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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 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 “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 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 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 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 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 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 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 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 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 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 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 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 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 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 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 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 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 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 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 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 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 志，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 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 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 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 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迂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 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 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 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象一样。要 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 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 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 “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 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 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 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沫总 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 “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 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 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 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 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象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 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攀。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 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 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庐呢？于是我的画进步 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 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 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 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 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 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 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 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 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 “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 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 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
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 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 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 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 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 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 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 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 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 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 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 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 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 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 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 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 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 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 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 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 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 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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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夏丐尊先生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 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 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 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 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象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 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 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 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 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 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