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才能从情感迷失的坐标系上标识自己的方位，在难剪难理的纠缠中蝉蜕出来。我至少可以理解余永泽为何未能答应林道静的附加条件。余的本分内敛，注定了他人生选择的低调，固然也缺乏林道静的浪漫与高蹈。他只知孜孜不倦于“自立一家说”的学者名流，醉心于温柔典雅缠绵相契的朝朝暮暮，营造一个弥漫着书卷清香的温馨家庭。他踯躅于时代的大风圈之外，一任时代风云的轻薄，却执守着一介书生的清傲、自我与良知，在正义与生存之间、社会与自我之间寻找一个弥合点。像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余永泽为我们留下了在那个时代一个执迷不悟的知识分子的美丽而苍凉的背影。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余永泽那样拒绝林道静式的爱的额外要求的。林小姐自然可以离去，却无权责难余永泽的表现就是自私庸俗，并要求余永泽为此而感到羞愧。
后来，我读了杨沫女士儿子老鬼的《血色黄昏》，这是又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灵魂的相遇，命运的反思，母子两代历史横断面上惊人相似的讽刺意味以及截然不同的叙述观点，又一次地震撼了我！在杨沫追忆自己革命生涯的自传小说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我生长于山右小邑，是一个不懂得什么“终极关怀”的村夫俗子。但我心仪于有些作家（如沈从文）那般至情至性的率真，那永远也不曾被蒙蔽的像春雨般滋润、芬芳、忧伤而又美丽的生命境界。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何以故？前者假，后者真。我自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找不到了。舒婷面对神女峰的沉思是对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一位哲人说：孩子们，我们不要想望永恒的来世。孩子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达不到永恒；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它。永恒就在此时此地。
爱冬妮娅，也爱保尔
？ 曾祥明
说长论短
读了刘小枫的《记念冬妮娅》（《读书》1996年4期），勾起了我对冬妮娅的美好的回忆。
和刘小枫一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上高小时在多雾的重庆读的，只不过他在城里，而我却在南岸区的乡下。相同的年龄、相同的地点，便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
我读刘文之时，刚刚读完了青年朋友侯君发在《文学报》上被《小小说选刊》选载的《钱殇》，也就越发觉得冬妮垭的可爱。《钱殇》中有两位美人儿，长得并不比冬妮娅逊色，一为人妻，一为情人，柳腰软软的，媚眼甜甜的。然而那腰只为钱软，那眼只为钱媚，一旦没了钱，那腰便不软了，那眼也不媚了。但冬妮娅，却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是那样的纯贞。她看不惯那些趾高气扬的纨？子弟；与之相反，她喜欢上了穷保尔。她喜欢保尔的勇敢和不甘受辱，敢和长得人高马大的纨？子弟拼搏并战而胜之。这，颇有点儿像织女爱牛郎：她爱男孩子的憨厚。只有这样的女孩子，才堪称“透明的美人儿”，因为她们没有被铜臭把芳心熏得黑黑的，带着难闻的垃圾味儿。
没想到刘先生却只爱冬妮娅不爱保尔，他这样写道：“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
也许是生活经历不同吧？我的感觉便有所不同。我爱冬妮娅，也爱保尔。你看，保尔为了冬妮娅，能够抑制被赫丽丝金娜“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他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比起现时生活中那些惯于拈花惹草带“小蜜”养情妇的男人们，不知要高尚多少倍，简直就是一座山、一块碑，怎能叫人不爱，怎么会“黯淡”了呢？
我觉得刘文所引的这句话，也无可挑剔：“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
这句话何错之有？我在部队里生活了将近十年，自始至终认为这句话天经地义，是高尚的、诚实的，是对对方负责任的和对自己负责任的，同时也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人是有理智的，不能为了爱欲，不顾一切；作为一个战士，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此，保尔不可能做到“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保尔早已成为“党的人”，他一旦离开了革命队伍，读者心中高大的保尔也就黯淡甚至不存在了；没有了保尔，没有了“这一个”，又奢谈什么“‘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个‘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呢？冬妮娅知道保尔是干什么的，她对于保尔的这番话早已熟悉，不应该感到吃惊并成为分手的契机。看来，还是爱得不深，未能达到“生生死死身相随”的程度，不能像织女，可以毫无怨言地跟着牛郎去做长工。如果每一个“这一个”都强调要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那么，两颗心何时才能转到一起去呢？人们向往的“心心相印”与“缱缱相契朝朝暮暮”，恐怕便只能是一句空话。难道只有保尔跟着冬妮娅走的份儿，为什么冬妮娅就不可以投身于革命呢？
评论者之所以褒冬妮娅而贬低保尔这一主要的艺术形象，运用的是类比手法。作者运用了两条线索，明线是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暗线是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一截草席，裸露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上了那列火车……”于是作者感悟了，觉得冬妮娅的道路选对了，因而冬妮娅“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冬妮娅的路走对了，保尔的路怎样呢？当然是走错了。难道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历史么？任何个体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一定的群体之中的。谁又能真正的出世呢？
