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万历二十二年秋天当政界新宠袁宏道…文坛上下习惯称作中郎，今姑依之…以新科进士身份被实授江苏吴县知县，并于次年初春兴冲冲出都赴任。但恰恰正是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他的精神与肉体却似乎已经开始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这尤其表现在他对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庙堂与江湖这一对立人生格局的态度以及生命本义的思考上。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位人物是有明一代的著名思想家李卓吾。仿佛月亮的清辉受光于太阳的反射，对于任何对袁感兴趣的研究者，这显然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根据钱伯城先生在《袁宏道集笺校》里的考证，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始于万历十六年袁二十一岁时对李的一次执礼甚恭的拜访。当时正在湖北麻城山中设坛讲学的李虽然其现实身份只是一名退职太守，精神世界里的地位却至高无上，俨然十九世纪德国滨海小城里浑身散发出火焰香味的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思想激进，知识深湛。尽管在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眼里看来，李生平学说的一个致命缺陷是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但对于一五八八年冬末满怀虔敬驱车前往谒拜的新科举人袁中郎来说，其眼力心智恐怕尚不足于勘破这一点。何况李能言善辩，语出惊人的谈吐与风度又是那样令包括袁在内的众多崇拜者们着迷。包括他的学问，处世态度，在姚安太守任上的断然辞官，对佛经的精研以及爱情生活的大胆和不拘礼法，无不令当时年龄小他四十一岁的袁心悦诚服，并在内心留下永难消磨的深刻印象。为后世论者所推崇的袁一生于佛学一道的造诣与动力，其精神发微处应该就在麻城郊外李私人集资建造的那所有名的禅寺芝佛院。此后几年袁几乎每年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去那里向他的精神老师求学问道，并乐此不疲。以至其时在与各地朋友的来往信札里，一副看破红尘，悲天悯人的哲学家的深沉样子跃然纸上。比如出京前夕写给袁兰泽，袁锦的信中，他已能热情运用佛典与偈子探讨仕途的得失进退，告诫家乡公安县的这两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堂叔：“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惟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上，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正是基于这样的惘然与形格势禁，他最终得出的一个显然不无教训之意的结论是：“尊叔虽居深山，实享天宫之乐，不可不知。双桂树下，酒瓮如人，树皮如蟒，黄山青色，万片飞来，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间恩爱别离之苦。由此观之，虽得一官，亦当掉臂不顾也”。稍后于苏州，在同样向上述二人报知近况的一封家书中，他结合自己上任后在官场的实际感受，现身说法，对所述观念又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阐发。首先，他坦承自己在吴县的政治生活不过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失败全纪录，因为“金阊（苏州）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很显然，在上任不满半年之际，想象中吴县知县的诗酒风流；与政繁民顽的地方官世俗生活状态之间的那种巨大落差，看来已令我们这位视山水、朋友、文章如性命，平时喜欢学魏晋人物玩法的昔日公安才子痛心疾首，进而避之唯恐不及。为此他在信中除了向他的两位童年伙伴大发牢骚外，还说了些诸如“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这样的气话，并再三保证自己以上说的“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不”？由于袁辞官一事的时间线索既历时长久，又复杂突兀，此信的最后一节，一般被认为是事件的触机以及思想意念上的最初轨迹。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2）
三
在看不出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特大变故的情况下，想让自己的生活从令时人眼热的吴县正堂的威风和锦衣玉食，一下退回到类似古代隐哲那样林下水边的清静无为，这似乎算得上是一种愚蠢的想法，至少在世俗的眼里看来是这样的。但自从二十年前袁的偶像兼知己李卓吾辞官后寄居湖北黄安耿氏兄弟家中潜心佛道、著书立学、发表惊世骇俗的煌煌巨著《焚书》、《续焚书》以来，对人生真义的探寻在晚明知识界一时间俨然而成为一种时尚或风气。尤其是此人对被奉为道德楷模与处世准则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批评态度，包括他唾弃仕途功名，削发出家，广泛征求女弟子，向寡妇化缘，指导幼弟狎妓等愤世嫉俗行为，一时间在令文坛内外大饱眼球，普遍感到震惊的同时，确也使其中那些原本就不太安分的家伙，如南京的焦弱侯，浙江的陶周望兄弟，长洲江进之，大同巡抚梅鼎臣等在思想上找到一种归家的感觉。他们不仅精神与生活作派上立刻与之惺惺相惜，引朋呼类，比学赶帮超，甚至在著作里也很快出现了频率相等的呼应与回声。而公安三袁（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小修）一生招摇、放浪，令世人瞩目的时代叛逆者形象，更显得像是从李的思想胎盘里直接分娩出来的精神产儿，并经得起任何形式的NDA血缘测试。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对于十六世纪末隐居湖北麻城芝佛院聚徒授道的李卓吾，和顶着江苏吴县知县乌纱怨声载道，倡导性灵主义文学的袁中郎来说，他们之问的奇异关系确实很像是三百年后共同制造精神炸弹《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在悖逆时俗的道路竟然一意孤行得如此之远，以至将他的老师李贽都差不多抛在了身后。我如此持论当然有恃无恐，如果现在是公元一五九五年，而你碰巧刚好又是他的三舅父龚惟长先生，你会在当年深秋的某个黄昏读到他寄自苏州的那封著名长信。