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可以到戏院中间的雅座间去找一找。或者——那就更方便了——妓院当红粉头的床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的政治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时尚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尽管余怀不是经常这样锋芒毕露，但相对于他在此书开头部分所声称的面对“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翠锦瑟，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若置其身于空青缥渺之间，而不复知行路之艰难，与羁旅之憔悴矣”却是一个不小的讽刺。一个想要通过出游逃避现实的人，当然就象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那样愚蠢。在以下对这个“私人照相簿”式的珍贵文本的介绍与剖析中，我们将很快就看到：旅行中，三吴幽绝的山水并没有如他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刻蓦出来，一个典型的沧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三十四岁。
第三部分余怀出游（2）
路线或行踪
初春。从南京家中出发。又一次辞别尊长和未及冠笄的二子一女，以及新置的姬妾。斜泊于桃叶渡口的豪华私人游艇中满载着酒瓮、书籍、琴箫、纸墨，以及成箱成柜的戏装。这是他每次出门都必须配备的不可或缺的行头。时间是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初一的早晨。这个具体纪年应该为日记中所没有，考证它当然也颇花费了一番精力。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将发现景点与行期的分布上看来也不尽合理，虽说整个旅程总共约有八十来天，但非常蹊跷地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一直以旅行途经的借口逗留在华亭。由于事情的真相后面自有交代，请允许我暂且模仿一下那些手艺精湛的侦探小说作家——在这里先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
在四月六日抵达苏州，招上艺人王公沂结伴同行以前，旅行的最初几天他几乎坚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进行，而且萧然一身。寻访故友，饱览山水，随看随记。其形象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的主观想像。日记里有他在句容钟无期宅中留宿的记载，丹阳由于是他风月场上的老哥方坦庵的地盘，自然玩得也分外开心尽兴。“忽不知沉疴之去于体也”——连离家时就略染风寒的病体也霍然而愈，以至半夜深更还要到城东河边去闹，最后携陈清持、李俊卿二人买舟共宿才告罢休。奔牛没有人事方面的记载——可能因为不熟——因此在日记里也只能找到一个有关地名由来的典故。无锡的烟雨在余怀看来仿佛米南宫湿笔山水的某种意境：“空蒙有无，云气与天相接，不复辨草树峰峦岭岫也。”他还特意移舟惠山品泉并为它的屈居天下第二愤愤不平。作为个人行动的实际表现，他当场掏钱一下买了数十瓮置入舟中。“初五晴，舟过虎丘，徘徊山门外，拟买一庵作六月息，饱餐枇杷杨梅，此时未免作道逢曲车想也。是日闻黄鹂声，啖樱桃甘蔗，买新岕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觉他一直逗留在苏州。阊门、半塘、三板桥、平远堂。这里是他精神中的第二故乡，歌馆曲院，僧舍道观间到处是他的新交故识。事实上去年此时他就曾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忆去年暮春，公沂与吴中诸君邀余清泛，挟丽人坐观音殿前奏伎，丝肉杂陈，宫徵竞作，或吹洞箫度雅曲，或挝渔阳鼓唱大江东，观者如堵墙……。”除了访友，猎艳，唱曲，听书，在苏州的活动似乎还有两件事情值得特别一提。