉天时，橘黄色的夕阳正从满洲平原上消失。
石原莞尔解开军装上衣躺在卧铺上，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会。
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震动，他的思绪似乎飞得更远更远了，他的计划也逐渐明晰起来：第一，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其公私财产，迅速而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全面占领满洲；第二，实施简明军政，维持治安，稳定局面，扶植一个傀儡政府，为大日本效劳；第三，以4个师团防备俄国之入侵。
第四、第四、第四……他的鼻孔响起了一阵高深莫测的鼾声。
经过精心策划和设计，《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终于出笼了，并于1930年9月提交参谋本部和裕仁天皇，受到参谋本部和天皇的高度重视与褒奖。
裕仁天皇对石原这个计划十分满意，认为它既十分详尽又富有想像力。
它预计到各种军事局面，并且提出了可以用之于国内外的政治策略，使日本的武装行动看来似乎是出于偶然。
裕仁天皇只是对石原最后部分的几页，即希望满洲成为“乐土”的想像不太满意。
因为裕仁的野心更大，他之所以占领满洲，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基地，一种格局，使他的势力能沿中国海岸延伸到新加坡，他并不只重视对满洲的公开占领。
他的祖父当年取得了朝鲜，但证明向北扩展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多的问题，因为日本居民不愿移民到寒冷的北方。
阿伊努人的北海道虽然在数世纪前即已被征服，但至今仍人口稀少。
日本所需要的是给日本殖民者提供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工业资源，如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橡胶和铁等其他矿产。
虽然如此，他仍把石原的计划当做一个杰作，作为“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了档，并叫他的祖叔、陆军元帅闲院宫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使这个计划在1931年8月之前执行。
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佐久间亮三奉命开始了“满洲占领地区行政”的研究工作，并于1930年9月写成《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
该文把日本占领满蒙置于军政统治之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通过武力将东北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预计一至两年，将全部满蒙置于军政之下，第三个时期，是稳定时期，巩固日本人的全面统治。
这个文件还对日本占领后的东北行政机关的设置；司法与立法的实施，社会治安的维持，以及财政、产业、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安排。
接着，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在东北四省内开展各种策动，并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权力”。
在进行周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在舆论上和物资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准备。
在舆论上主要宣传“满蒙地位特殊”和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
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恪公开宣称“满蒙并非中国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长城以南中国本土的18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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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友会议员在《动荡的满蒙》一书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
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各种舆论还大肆渲染日本在满洲所作出的牺牲和重大贡献，说什么“日本耗费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煽动日本人民的情绪，除了报刊发表文章，高级官员到处演讲外，“九·一八”事变前夕，即9月7日，驻京都的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派飞机到日本的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发了10万张题为“醒来吧，国防！”的传单，鼓吹武力侵占东北，并附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地图。
与此同时，在东北日本侨民中组织了“满洲青年联盟”和“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
他们向侨民和国内大量印发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和《满蒙三题》宣传材料，公开宣传日本必须把满蒙作为生存权加以保卫，满蒙驻军必须“取消张学良的政权”，“解除张学良的武装”。
1931年6月中旬，这些组织在大连召开的“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上，公然狂叫：“占领满蒙！
我们站起来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在舆论准备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准备。
1930年，日本的军费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84％，是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31年军费进一步增至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
日本工业资源十分贫乏，主要依靠进口。
在经济危机期间，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下降，但军事物资的进口却增加很快。
1928年军需物资进口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9％，而到1929年和1930年，则增至40％以上。
日本的工业并不发达，但为了发动对华战争，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发展军火工业以及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
飞机、军舰，战车、火炮等制造业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迅速装备了一支具有现代武器的23万人的常备陆军。
为了发动对华战争，1931年8月15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为关东军司令。
本庄繁在中国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
本庄上任后，立即视察部队，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命令关东军“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务必要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在进行各种准备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
其中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序幕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突出事例。
万宝山在长春市北30公里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此共居。
1931年4月，朝鲜人李升薰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只靠私人交易，招引180多名朝鲜农民开河挖渠，想与伊通河沟通，引水灌田。
这条渠宽深均3丈有余，长约20余里，如水渠修成，下游地势低下的两千多顷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将会引起水灾，作为主要交通航道的伊通河也将作废。
此事当然引起中国农民的强烈反对，因而双方发生争执。
日本人纵容朝鲜人继续挖渠，并在其武装警察的保护下终于使渠挖成。
中国400多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水渠填塞了2里左右。
日本借此挑动朝鲜人逞凶，日本警察也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农民数十人。
事发后，日本继续增派武警，扩大事态，并致电朝鲜，挑拨说中国排斥朝鲜人。
于是造成在汉城、仁川、平壤等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在朝华侨被惨杀500多人，伤2000余人，商店被捣毁殆尽，房屋十之有九被烧，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