其实，评论者并不想“出世”。评论者想讴歌的是冬妮娅“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的追求。评论者不仅用“史无前例”进行类比，还用了宗教等等进行类比：“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性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因而，革命是可诅咒的，因为“革命的献身”有碍于“爱欲的献身”。冬妮娅追求“爱欲的献身”，她永远可爱；保尔追求“革命的献身”，他不值得冬妮娅去爱，甚至那“令人心血上涌的话”：“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也随着保尔这一艺术形象的黯淡而变得一钱不值了。因为“克尔凯戈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在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而冬妮娅之所以可爱、之所以越来越“亮丽”，就是因为她“弃绝无限”。“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第一是党，其次才是别的亲近的人们。”冬妮娅拒绝了，凭着她身上那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想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在“诸多革命中”，在宗教里，“献身革命”与“献身上帝”，都不过与“史无前例”一样，是“陈示”“青春尸体”罢了，冬妮娅没有爬上“革命列车”去陈示“青春尸体”，没有随保尔去“献身革命”，她实现了自己“亮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她的形象“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
这些年，这“泥土”的确是“受孕结果”了：为真理、为正义献身，的确被一些人所抛弃、所不为。不仅“勿忘我”的观点颇有市场，“既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也不要他人为自己牺牲”的论调，就堂皇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结果，公车坏在铁道上无人下车推而造成惨祸，公车上歹徒行抢只有幼儿园的孩子斥责歹徒……
否定了保尔的“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和他的“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我们还宣传孔繁森做什么呢？恰恰相反，我们倒应该去动员孔繁森的妻子去做一个冬妮娅，与孔繁林离婚。可是我们能这么做么？
“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也许，“怨恨”是有的，就像我们见到贪污犯当了反贪局长、小偷偷出了一个“大偷”一样，“不平则鸣”是人之常情，但一个献身理想的人，连生命与爱情“二者皆可抛”的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决不会后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更爱保尔。
再说一回“杨柳”——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
？ 骆玉明
说长论短
在日本接到一些从国内寄来的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文章。有人因不了解情况，对为何这么快就进行大幅度修改加以非难，这我觉得可以理解，而有的谈论就非常奇妙。不是我对孙焕英先生特别有意见，而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学者型谎言》所表现的思想方法有一点代表性，所以还想借他的“杨柳”说一回。
从著者而言，自觉得“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原是从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的。但有人的想法则简单：连主编自己都这样说，那一定是问题百出，错误丛生！
于是孙焕英先生忙起来了，竟发现我们“连某些基本常识都欠缺”。根据之一，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杨柳”，被著者“当作杨树柳树来讲”。而实际上，书中完全没有半个字牵涉到“杨柳”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虽然写了一篇《“杨柳”及其他》寄给《中国青年报》，在这以后的两天里还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这个妙见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曾经认真地怀疑：莫非他因为“愤怒”而眼睛花了？或是他知道有个《折杨柳》曲，一定要找个机会说出来？或是为了弄几个稿费，竟公然捏造？——对不起，孙先生，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书中说到“永无春色的孤城”（系据“春风不度玉门关”而言），孙先生想必是如此推理：既然说没有春色，就是说没有杨柳；因而这就是对“怨杨柳”的解释，从而证明著者不懂得诗中的“杨柳”指的是《折杨柳》曲（其实也是双关）！这个过程真是漫长曲折，难怪我要想上两天！
心里有个成见，然后按这个成见把别人的文字七扭八曲，最后造成一项罪名。其实，孙先生若真的有一点关于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从书中同一页对同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所加的脚注，应该能看出著者处理问题的态度。这条注引唐芮挺章《国秀集》、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唐张著《翰林盛事》，及宋初以来《文苑英华》、《温公续诗话》、《梦溪笔谈》诸书，谈《登鹳雀楼》是否王之涣作这样一个通常不大注意的问题，结论为“暂存疑”。
孙先生还有一条指责是更妙的：“《木兰诗》家喻户晓，著者却在一些地方读不断。”这使我无话可说了。《木兰诗》随便在哪本书上抄也抄“断”了，而我们却“读不断”，还不是一处，是“一些地方”！——妙就妙在究竟是哪一些地方，他又不说出来！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不一样，经过多少弯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我恐怕要想一年。想明白了，再写“三说‘杨柳’”。
孙先生这种信口开河的话，本不值得理睬。但文章已经登在拥有广大读者、声名卓著的《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