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莱却将他暂时停职，并“禁止穿制服和佩戴便服徽章”。陶醉于权力中时理智就消失了。
这位“帝国领袖”从不放松让人从科学上证明他的奇怪世界观。早在1935年他就建立了一个“祖先遗产协会”，研究“北欧人种的印度日耳曼人的空间、精神、行为和遗产”——作为反对那些威胁德意志传统的力量的“活兵工厂”。在协会主席希姆莱的领导下，“祖先遗产协会”发展成了各种古怪的伪科学的聚集地。战争结束时该协会设有40个部门。罪恶地拿犯人进行人体试验和相比较而言无害的在南蒂洛尔的“民俗研究”都属于它的活动领域。奥匈军队的一位无比神秘的前军官成了希姆莱崇拜的关键角色。卡尔·马利亚·威利古特彻底满足了他对乌托邦、浪漫和神秘学的向往。1933年，这两个不平等的男人经人介绍相识了。威利古特当时已经67岁了——是希姆莱的双倍年纪——正如后来发现的，他在一家萨尔茨堡精神病院里待了将近三年。他告诉党卫军头目他有所谓的“遗产回忆”的本事，能召回早就过去的一代代的知识。他说他是出身于“乌利戈滕”氏族的一系列日耳曼智者的最后一名后裔。他的回忆证明，圣经本来是在德国写成的，日耳曼的古代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2万8千年。当时天空还有“三颗太阳”；地球上生活着“巨人和侏儒”。别的人不管是谁，不管他是不是像希姆莱这样读过中学和大学，听到这里都会早就谢绝了，或叫来一位医生。但这位党卫军头目恰恰迷恋上了，他马上聘请威利古特担任他在慕尼黑的“人种和移民总指挥部”的部门负责人。不由自主地迷恋上威利古特的妄想，这让我们看到了两面神似的希姆莱的特点。他在办公桌旁清醒、迂腐、有效率，但转眼间又会沉迷于非理性的、浪漫怪诞的念头，好像他还是那个在梦想自己的世界的不成熟的中学生似的。
威利古特在党卫军里使用的是卡尔·马利亚·韦斯托尔这个假名，他成了希姆莱的私人拉斯普庭①。他可以随时进入上司的办公室，公开他的“遗产回忆”所暴露的秘密。他研究鲁内文，为他的委托人撰写有关宇宙学和玄学诗歌的小册子，或设计在希姆莱的遗作中发现的那篇祈祷文。他可以外出考察，寻找古老的“伊尔明”宗教的中心，伊尔明宗教是他从萨克森的世界白蜡树的传说《伊尔明苏尔》（Irminsul）编造出来的。威利古特也计划了韦威尔斯堡的设计和修建，说它是他在一次“先见性的”公开中认出的历史上的城堡，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冲锋”就是被这种城堡击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可希姆莱却迷上了威利古特，委托他为党卫军设计一枚荣誉戒指。威利古特显然出色地完全了任务，因为由希姆莱颁发的荣誉戒指从此除了缩写签名、一个十字和一个骷髅头之外还有一组鲁内文字，它叙述的是威利古特的家庭传说，希姆莱下令，要将阵亡党卫军成员的荣誉戒指保持在韦威尔斯堡的一只箱子里——“为了永远纪念”。战争结束时这只箱子估计是被盟军的一位士兵当作纪念品运回家了。
希姆莱的妄想第22节：基督教与党卫军
当希姆莱的副官卡尔·沃尔夫1938年11月在萨尔茨堡拜访威利古特的妻子玛尔温时，这位宗师的魅力就开始消失了。她告诉这位公使，她丈夫曾经威胁要杀死她，后被送进了一家封闭的精神病院。希姆莱虽然知道了这位“先知”被隐瞒至今的过去，但还没有采取行动。威利古特的精神意义再一次使一切怀疑都沉默了。但极大的酗酒问题和其他很麻烦的错误早就削弱了他的职务权力。比如威利古特曾经对“帝国领袖”的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戴琴的年轻貌美的妻子讲，希姆莱希望他生育后代，而且是同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对方被选中是她的荣誉。但那位夫人拒绝服从这位老翁，而且去找到希姆莱投诉。这位党卫军头目惊愕莫名。他从没有向他的“先知”颁发过生育命令。1939年8月28日，在袭击波兰前三天，威利古特时期以他正式退出党卫军而结束了。希姆莱要求他交回骷髅头戒指、匕首和剑，这些作为最亲密关系的象征由他亲自保管的东西。
