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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一周后，苏联政府制定了第一个战时计划，即《1941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动员计划》。这个计划取代了战前和平时期的《1941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重点在于改造为红军提供牢固物资基础的工业。新列军事技术装备的数量比战前计划增加了26％；减少了需要大量金属材料的基建工程项目，以及市场商品储备，增加了军事工厂；电话、燃料工业、金属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军工企业，扩大了铁路建筑工程规模；同时把主要的人力、物力用于建设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国防工厂，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运输，铁路运输计划作了新的调整，计划规定除煤炭、石油产品、金属材料、粮食仍可保持战前水平外，其他经济物资运输计划不予保证。7月4日，国防委员会责成以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制定保障国防需要的战时经济计划，指出，计划必须“既充分利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企业和资源，也要利用撤运至上述地区的企业和资源”。
17。转入战时体制（4）17。转入战时体制（4）
经济计划转入战时轨道，对职工工作时间、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组织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新的要求，联共（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1年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内设立劳动分配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根据防御作战的需要，正确分配劳动力和额外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劳动。苏联人民委员会为了使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州）执行委员会拥有更大的调节能力，又作出了《授予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州）执行委员会调动职工工作的权力》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职工以及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调往军工企业，而军工企业的工人不能调往上述企业。为了能使战时计划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1941年6月30日，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决定，成立拥有领导前线、后方工作全权的苏联国防委员会。7月1日发布了《关于扩大苏联人民委员会在战时条件下的权力》。根据这一决定，人民委员会在进行经济动员中的权限和自主权力大大地扩大了。
苏联党和政府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体制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军队失利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使苏联在西部大部领土逐步被侵占时能使国民经济特别是军工生产维持一定水平，从而保障了前线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为苏军顶住德军的进攻并转入积极的防御打下了基础，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改组创造了条件。但是，初期的改组是很不够的。
苏联的全民动员是在动员准备尚未完成、前线作战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苏联党和政府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作用，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纳入了战时体制。在这个转轨过程中，苏联党和政府充分借鉴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经验，充分发挥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使苏联的全民动员具备了动员快、范围广、规模大、效果明显等特点，为苏联夺取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8。国际反法西斯大联盟（1）18。国际反法西斯大联盟（1）
6月22日凌晨4时30分法西斯德国大规模突袭苏联的消息，震撼了全世界。6月22日凌晨8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契克斯市市郊官邸获悉了这一消息。他是在6月21日星期六刚刚抵达那里的。这一消息马上使首相松了一口气。他深深懂得，在苏联参战以后，英国就“再也不是孤立的了”。他立即把军事内阁中的亲信——艾登、军需供应部长比威布鲁克勋爵以及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福·克里普斯召集到来，请他们着手草拟首相将于晚9时通过电台宣读的支持苏联的声明。
他们在草拟报告稿的过程中，对苏维埃国家击退法西斯侵略的能力估价产生了分歧。直至丘吉尔开始发表演说前20分钟，声明文本才获得通过。丘吉尔善于辞令，他不是以浮华的词藻，而是靠逻辑性、说理性和鲜明性征服听众。他总是口不离烟，烟卷或高高地向上翘着，或是灵活地从一个嘴角移送到另一个嘴角。他的双手在空中挥舞，两眼炯炯有神。丘吉尔对“残酷的”、“贪婪的”法西斯制度及其所追求的种族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我看到了守卫在自己国土大门和保卫自古以来他们父辈耕耘过的田园的俄国士兵……我看到了成千上万个俄罗斯庄稼汉正蒙受罪恶的纳粹军事机器的蹂躏。”
丘吉尔和他富有远见的同伴，不仅知道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威胁程度，而且也了解德国对英国和美国的威胁程度。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丘吉尔沉稳而冷静，极富号召力地说：“威胁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的俄罗斯人的事业，也就是地球上每个角落的自由人和自由民族的事业……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仅仅是尝试进攻英伦三岛的前奏而已。”
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当天，美国的民主参议员佩佩尔宣称：“我们应当消灭希特勒，否则，他就会消灭我们。”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政府说，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美国面临的危险正与日俱增。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承认，保卫“苏联……对保卫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还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几天，罗斯福即通过威南特大使告诉丘吉尔说，他想“对俄国表示盟友般的敬意”。美国支持苏联的声明是由履行国务卿职务的威廉斯宣读的。声明重申“今日的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对美洲大陆是一个主要危险”。6月24日，罗斯福总统紧随丘吉尔和威廉斯之后发表声明说，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将向苏联提供援助。