信中他告诉你“……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支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人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如此另类的姿态，详尽探讨专制政体下艺术家的人生角色定位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所开列的这张有关五种理想生活模式的名单上，最后一种居然是行乞！而为主流社会推为首选的皓首穷经，读书做官一途，反而被一笔勾销。作为一名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轻政治明星，这样的离经叛道与本末倒置确实令人吃惊。任何打算辨认他身上宗教印证的研究者，都能轻易发现其时正方兴未艾的佛学精义的影响——在与儒家正统思想进行长年斗争，并最终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而这一点正是李贽对明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四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成为袁一生中的惨痛记忆。以万历年间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区父母官的肥缺，这在旁人眼里该是何等眼红心热，叫人几疑身在梦中的奇遇，而我们年轻的诗人兼资深佛学专家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如果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他的弟弟袁小修后来回忆自己当初作客吴县时的所见所闻，也曾有“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这样的誉语，依稀一个如同时代人海瑞，王阳明那样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官形象。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更现实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永恒光辉照彻存在与虚无。可以想象，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的心灵犹如西洋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摇摆在人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熬折磨之情溢于言表。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呵护与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梏——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对此他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同年进士兼文章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 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的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3）
五
也就在此信寄出后不到两月，明代政治文化舞台上的一出好戏——或称闹剧——在并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拉开了帷幕。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袁公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突然辞官形容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应该并无任何夸张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唤下对自由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一方面是同僚的劝阻，士民的挽留，上司以及清议的不以为然。从当年三月递交辞呈到次年初春始获恩准，整整一年的焦头烂额和寝食无安，事情的难度，复杂性，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显然都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计。由于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贽、陶周望等的成功个案可供援引，袁一开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亲无人奉养什么的，紧接着又声称自己身患重症，并且已到了奄奄待毙的程度。同时私底下又通过各种关系请托说情，乞求吏部恩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不惜以身试法，租用车辆将妻儿奴仆提前载走，向上司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再不批复，就将弃官出走。从他先后摆出的这些破釜沉舟、形同拼命的架式来看，可以想象其内心对仕途红尘的厌恶与恐惧已到了何等极端的程度。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喜欢将袁这期间的可怜形象戏呼为男性祥林嫂，称得上是个相当准确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在读了以下这些写给各地朋友的叫苦连天的信札后，相信也一定会发出会意的、同情的微笑：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 何也，钱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若蚊虫，官长尊若阎罗。以故七尺之驱，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 辄尔自嫌，故园松菌，若复隔世。”
——致沈存肃博士
“走萧散无用人也，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致朱一龙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