一是他对前辈作家王元美颇具权威的《艺苑卮言》一书的批评。此人系嘉靖间大名士，其文艺思想对后世深具影响，并被清代学者一直认为是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余怀认为他的学问博而不精，与杨升庵犯的是同一毛病。二是四月八日烟雨迷离中与王公沂在舟中洗岕自烹后即兴为湖州岕茶写的那篇广告式文字。此茶出湖州长兴西南六十里之罗岕山中，尤为明清士大夫阶层所酷嗜，从陈眉公，龚芝麓到袁随园辈，莫不甘之如饴。从文中对岕茶采、洗、焙、藏等独特工艺的熟悉程度来看，说作者到过当地甚至还有实际制作经验恐怕不算言之无据。而我的遗憾仅仅在于作者所处的年代——生于三百五十年前的明清之际，不然有他这样全国知名的诗人学者不遗余力地为之吹嘘推介，我想当地政府肯定是愿意拿出很大一笔钱来的。
然而余怀在苏州的行踪尽管诗酒风流，飘逸潇洒，是一个如同唐伯虎、侯朝宗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形象。但如果谁据此想象他青衫白袷、锦披峨冠的华丽服饰——象我们在新派古装戏里所见的那样——估计要出问题。至少当时他的头上除了已拖着一根屈辱的辫子，应该还有一顶象今天海边渔民所戴的那种斗笠，笠顶甚至还系有一绺模样古怪的红缨。因为就在他到达苏州的两天以前，当地清军政府突然在城内四处贴出告示，下令“时当初夏，民间俱应戴凉笠，缀以红缨。小帽满巾，俱不许戴，五日外以违制处。”考虑到余怀在法律生效日以后还一直呆在苏州，因此那个西塞山前斜风细雨中张志和式的渔翁模样，想必也非得扮演不可。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在头颅与思想之间进行残酷选择的大事。当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任何取笑他的意思。相反，我钦佩他通达的人生态度，也同情他的遗民身份在当时国家的政治条件下所承受的屈辱与压力。
四月十二日天气晴暖，他与王公沂一早就驾舟出发，这次的旅行目的地是二百里外的江南文化重镇华亭，明末清初那里的才士高人从董其昌到陈眉公、陈子龙、董孟履真可谓多若过江之鲫。途中花费的时间为三天两夜。当天中午和风丽日中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推开船窗品茗闲眺，正好可以看到顾炎武、归庄的昆山。可是因为意外事件的干扰——一个舟中女郎，“鬓发如绿云，美姿容，衣罗衫，弄手腕荡桨，翩若惊鸿，杳不知其所之”，使他的注意力被全部吸引过去。此前一天他在苏州半塘也有过类似艳遇，当时他甚至还情不自禁放舟急追了一阵——有如当代开放城市里某些马路求爱者的骠悍作风——后因实在追不上才只好怏怏作罢。而第二天薄暮舟过绿家滨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深沉、儒雅的景象。这里有他一个认识的朋友赵仲衡。“仲衡昆人，教授村私塾，兼善医，足不入城市。去年经过此地，闻苇帘内读书声，披帷访之，布袍草屦，古风蔚然。携樽柳下，出茶笋相供”。此次重访大致上还是依稀旧时风光。是夜赵还被邀请到客人的画舫中去谈诗论道，聊了半宵。看得出来，我们文中的主角喜欢这样的多姿多采、散漫放任的生活。如果有意往他脸上贴金，甚至说他是出于纾解生存压力、排遣胸中郁闷所需也未尝不可。
华亭是余怀此次三吴浪游最重要也最尽兴的城市，他将在这里一直住到下个月的二十一日，才因急事所迫，不得已依依惜别。这里有他的一大帮崇拜者兼追随者，其中既有书画大家董孟履，名臣张冷石，郡守陈天乙，高士陆子玄、王伊人、冯天垂、宋尚木这样的社会名流，又有艺人戴文卿，舞台艺术家张友鸿、宗汉，歌妓陆浣月、陆楚云等娱乐界人士。这位三十四岁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当时无论其文学天赋还是所谓民族节气，都是众人眼里理所当然的明星。想象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著名的诗人作家去内地小县城讲课所能引起的轰动与追捧吧！何况他又是那样一副平易近人又言谈无忌的朴素派头。不遗余力地举荐后学，同时又谦恭有加地造访前辈。既能在官府的豪宴上面对山海珍馐食不厌精，而一个寒士招待时羞答答端上饭桌的一碗豆一篁饭和一碗用油炒过的盐也能让他吃得津津有味，并由衷赞叹：“道味冲和，使人之意也消”。四月十八日他在李素心家中发表了一通对艺术真实性问题的精辟议论。而几天后在为好友张友鸿《野庐诗》作序时又大胆提出了“诗有别肠”的观点，并将自己数十年的诗学心得归纳成十六字真言悉数相赠——“总括群辞，孤行一意。怀新标异，理至则顺”——也让崇仰他拥戴他的那些当地文人感到受益匪浅。
