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成立了专署和6个县政权。
1945年1月，冀鲁豫军区又派1个团南下水东。
为开辟水西地区，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该部又于5月推进到商水、上蔡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歼灭敌伪一部，建立了5个抗日县政权，打开了水西地区的抗战局面。
6月，冀鲁豫军区又增派1个团到水西，同时成立了豫东指挥部，以统一水东、水西的作战指挥。
1944年8月15日，新四军第4师主力（5个团）从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集等地出发西进，越过津浦铁路向河南敌后进军。
我军在萧县、永城、宿县地区，粉碎敌伪军的“扫荡”，连克据点多处，迅速在15个区建立起抗日政权，并组织了1000多人的地方武装。
到11月下旬，开辟了商丘、亳县、永城之间地区，建立了永城、夏邑、萧县等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至此，已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师长于9月11日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牺牲。
张爱萍继任师长。
河南新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进一步打通了华中、华北、陕北的战略联系，对控制中原战略要地，坚持和发展中原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44年底和1945年初，八路军第359旅主力挺进湘粤边区，试图建立根据地。
1944年下半年，日军向粤汉铁路和湘桂沿线的国民党军进攻。
国民党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开辟五岭（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岭）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
11月9日，王震、王首道率领由4000余人组成的八路军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太岳根据地。
12月27日，南下支队渡过黄河，进入河南。
1945年1月20日，该部进入鄂豫皖根据地，21日在湖北省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
2月中旬，该部继续南下。
新四军第5师的两个团也随同行动。
当月下旬，渡过长江，进入鄂南的鄂城、大冶、阳新地区。
我军渡江后，于2月26日在大田坂歼灭追击我军的日军300多人、伪军200多人，尔后挺进大幕山区。
南下的部队在鄂南稍事休整后，把随同行动的新四军部队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南下支队继续南进，于3月26日占领平江，建立了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南下支队正式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旋即转战鄂南、湘北，在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开辟了东西150公里、南北100公里，拥有200多万人口和13个县政权的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后来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向湘粤边进军的南下支队虽然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却增强了我军在中原的力量，领导和推动了粤汉铁路沿线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4年下半年和1945年初，新四军第1师主力南下苏浙皖边区，以扩大根据地。
东南沿海在战略反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44年9月9日，日军第13集团军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以防止美军在这个方向登陆，并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
22。中国战区（5）22。中国战区（5）
国民党军纷纷西撤。
中共领导的苏南敌后抗日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不仅坚守住了原有地区，而且开辟了郎（溪）广（德）和长兴外围地区。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发展浙江沿海地区，为尔后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的战略任务，新四军第1师3个团及地方干部300多人，在师长兼政委粟裕率领下，于12月27日，由苏中渡江南下，向浙江进军。
到1945年1月初，在浙江省长兴县与新四军第16旅会师。
随即成立了苏浙军区，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江南和浙东部队。
同时，将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并确定了进军部署：第1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开辟莫干山及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第3纵队进至广德、泗安地区，配合第1纵队行动；第2纵队巩固四明、会稽山区，并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
2、3月间，苏浙军区部队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并连续取得第一、第二次天目山反顽作战的胜利，控制了苏浙皖边的长兴、广德、临安、余杭之间10个县的广大地区，解放了100多万人口。
为了加强苏浙地区的力量，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叶飞奉命率领教导旅3个团及地方干部数百人，于3月中旬，继续由苏中渡江南下，4月到达苏浙军区。
部队改编为第4纵队，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
该纵队以一部渡过富春江，与第2纵队会合，打通了与浙东根据地的联系，以另一部开辟了杭（州）嘉（兴）湖（州）新区。
第2纵队主力继续巩固四明山区，并向西发展，解放了上虞县城。
6月，苏浙军区部队又取得第三次天目山反顽作战的胜利。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敌后战场，都取得了攻势作战的重大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我军共对敌作战2万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6万余人，俘虏日伪军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人，攻克县城47座，摧毁敌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平方公里。
随着局部反攻的胜利进展，解放区迅速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也急剧发展壮大。
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海岸线，几乎都已处在人民武装的包围之中。
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都为期不远了。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蒋介石委员长即召见苏、英、美驻华大使，建议成立中、英、美、荷、澳、加拿大、新西兰军事同盟，以轴心国为公敌，共同对敌作战。
此后数日，蒋又与上述诸国大使武官磋商，并请美国代表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具体建议。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并告已征得英、澳、荷、新一致同意，公推蒋为中国战区统帅。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同盟，宣布各国利用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对德、意、日作战。