随着战争的爆发，希姆莱的职责范围继续大增。老拿他的浪漫而古怪的爱好取笑他的最有效力的执行者的希特勒这下比过去更需要他了。对东方生存空间的阴暗幻想，先要赶走那里的人然后再“日耳曼化”；似乎终于成形了。希姆莱的工作人员开始制定如何能将德国的“民族边界”尽可能远地向东推进的计划。最后于1942年形成了“东方总计划”；它预计波兰和苏俄西部的300万人会饿死。反过来，大批住在“防卫村庄”里的德国移民要保护新的日耳曼边界。在袭击波兰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就开始了最早的削减“东方民族”的行动。他们的突击部队跟在前沿部队后面追捕波兰的知识分子和犹太人，暂时还不是太系统性的。命令的等级制度总是相同的。希特勒先亲自找党卫军头目谈话，说明一般性方针，然后由后者向他的手下传达具体的命令。但这两位主犯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周报图片所显示的那种友好默契的特点。对于希姆莱来说，每当必须走到他的“元首”面前时，他总是紧张得要命。按摩师克尔斯滕和私人参谋部负责人沃尔夫一致描述，希姆莱是多么害怕去见希特勒。“没有亲眼见过的人谁都不会相信，当接到去见希特勒的命令时，一个有着希姆莱这样权力的人会如此害怕。”克尔斯滕说道，“如果一切很顺利甚或得到了一声夸奖，他会高兴得像通过了一场考试似的。”那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关系。当希姆莱向下属声称，“元首”永远正确，对于他来说这是超验的事实——虽然身为帝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当然知道希特勒事实上也做出过各种明显的错误决定。但在这位执行者的幻想中，那位独裁者确实扮演着民族救星的角色。“他出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1940年赞美希特勒道：“他属于那些伟大的光辉形象，每当肉体、精神和心灵陷入极端的困苦时，他们就为日耳曼民族出现。歌德是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形象，俾斯麦是政治领域的，元首是各个领域的。他是由日耳曼的轮回为世界准备来领导反对东方的斗争、拯救世界上的日耳曼文化的。”出自希姆莱之口的这种病态的赞歌不是说说而已。对于这个认真对待威利古特童话的人，这个相信“三个太阳”和宇宙里的“世界冰”的人，将他的“元首”抬高得和上帝一样大概不是智力问题。另外这种无限的崇拜也满足了他内心深处对依靠、方向和安全的需求，一些观察家也从他的明显老得多的妻子这方面来论证这一点。对希特勒这个形象的特别关注是那么深，像党卫军旅长瓦尔特·舍伦贝格这些下属就观察到希姆莱的措辞和腔调同希特勒的明显相似。
1939年9月底——华沙之战尚未结束——希姆莱在被占领的波兰进行了一次视察，也参观了许多犹太人居民点。当时波兰的人口为3500万，其中有330万犹太人，是世界上犹太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者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要“解决”它只能让他的党卫军去办。屠杀数百万人的决定尚未做出——但是，希姆莱和希特勒早就约定好了，和德国的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和折磨犹太人相比，在波兰必须进行得更极端。途中这位党卫军头目毫不掩饰他的充满愤恨的决心。他的一名陪同人员说，当几名“罪犯”被“带了上来”时，他用一根小棍子指着颤抖的老头们，取笑他们的鬓角的鬈发，骂他们是寄生虫。此刻他的党卫军成员已经枪杀了近2万人。希姆莱多年来就为现在开始的“战斗”做好了准备。他的人种妄想的中心点是将生命分类：人，“下等人”和动物。一有机会就告诫他的党卫军成员，犹太人是“下等人”，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是“人畜”。他的演讲满篇是对犹太人的故意污蔑，将他们称做“寄生虫”、“吸血鬼”或“叛徒”；用言语剥夺了他们的尊严。一步一步地，一个演讲又一个演讲，一张传单接一张传单，剥夺他们的人性，减轻了案犯作案前的良心不安。最后将犹太人不光彩地比作害虫，希姆莱非常公开地表示：“这不是世界观的问题。”1943年他在查科夫煽动道，“必须干掉蚤子。这是卫生事务。”
希姆莱的妄想第23节：种族主义
