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的指导性理论和治国方略，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依靠力量。由主要依靠蒙古千户军变为依靠多种力量，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由主要依靠草原经济变为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和商业支持；其四是学习榜样。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学习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华，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用人政策。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
用“汉法”治理邢州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是从邢州开始的。《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刘秉忠与张文谦同为邢州人，他们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此次治邢人选，除脱兀脱外，张耕、刘肃、赵良弼等皆汉人，故邢州之治，实为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元史？张文谦传》也记载说：他们“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口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忽必烈大喜过望，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汉法。
治理河南地区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仍是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忽必烈有鉴于此，便请求蒙哥汗允许他在河南、陕西“试治”，以图挽救。《元史》记载：“壬子……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守城以备之。”河南经略司设置的意义和邢州安抚司不同。前者旨在开斥边徼，后者意在爬梳芜秽。所以他们在河南的主要措施，也具有军事意义，但主要仍不外恢复汉法以代替扰民的习惯法。史天泽等人推行的汉法，其一是“选贤才举幕府以清其源”，即对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其二是“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通过设置监察官员，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整顿。其三是调整赋税政策，减轻经济剥削，这是实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其四是推行纸币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其五是在沿边地区西起邓州，东连陈州、桃源，屯田守边，设立粮仓，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出于途商免其露处；观民俗则庶而有教，察军志则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战。威行惠布，阳开阴肃，内外修治，略无遗策，河远流润，卫亦复承平之旧，宋为堕其北门矣！”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3）
治理关中河南是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时关中混乱的情形一如河朔。“关中新被兵，城郭萧条，不见人迹。残民往往鼠伏山谷间，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强梁啸聚，伺隙相攻”。元宪宗三年（1253），蒙哥“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受封关中。当时京兆8州13县户不满万，而蒙古驻军除杀人越货、抢劫民女外，又在城内大修府邸，经营安乐窝。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忽必烈果断地分派诸将到诸州去戍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宣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1254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忽必烈向汗廷要求“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即首先保证军费来源，加强边防守卫；又设置屯田，以其收入供应军食。派王府尚书姚枢设京兆宣抚司，先是任命有经验的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后又任命年轻官员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以姚枢为劝农使，督民耕植；许衡为京兆提学，兴办教育。立行部于秦州以任转漕，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同时废除荼毒平民的羊羔利；贯彻解放奴籍儒生的命令；延访耄宿，待以师友之礼。元世祖后像（选自《大汗的世纪》）数年间，先后任用杨惟中、廉希宪把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的关中，整顿得焕然一新，改善了政治，繁荣了经济，从此“关陇大治”。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地区的治理既是他用汉法治汉地的开端，也为他将来治理全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仅使忽必烈的势力与声望与日俱增，而且对此后忽必烈战胜蒙古保守势力、统一中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皈依萨迦，南征大理大理国是以白族封建主为主体、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都城在今云南大理。国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加上四川的西南部。唐朝末年，南诏改国名为“大礼”。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就是戏剧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第一代“段王爷”。到忽必烈南征时，大理国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末代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懦弱无能，朝廷大权完全把持在权臣高祥、高和两兄弟手里。
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蒙哥汗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忽必烈。第二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及诸王50余人和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也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做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
金刚铃、金刚杵（选自《成吉思汗》）
元宪宗三年（1253）九月，忽必烈在忒剌（今四川松潘）召开南征大理的军事会议。其军事总督为兀良合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进入吐蕃地区，忽必烈自率中军随之穿过吐蕃，诸王木哥、塔察儿、阿必失哈等则率东路军由白蛮向大理趋进。由于得到吐蕃僧俗百姓的支持，忽必烈的三路人马顺利地通过了雪域高原，又在吐蕃向导的带领下顺利地翻过雪山草地，横渡大渡河，进入大理，三路兵马在金沙江东岸会师，10余万大军一齐向大理城逼近。专权的高祥、高和兄弟挟持段王爷弃城逃走，百姓献出城门，蒙军进入大理城。忽必烈命诸王守卫大理，亲自率军出龙尾关（下关），进抵赵睑。命诸将追击高祥，将其擒斩于姚州。兀良合台父子率军追击段兴智，段兴智投降，大理全境平定。忽必烈任命任时中为宣抚使，班师北还。五月，回到六盘山。
修建开平城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名为“开府”，其实也就是多立了几个帐篷。10余年来，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要迁到抚州或奉圣州，不少汉臣纷纷建议忽必烈建造一座新城。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子聪师徒负责勘察地形，参照各国都城的样子，修建一座新城。子聪和尚与谢仲温认为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是一块风水宝地，宜于建城。忽必烈就任命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具体负责修城工作。
新城建成后，有人建议：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可定名为“开平”，暗含“开天下太平之世”之意。当年夏天，忽必烈就将金莲川幕府迁移到这里，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的一个参谋本部。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蒙哥理算忽必烈大张旗鼓地行施汉法，在漠南汉地的权力和势力迅速膨胀。征服大理后，他回到金莲川，又令刘秉中等营建宫城，以为驻跸之所，定名为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50里）。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对忽必烈的做法极为不满。这一斗争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春突然趋于激烈。据《元史》卷159《赵良弼传》记载：“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蒙哥汗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派遣其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京兆、河南等地全面清算钱谷，设钩考局，大行钩考（清查）财赋。这次钩考，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清查的对象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阿蓝答儿等颁布了清查条例《一百四十二条》，几乎所有忽必烈藩府的旧臣都被罗织在内。由于姚枢献计献策，才使忽必烈躲过了这场灾难。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4）
宗教大辩论蒙哥即位后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景教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后来又封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成吉思汗的支持，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佛教徒，甚至将400余所佛寺改为道观。与此同时，有些所谓“道教学者”又编造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广泛散布，甚至“上播朝廷”，“遍散朝廷近臣”。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宪宗四年（1254），蒙哥令阿里不哥主持了一场宗教辩论会。据《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当时蒙哥派了3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鲁不鲁乞则乘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全真派道士只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认为欧洲传教士所说的“上帝”，也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对于全真派以势压人的做法，蒙哥大汗也不认可，当阿里不哥向他汇报了宗教大辩论的结果时，他曾于1255年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佛教代表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命令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元宪宗七年（1257）秋天，蒙哥南下，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次年初，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