象他以往所过惯的自由放任生活一样，华亭近四十天的客居记录上也留下了一个散漫成性的家伙才可能有的种种古怪念头和诡奇行迹。包括梵门独坐，花间自语，水上夜宿，清言竟日，与陆子玄“连袂行紫藤翠条中”等等等等。一次他与一帮朋友男男女女二十余人在街头轰饮喧歌，仿佛行为艺术家那样几乎闹了一整天。还有一次当地居民发现他一个人从早到晚独对刚被砍伐的沿河垂柳，神色肃穆，涕泪涟涟。也许在余的推崇者看来，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行举止，大约就是所谓名士风度吧！至于他对当地文坛巨擘，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继儒毫无顾忌的抨击，更让他华亭的朋友们为之胆战心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部眉公生前的手稿想要卖给他，结果非但为他所拒，反而就此借题发挥，断言“此老纯盗处士之虚声，以为终南捷径，言无足法，行有可疑。今墓士拱矣，佘山一片石，急须倾百尺瀑布，以洗其羞。”一百年后这个观点被与袁枚、赵翼同称江左三大家的蒋心余写入他的《临川梦》一剧中，并以此得享大名。考虑到当时距眉公去世不过十余年，其生活态度与文学思想对时人影响尚在，这样指名道姓、不留情面的批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性格中轻率、偏激的一面。
然而，尽管花酒风月、伎乐歌吹融汇成余怀三吴游览的主要特色，但在世俗欢乐的表层之下，与他的遗民头衔息息相关的河山之痛和爱国主义仍然如同暗潮汹涌。这尤其表现在我敢断言他多半不敢拿出来发表的纪行诗篇中。四月二十二日在华亭赴一个朋友的宴请，本是相当平常的诗酒唱酬的世俗场面，突然就出现了“闲来莫把离骚读，山鬼纵横难问天”“杜鹃飞去冬青死，六代花残恨未平”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几天后与前重庆太守、甲申乱后以冠服投蜀江、绝意仕进的张冷石的赠答也是这样，由于彼此谈得投机，“帝阍不可叫，豺狼欲登天”十个行楷小字也就乘着酒意一下写在了纸上——且墨痕淋漓。在至交张友鸿的来鹤楼，当他偶然得知一个从前认识，并有过一段情好经历的雏妓及他年轻时候的两名狎友仿村止园均死于战乱，当场发出“地轴已翻，天河莫挽，义士青萍，朱颜黄土，浩歌盈把，如何可言”这样令闻者生色的悲恸。而五月五日他移舟卧龙桥边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民间社集，面对“箫鼓沸天，楼船匝地”的旧日情景，突然触动愁绪，禁不住悲从中来，“焚一炉香，炊茶灶，几上置《楚辞》，且读且哭，观者皆目摄余曰：此狂生也”。看得出来，政治与风月，民族感，艺术，酒色，时代逃避和个人尊严这些年来一直以这样莫辨你我、泾渭交流的方式纠缠在我们这位即将进入中年的诗人的内心，何况脑后拖着的那根沉甸甸的辫子时刻提醒着他的身份和现实处境。征曲，听歌，学禅，赏剧，写作，出游，研究性药以及不知疲倦地追逐女性。它们发出的一个共同声音是：因为我的灵魂在精神的火中煎熬，所以我的身体必须在世俗的酒色里淫浸。这大约就是后世研究者眼中的余淡心——余怀所谓操行高洁一生的主要内容。
几天后他的画舫停靠在青浦名儒王鹤占的水镜山房，进行一次短暂的礼节性拜访，并经由绿家滨再过昆山——仍然是途经。此前五月二十一日当他在华亭与诸友惜别时曾明确告诉过他们，自己的下一站是去太仓看望吴梅村，而事实上他却急急赶回与太仓正好处于相反方向的苏州。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他与吴恐怕还只是彼此心仪，尚未正式见过面。这个推测在数日之后他赠吴的长诗里很快得到了证实。充当他们之间此后二十年友情媒介者的是吴中名士姜垓。此人不仅与他具有相同身世，还由于经常在秦淮艳窖里彼此彼此从而声气相投，情同莫逆。六月一日薄暮时分当他的豪华游艇靠近吴家后宅的码头，手头自然多了一份出自姜手笔的为之牵合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