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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静静躺在生前自己选定的墓地。临终前他突然非常奇怪地切嘱家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尽管这样的交代曾让作为遗嘱执行人的他的那些学生和朋友吃惊，但假如他们能够设身处地替他好好想一想，就会承认无论从政治或身后功过评介的角度来看，这在当时都完全称得上是个相当了不起的精彩创意。那些完好收藏在箱笼里的冠冕顶戴，绣有紫蟒雪雁图案的镶蓝官服，那些玉带朝靴，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穿戴它们并非因为唾弃或大彻大悟，而是它们的样式与品级与他个人历史上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有关。同时深深打在上面的来自两个朝代的政治烙印想必也一定令他左右为难。因此，以一种令人嘱目的方式——类似佛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超脱——处置自己的后事，加上《梅村集》里那些充筐盈箧的自悔作品，可以看出，吴确实打算为洗去自己的生前耻辱作最后一拼了。
但居住在上海的当代学者黄裳丝毫不为所动，他在《陈圆圆》一文中是这样破解犹如光环罩在吴遗体上的这个宗教印记的：“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政治的人，他遗嘱在墓前树碑，要求上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表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此前一位清代诗人洪亮吉也坚持认为：吴的临终表演与陆游死前赋诗情景形式相同，但境界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陆“人悲之，人惜之”，吴则“人悲之，人不惜之”。（洪稚存《北江诗话》卷三）这些警策之论如果让现今静静安眠于“苏州郡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的吴梅村本人听到，想必滋味一定不大好受。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这位政治上的投机者在文学上依然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更何况迄今为止我们打算在这里加以详尽剖析的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俱来一直潜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与生命内部的那个人——虚荣、矫情、自命不凡、老谋深算——这一切固然为一件当时的僧衣官袍所难以覆盖，但在好不容易改换成现在的西服和休闲装以后，遗憾的是其效果只怕也同样如此。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第三部分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1）
公元一六六二年深秋一个细雨绵绵的中午，也即距当时震惊朝野的浙江南浔镇乡绅庄廷鑨《明史稿》案发后仅一年不到，五十二岁的清代名士李渔几经周折与间阻，终于携带家小僮仆五十余人从杭州移家南京，实现了他内心神往已久的一个狂热念头。在此之前他曾数度携眷去那里访友或进行商业考察，对这座金粉繁华，歌舞升平，“菜佣酒保都带六朝烟水气”的江南古都有着莫可名状的心仪与投契，但终因亲友的劝阻以及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从而一直显得举棋不定。作为全国闻名的畅销书出版大腕兼养生学专家，西湖的山水和人文环境固然令他眷恋，但杭州地方当局对打击盗版市场令人生疑的暧昧态度，加上几位关系不错的权力部门官员先后去职。更重要的是，尽管自己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然而前不久骤然发作的庄氏史案仿佛一个信号，显示出某种令人不安的政治迹象和趋势。而根据新近得到的一个可靠消息是，与他过从颇密的杭州名士陆丽京已遭逮捕，同时还有更多的朋友熟人或有辜或无辜地被牵扯在内。虽然从理论上说金陵同样也非净土，但能有机会躲得远一点，总比处于阴影中心辗转反侧，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要好一些吧？因此，这一次，他算是彻底下定了决心。作为一种思想上或生活态度上的明显反差，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当脸部笼于江南秋色的笠翁先生在舟中焚香读书，拥醉微吟，包括他好友在内的近百名文字狱中的要犯正跋涉在被押解进京的漫长的路上。
他原先是打算坐一条由他自己设计，并亲自动手施工打造的游艇去南京的。这条计划中的私人游艇从图纸上看，与张岱笔下多次描述的夜航船应该并无多大区别，其关键处在于顶篷的设计以及对内部结构的处理。尤其是船体中舱两侧别出新裁的舷窗，“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传统的密封式舱体两边开凿两个扇面形式的船窗，而“便面之外，无他物也，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画图，且又时时变幻，一日之中，现出千百万幅佳山佳水”。当然，在为自己科技领域无意中展露的天才吃惊，并得意洋洋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两扇奇妙的窗户在实际使用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整个设计方案都是建立在风和日丽的前提下的，而一旦下起暴雨来怎幺办？一旦天寒地冻，风雪满窗什么的又怎幺办？ 最初的改进方案是在“便面”之外另外再设两扇实木制作的推窗，下雨时关紧，天晴了打开。这样，实用是实用了，问题看来却仍然存在不少。首先推窗合上后船舱内光线太暗，势必要影响到读书写作的质量。其次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先设计中的诗情画意，几令人有佛头着粪之憾，而后者对于尽一生心力追求生活美感的李笠翁先生来说是尤其无法容忍的。经过不亚于贾岛月下僧门式的推敲与惨淡经营，办法最终当然还是想了出来：将推板中间也依便面大小凿空，裱以白色绫绢，并各绘老梅数笔。这样，无论窗子打开还是关上，都能做到新人耳目，美不胜收这一点应该可以无疑。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项创意完全可以申报尤里卡国际发明金奖，至少拿上个把国家主管部门的设计大奖或专利证书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包括此前他对明末文豪陈继儒那只知名度不亚于其文名的眉公马桶工艺上的改进，也让曾经有机会来杭州寓所作客的亲友和慕名造访者们大开眼界。说实在的，如此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设计，除了他那心安理得拖着一根辫子的现实的、注重生活质量与情趣的脑袋瓜子，在同时代作家中确实想不出还有谁能捣鼓得出来？首先这些技术性革命在成本方面无须额外投入就是一大特色，其次在美学意义上又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价值和信息量，再者就是它那几近完善的、令人赞叹不已的现实使用功能。真可谓是一举而三得，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然而叫人遗憾的是，由于搬家所引起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典屋举债，手头拮据，这条或许会像北宋王朝的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那样，给中国古代的造船业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游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打造出来，仅在想象中漂浮了一会儿……漂浮了一会儿……很快就沉没了。最后，在动身启程的前一天的下午，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去杭州北关门码头定雇了一艘大船，才得以顺利到达南京。