1月2日，蒋复电罗斯福，同意接受中国战区统帅。
但建议美国任命一位参谋长。
美国选任了史迪威将军。
1942年3月，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根据中美协议，来华就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及中国战区的参谋长。
不久，他与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战略与计划、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改造国民党军队以及装备共产党军队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强迫美国召回史迪威，即所谓“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于20和30年代曾两度在中国工作，先后在华10年，粗懂中国语言，能用汉语会话，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
他身材修长，言谈简洁。
他说话尖酸刻薄，背后把蒋介石称为“花生米”，所以他绰号叫“醋性子乔”。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到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说明他的职责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路监理官；中国战区参谋长。
不管职责有几条，史迪威的在华使命主要是“增强用于战争的美援的效果和改进中国军队的战斗效能”。
当时，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
它的对华政策是：发挥中国战场的作用，尽量多牵制和消灭日本军队，以便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日本；同时，控制蒋介石政府，使中国成为战后依附于美国、抗衡苏联的亚洲的主要稳定力量。
史迪威到任后的第二天，侵缅日军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
蒋介石根据史迪威的要求，派他赴缅甸指挥中国第5、第6军作战。
可是，他却指挥不动这两个军，部队进退皆以蒋介石的秘令行事。
于是，开始了史、蒋之间围绕指挥权问题的斗争。
缅甸失守后，史迪威同部分中国军队一起撤退到印度。
他认为，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必须对中国军队重新进行整训和装备。
他对中国的士兵评价很高，认为只要领导得当，他们完全可以同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贪污、无能、不关心士兵生活和军事训练，则极端鄙视。
22。中国战区（6）22。中国战区（6）
他深信，中国拥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60个师，就能够打败日本。
为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
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式装备，同意史迪威在印度设立兰姆珈训练学校，在中国昆明和桂林设立训练中心，装备和训练一批中国师，但却坚决反对史迪威提出的撤换和处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要求。
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史、蒋之间的矛盾。
1942年夏天，由于非洲战局的变化，英国人吃了败仗。
美国把大批供应中国的租借物资，特别是飞机调往埃及，更激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向美国正式提出了带有截止期限的三项要求，如果这些租借物资不能如期运到，他就“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中国的立场，做出“其他安排”。
1942年8月，蒋介石曾向来访的罗斯福的特使柯里提出撤换史迪威的请求。
史迪威和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谢伟思等人，通过长期观察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个腐朽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军事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内战。
他们担心，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直接影响到抗日的大局。
1943年9月16日，史迪威建议蒋介石武装和使用中共部队对日作战。
为了了解中共并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赴延安的计划。
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中共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大有损害。
对此，罗斯福颇感忧虑。
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
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
到4月22日，蒋介石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说服蒋介石与中共达成一项联合抗日的协定。
6月18日至30日，华莱士同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并要求把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走。
这时，国民党战场的形势越来越糟。
罗斯福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于6月30日提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由史迪威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
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一个问题，他已经越来越把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作为他的权力的主要威胁。
蒋介石不但在使用共产党军队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就连史迪威要求把封锁延安的胡宗南的数十万部队调往抗日前线也不允许，甚至还要把在缅甸与盟军一起作战的部队抽调回国。
9月1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并让史迪威面交蒋介石。
电报提出，如不马上把中国军队的指挥全权交给史迪威，就停止美援。
蒋介石仍执意不允，并于9月19日在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共进晚餐时说，已命宋子文请罗斯福更换史迪威。
赫尔利也告诫总统：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随之失去中国”。
此时，罗斯福鉴于日军在华南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已取得重大胜利，苏联已答应对日作战，战胜日本指日可待，战后美国仍需要通过蒋介石控制中国，遂于10月18日复电蒋介石，同意撤换史迪威，任命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21日，史迪威离华返美。
史、蒋矛盾就此结束。
纵观史、蒋矛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史、蒋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史迪威的在华使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完全吻合所造成的；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错误转向的必然产物。
史迪威为了美国的利益，从抗日的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