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
这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武力侵略。7月30日，日军占领平津，8月13日，又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并公开宣布，“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可是，战争的进程并不像日本大本营所预料的那样。三个月时间已到，日军仍停在华北的大同、保定一线。为了避免长期陷入中国作战，早日实现对华占领，10月1日，日本政府内阁四相会议决定，采取政治、军事双渠道并进，一面继续派兵，力图武力解决，一面施放“和平”烟幕弹，向国民党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如德国政府能出面调停，那是日本所欢迎的。”随后狄克逊请示柏林。第二天，德国外长麦根逊就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把日本的意向转告蒋介石。
11月1日，广田弘毅会见狄克逊，提交了日本政府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相似的自治政府。
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三、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军事区等等。
广田声称，假如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继续作战，直至摧垮现政府。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交了广田提出的条件。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对日方的条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
由于蒋介石谢绝了陶德曼的调停，日本政府恼羞成怒。1938年1月11日，在天皇的出席下，日本政府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其中规定：“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日本的条件请求媾和，日本今后就不把它作为谈判对手，将扶助建立中国新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而谋求消灭中国现中央政府。”会议同时决定，1月20日是中国方面回答日本政府提出和平条件的最后期限。1月15日，由天皇主持，再次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会议从早九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就如何尽快解决中国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精神经内阁会议通过。1月16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
对于近卫声明，国民党迅速作出反应。18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表示“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这一天，日本政府召回了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随即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
汪精卫则与蒋介石不同，他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大权，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人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搞垮蒋介石。
1938年2月，汪精卫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专门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并任命高宗武为主任。
高宗武，浙江温州人，生于1906年。从小留学日本，被人称为“日本通”。回国后，深受汪精卫赏识，被调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科长、代理司长。因1934年与日本人谈判有功，被任为亚洲司司长，负责与日谈判工作。
高宗武名为日本问题研究会主任，实则在为汪精卫寻觅打通日本的路线。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华的避暑旅馆——浅水湾旅馆十号房间，高宗武奉汪的指示与日本半官方的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举行秘密谈判。
高宗武说：“当蒋总裁接到陶德曼送来的日方条件后，立即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进行了讨论，蒋总裁不过认为日本不可相信而已。如果贵国稍加忍耐，留给我们一点思考时间，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
松本重治说：“近卫首相在日军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至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上奏天皇。最后还是为‘扩大派’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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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表示理解，并向松本重治介绍了中方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的活动情况，希望中日两国间的“和平派”能够经常交流，促进“中日友好”。
第二天，高宗武乘机飞回汉口，立即向汪精卫作了汇报，并让汪精卫看了日方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给蒋介石的信件。汪精卫很受鼓舞，随即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哼了一声说：“叫高宗武再去香港，向日本人说，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
三个星期后，高宗武再次去香港，向日方影佐祯昭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向。可是因日本近卫内阁改组，日方正在重新研究对华政策，高宗武此行毫无结果。
5月，日本内阁改组，由宇垣一诚继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外相曾任三届内阁的陆军大臣，是军内“中庸派”的代表人物。此人较明智，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有一定的认识。
上任后，宇垣外相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声明。”对此，蒋介石表示欢迎，并表示如果日本有意重开“和平”谈判大门，双方可以重新谈判。
汪精卫为日方的新姿态而备受鼓舞，于是密令高宗武开始行动。
高宗武经过事先与松本重治协商，在日本军方的严密安排下，于7月5日乘日方“皇后”号客轮神秘地抵达了日本。随后，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与日方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国会议员犬养键、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高宗武说：“日本现在不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了造成日中和平，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是国民政府中的主和派，且蒋汪之间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
板垣征四郎陆相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值得日本政府考虑。
7月12日，日本内阁召开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专门讨论了高宗武的意见。会后作出决定，“起用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设法建立新政府以取代蒋介石政府。”
高宗武得此情况，十分兴奋，立即回国报告汪精卫。由于害怕被蒋介石知道，高宗武未敢回武汉，而改道上海。在上海，他向汪精卫作了报告。汪精卫一看日方要他出马“主持和平”，大喜。同时又觉得单独对日言和，决瞒不过老蒋。于是便将日方的《报告》，原样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后，很恼火，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通知高宗武立即给我回汉口，他的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这时汪精卫感到，劝蒋介石与日方和谈，已毫无希望，只有自己单独干下去。8月下旬，高宗武回到香港后，结核病复发，已不能胜任“和平工作”。随即，汪精卫任命梅思平替代。
梅思平，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是国民党“CC系”的重要干部之一。抗战爆发后，梅思平对抗战胜利失去了希望，曾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高宗武的职务由梅思平接替再好不过。
梅思平上任后，为了报答汪的恩典，尤为卖命。从8月到12月，梅思平先后在香港与松本举行了五次会谈，着重就“日本撤军”、“和平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梅思平的业绩，汪精卫大为赞赏，指令梅思平为汪的全权代表，同日方继续会谈。
11月12日，梅思平绕道香港到达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举行了预备会议。梅思平在会上大谈卖国论调。11月15日，今井武夫匆匆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汇报了预备会议的内容。日本大本营经过讨论，决定“大力推进日汪会谈”。
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虹口公司不远处，有一幢孤零零的灰色房子，又名“重光堂”，这里原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机关所在地。19日，日汪双方在这里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后，梅思平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协议规定：
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
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五、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11月27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接到“密约”，立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他们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他们认为“密约”内容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急于要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走。汪精卫是宁当儿皇帝，也不想继续寄蒋介石之篱下。走！与会的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都表示赞同。
12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对日方作了答复：
一、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协议；
二、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10日到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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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方面希望近卫首相于12月12日发表声明；
四、在近卫声明中，日方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之必要；
五、汪去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表示下野。
与此同时，日方通知梅思平，日本政府满足这些要求，并决定派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立即动身，前往香港，安排汪精卫离开重庆。
对于日方的快速反应，高宗武十分感激，便力促汪精卫等人尽快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方的行动。
1938年12月18日下午1时，从重庆方向开来的飞机抵达昆明机场。当汪精卫走出机舱时，只见云南省主席龙云率领省府各厅、署、局官员，列队相迎。当晚，汪与龙云进行了交谈，并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龙云。龙云当即表示赞同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并保证送汪去河内。
12月19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及副官、随从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可是，当汪精卫等人一走，心有余悸的龙云将汪精卫等人离境的情况，告诉了老蒋。老蒋大为惊讶，急令国民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
12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得到了汪精卫一行到河内的确实消息后，立即上告首相。当晚，近卫首相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近卫声明发表的第三天，蒋介石大为恐慌，立即通知英美两国，说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并且准备抵抗到底。
12月30日，香港的《南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发表后，舆论大哗。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责问政府，要求解释此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发表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蒋介石非常被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于1939年1月1日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在汪精卫刚刚进入河内时，适值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河内（为通过越南运送武器问题与法属越南当局交涉）。王宠惠随即劝阻，遭到汪精卫的拒绝。蒋介石特派政府秘书长陈布雷前往，劝其改变主张，同样遭到汪的拒绝。1939年2月，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去河内，并带去汪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劝汪出国旅行，放弃与日寇单独媾和的计划，再一次被汪拒绝。于是，蒋介石给军统局下达了秘密处死汪的指令。
1939年3月21日夜，六个黑影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了河内高朗街27号汪的住宅。他们飞步跃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