客船就停靠在脂香粉腻的秦淮河的南岸，这是公元一六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傍晚。尽管距生灵涂地、社稷蒙羞的甲申事变仅二十年不到，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沿河的歌楼妓馆不但早已恢复了当年的规模气象，其繁荣和勃勃生气由于受益于逐渐好转的生产力的推动，甚至还大有超越前朝之势。当时天色微暗，江枫如火。奴仆们在秋风暮色里匆匆奔走，吆喝，上船下船。八辆临时雇来的大车沿着宽阔的码头一溜儿摆开。由于人手不够，车夫们在得到主人多给赏钱的许诺后，也争先恐后纷纷加入了搬运者的队伍。四下围拢来看热闹的当地居民看来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正从船舱搬下的数不清的、大件大件的行李中，除了成箱成柜的图书、古玩、字画、花鸟盆景外，还夹杂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叫不出名称来的新奇玩艺：比如一张设计有抽屉与隔板的檀木条几，十几只设计成矮柜样式，必须开启面板才能识其庐山真目的精致的便桶，一件件自制的外观别致、赏心悦目的箱笼箧笥，以及无数结构复杂，机关灵巧的橱柜和床具。显然，他们的好奇心在受到充分的引诱与剌激后，开始很快进入到即兴发挥、口若悬河的阶段。于是一边指指点点，一边三五成群小声议论了起来。
家住朱雀桥边的世族子弟王秀才与他的亲家、乌衣巷口的谢大举人作为当地士绅阶层中的领袖人物，一直被认为有着较常人更为敏锐、见解不凡的目光。在经过细心的观察与判断后，他们几乎一致倾向于认为：正在船头满头大汗指挥搬运的这位身材矮胖、面色和蔼的主人，必定是个大有来头的家伙，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一时又觉得有些说不上来。也许在他们沧桑、深邃、阅尽世道人心的眼睛里看来，这人说官又不像官，说文人又不像是文人，行迹古怪，身份诡秘。如果从行李家眷上来推断，也许更让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如果是个会过日子的乡下土财主，又何以拥有这万卷诗书？ 如果是个卸职归田的名宦或朝中大佬，又怎么会一手拿着沈石田的山水折扇，另一只手中却拎了一只模样古怪的马桶？
有意思的是，这篇过时新闻要向公众报道的重点，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谁有兴趣把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在一张长长的名单上，要找出这样另类、悖逆时尚的个案，估计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说真的，如果我想确认他的世俗身份，又该如何较为准确地加以形容呢？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国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戏迷？发明家？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还是诗人？园艺师？厨子？颇具经济头脑的墨客？打秋丰的老手？从后来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位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典诗人，仕途坎坷，老谋深算，心安理得。他艺术上的天才现在已经随着他车载斗量的小说，剧本和评论的无数次重版、译成外文从而名扬天下，受到应有的评价与赞赏，而对于他在生活、家庭、匠心技艺、料理日常事务等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则依然还是知之者甚少。而事实上他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一点也不亚于前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三百五十年前，当这样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一向热衷仕途红尘、清高自命、信奉君子耻言利古训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肖像长廊中时，在当时社会所难免引起的轰动和广泛争议。懂得了这一点，回过头来再看在他死后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对他的攻讦与不屑一顾，包括“名教罪人”这样的辱骂，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部分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2）
李渔对南京的投契虽说出自旅游者的一见钟情，但如果认真寻究起来，感情上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和渊源的。此人祖籍福建，后迁至浙江兰溪，出生之地却是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江苏如皋，并在十九岁以前一直跟随以贩卖药材为业的父亲生活在那里。仅仅出于青年时期父死妻病，衣食维艰的途穷之计，才不得已迁回久违的家乡兰溪。这以后他曾象征性地应过两次乡试。有意思的是，未能中举这一不幸，事实上似乎并没有让他感觉有多少沮丧，相反，他在心理上自觉对自已和家庭都有了某种交代以后，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几年以后，由于日益感觉兰溪小县的人物与格局已不能容纳他渐浙博大起来的心灵，他毅然典卖房产，移家杭州。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以下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而来自后者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大大超过了前者。从理论和师承上来看，这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那番有争议的探索。因此，当今天国内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热衷于与企业家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时，没有想到他们精神上的老师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虽然这叫人不免有些泄气，但说起来这也是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