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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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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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乱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共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着「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的「中国之春」,复被丁抒教授近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增订再版所引用,见该书页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着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吨;六十二年则为八千万吨到一亿吨。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吨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吨,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在江泽民、李登辉出现之前,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牠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牠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牠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着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尸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m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在中国近现代史里面,达赖逃亡前的西藏,还是如此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动乱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十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制度」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人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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