大批学者对大屠杀的决定具体是何时做出的、是谁做的争论不休。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因为为了不留下痕迹，纳粹领导层都是面谈所有问题中这一最棘手的问题。另外，很多和“犹太人问题”有关的事情都是用掩饰性暗语。“最后解决”、“特殊处理”、“疏散”——凶手们从没提过他们的大屠杀的真正名称。说到此事的决定，希姆莱肯定是这一程序的关键，同样肯定的是，当1941年夏天开始进攻苏联之后，随着突击部队的肆虐，这场屠杀就具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新规模，它使这场大屠杀成了罕见的罪恶。决定的大致时间无可争议，是在1941年夏末。如果年初时希姆莱的帝国中央保安局的人还在考虑将犹太人集体疏散往马达加斯加的计划的话，到年底，在苏联被占区已有数十万人被突击部队杀死了，建立第一批灭绝营的命令也已经下达了。究竟是希特勒在这一年的无数谈话中逼迫他的帮凶采取更极端的行为还是这些追随者反过来通过越来越多的建议“迎合”希特勒，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一学术上的争论。因为所有当事人对一般的大方向意见一致。德国的集中营里已经专横而不受惩罚地屠杀8年了；自1939年起就以代号T4大量屠杀残疾人，屠杀时已经用上了毒气，在波兰及1941年夏在巴尔干半岛，党卫军和保安处的部队就准备好了巨大的死亡套索。在历史学确定的大屠杀开始之前，纳粹政权杀害的人数已经达到数十万。因此，对于要犯们来说，希特勒1939年就公开宣布过的“在欧洲灭绝犹太人种”的步骤只是个时间问题。
希姆莱从没有让下属怀疑过是希特勒做出的最后决定。战后奥斯维辛指挥官霍斯报告了1941年夏天的一席谈话。“元首命令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希姆莱向他解释说，“我们党卫军必须执行这一命令。”三年之后，在1944年5月5日，希姆莱可以在松特霍芬宣布，“犹太人问题基本上”已经由他的党卫军“毫不妥协地解决了”，他略带感伤地补充说：“但愿你们能想到，这道军令被下达给我，我出于服从和坚信不疑而遵照执行，我是多么难过。”其他场合他也抱怨过“元首”下达给他的这个“最困难的命令”。这些话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指挥凶手的人抱怨其行为的分量。希姆莱的按摩师克尔斯滕战后根本回忆不起来，他的病人向他讲过，他“根本不想消灭”犹太人和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和这相反的是充满仇恨的无数演讲和希姆莱在执行“最后解决”时的不道德的高效率。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不适合他这样的人，他是出于坚信不疑而行动的。他的组织才华才造成这灾难性的规模。他对阴谋和欺骗的偏爱才使死亡营具有了阴森恐怖的特点。通过送受害者“淋浴”或“去蚤”将他们送进死亡，这种阴险出于这位党卫军头目奸恶的本性。
但对于后世来说最可怕的是很大程度上缺乏有罪意识。这位主犯不觉得自己是罪犯。希姆莱深深迷恋于他的幻想，他能极其严肃地告诉他的手下，这场大屠杀是值得赞扬的功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1943年10月4日对党卫军队长们的演讲。“在此我要极其坦率地向你们提到非常沉重的一章，”他在波森宫的豪华大厅里声音低沉地演说道，“我们之间应该非常坦率地讲它。我指的是疏散犹太人，消灭犹太民族。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每个党员同志都在讲，‘要灭绝犹太民族’。我们来做，理所当然我们的党章里有规定。然后他们都来了，可爱的8000万德国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正派的犹太人亲友。这么讲的所有人谁也没有袖手旁观，谁也没有坚持住。你们大多数都知道，当100具尸体躺在一起时，当500具或1000具躺在那里时，那是怎么回事。熬过这场面，同时——撇开人类的弱点不谈——保持正直，这使我们坚强了。”这些章句否定了人的所有特性。希姆莱的“正直”事实上只不过是给巨大的破坏力披上外衣。这位黑色骑士团的统治者被迷信蒙蔽了，只有他的“世界观”才是通向一个更美好的“种族主义”世界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