丘吉尔和罗斯福反对法西斯德国和给予苏联以援助的立场得到了本国国会议员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美国居民中，有72％的人表示拥护苏联战胜德国。6月24日，英国议会就“德国侵犯俄国”问题举行了专门辩论。外交大臣艾登在宣布辩论开始后，以政府名义声明说，“对苏联的阴险进攻以及三番五次地破坏庄严的承诺无非是向人类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夺取世界统治的纳粹计划……大家应当懂得……只要纳粹主义存在，就会对本国安全构成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艾登呼吁代表们同“保卫自己家园而战的俄国人”联合起来，努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
苏联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英勇斗争，赢得了一切进步人类的同情和积极支持。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懂得，苏德战场的情况不仅决定着苏联的命运，而且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决定着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事业。因此，他们竭力把自己对苏联的支持视为国际主义义务。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英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提出“我们要求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团结一致。我们要求英国同苏联立即签订军事和外交协定……让我们建立起英国人民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强大统一战线”。美国共产党发表了“让我们以全面援助苏联、英国及所有同希特勒战斗的各国人民的行动来保卫美国”的宣言。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各国人民也积极开展抵抗运动，以实际行动援助苏联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苏联、中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面对共同的敌人，产生了联合抗敌的共同愿望。斯大林指出，希特勒原来还想以进攻苏联来吸引英美参加反苏同盟，但是，“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参加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反苏进军，反而同苏联站在一个阵营里来反对希特勒德国。”英国和美国为客观形成的局面所驱使，都想与苏维埃国家结盟。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丘吉尔深深懂得，没有苏联的决定性支持，英国不可能取胜。毋庸置疑，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苏联同法西斯国家的斗争结局。1941年6月23日的《泰晤士报》写道：“对苏联的进攻，是准备对英国实施决定性打击的进一步措施，德国入侵苏联是朝着建立希特勒法西斯的全球统治迈出的新的一步。”苏联对英国和美国不构成威胁，而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在威胁着英、美等国。
18。国际反法西斯大联盟（2）18。国际反法西斯大联盟（2）
英、美两国统治集团在考虑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同时，并未放弃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角色。丘吉尔的战略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头号敌人法西斯德国和疲惫的暂时盟国苏联，以便有朝一日走向谈判桌时，把自己的意志同时强加给战胜者和战败者。如果说丘吉尔的官方地位迫使他审慎从事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就完全不同了。他公开声称，“东方战争最理想的结局应当是最后一个德国人打死最后一个俄国人并且死在一起。”在美国，后来当上总统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也发表过类似言论：“假如我们看到德国获胜，那我们就应当去援助俄国，如果俄国将取胜，那我们就将帮助德国，从而让它们两国尽可能多地消耗下去。”
战争伊始，伦敦和华盛顿并不相信苏联能进行长期的抵抗。伦敦和华盛顿的争论，仅限于苏联能坚持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上。在苏德战争初期，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恰好在伦敦。丘吉尔曾秘密地告诉他说，“如果俄国能坚持6周，那将是一个奇迹。”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附近阿根夏港停泊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举行首次私人会晤时，丘吉尔强调指出，“当莫斯科陷落……德国人一进入外高加索的时候……俄国人的抵抗就会停止。”英国总参谋部也持这样的观点，估计苏联的抵抗不过3—4周而已。美国人的观点距英国同行并不远。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参谋部军事计划处的工作人员认为，“德国全面完成粉碎俄国的任务至少需要1个月，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在德军进攻苏联的第6天，弗莱拉·普赖特在《纽约时报》上指出，“为了拯救濒临溃灭的红军，必须要有类似于圣经般的奇迹出现。”但在西方，一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五角大楼和以阿兰·布鲁克为首的英国总参谋部的战略家们都相信柏林方面大肆鼓吹的“闪电战”。
英美等国仍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坚信苏联人会取胜，尽管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红军暂时严重受挫。例如，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以及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谈到了这一点。当苏德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之时，相信苏联实力的资产阶级外交家和军事家如英驻莫斯科大使斯坦福·克里普斯和驻苏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迈森·麦克法兰将军就表示，“不管有时事件变化显得多么悲观失望，红军都是不可征服的”。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著名作家萧伯纳就坚信苏联人民会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6月底，正当德军暂时得手之时，萧伯纳致函《泰晤士报》编辑部说，“我们有把握赢得战争”。著名英国史学家贝尔纳特·佩尔斯和新闻记者亚历山大·威尔特也都相信苏维埃国家不可战胜。在战争年代他俩是《星期日泰晤士报》和“BBC”广播电台派往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对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匪徒的英勇斗争作过真实报道。
苏德战争的爆发，加快了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英、美两国统治集团走上了参与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道路。
1941年7月12日，根据苏联政府的倡议，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联和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联合行动协定”。该协定规定，两国政府在目前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相互承担互相帮助和给予各种支持的义务。双方庄严承诺，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擅自举行谈判，不得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这个协定使得苏联和英国在反对希特勒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