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翻译，翻译是有研究的翻译，研究是有翻译的研究，这只要看他所译之书不离一生所系的美学即可知。他是异常勤勉的人，轻易不对西书说三道四，用寥寥数百言向国人介绍一本自己不准备翻译过来的外文著作，此等“书话”，他很少去做。他要介绍，就花大气力进行研究基础上的翻译，因为横说竖说，总不如自己做“舌人”让高鼻深目者通过自己的嘴巴而有所说。在介绍西书这一点上，翻译胜过浅尝辄止鸣高猎奇的“书话”不知多少倍。极而言之，对于外文著作，一定要写“书话”，翻译才是真正的“书话”。光潜先生这方面有数的几篇“书话”，就都是为自己的译作而写的序和跋。
笔者做大学生时因为喜欢光潜先生的译文，生出理论兴趣和偶尔弄笔的冲动，毕业后又一气读了六年的理论，可惜终于一事无成。这倒不能全怪客观上没有从事理论研究的条件，仔细想想，当时所谓理论兴趣，或许仅仅是对朱先生的译文的兴趣。朱先生开始大规模翻译黑格尔美学全书，是在所谓的美学大讨论接近尾声之时；远一点看，则是文坛几十年的风雨平静之后，所以有一种沧桑，一种智慧，一种提升，一种解脱，因为是翻译，又有了可以掩饰得很好的自傲，以及这一切背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寂寞，加以黑格尔氏特有的弥纶群言吞吐八荒的气势，遂造成了朱先生别致的译笔。对一个浅薄的大学生来说，这层文字的魅力已经足以让他发生误会，以为其中所透露的在纠缠于主观客观唯心唯物之类的别处绝对看不到的情态，实在可以包罗万有了，于是不免暗暗学习模仿起来，浑然不知误会由此转深而至于不可消除。作为这种误会的痕迹，是至今难改咬文嚼字的积习，把文体看得比思想更重要。还常常不自量力，业余翻译不辍，“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竹头木屑，皆可慰情。一则是见猎心喜，相信翻译是创作之外锤炼母语的最佳手段，一则是不忍遽然自弃过去的爱好，但主要还是想通过直接面对西书，善养其肃然求知的本分。这后一种自以为不坏的习惯，当然要深谢光潜先生的所赐。
犹忆本科二年级一个阴雨的下午，因为在哪本书上读到黑格尔美学的大段朱译，亟欲一睹全豹，急吼吼地跑到图书馆，终于将三卷四册的《美学》找齐了，按捺不住的高兴。正办借阅手续时，旁边有一老者几乎看不出地摇了摇头，用几分怜惜的口气说：“唉，又是‘美学’，年轻人真会赶时髦。”始终猜不出这位老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骄傲啊，都不肯向那冷言冷语发出的一角转过头去。他也许是和美学甚有因缘的学者，或者是因为美学而翻过筋斗的过来人？当时哪管这些，面孔有点涨红，而多半是不服，并就在这不服中顶住不知是谁的摇头和叹息，像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抱着黑格尔昂然走开了。
少年豪情，而今安在哉。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大胆通读长安街
？ 刘心武
前言后语
我是弄文学的。这与建筑是两个行当。但文学与建筑隔行却不隔山。这两个行业都属于宽泛的艺术范畴。引领这两个行业的美学女神如果不是一位，也该是孪生姊妹。在古希腊诸神中，代达罗斯既是石料建筑之神，也是众神塑像雕刻的鼻祖，这也说明建筑最起码相当于大型的造型艺术。我记得英国著名的文学家托玛斯·哈代原先便是一位建筑师，因此他那此长篇小说的结构，便具有哥特式建筑的某些特点，比如情节主线的逐渐高耸式奇突发展，以及分枝情节的均衡式布局，等等。像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其著作中都有对建筑物及相关环境的细腻而生动的描写。而我国的文豪曹雪芹早在二百多年前便在其伟著《红楼梦》中以文字栩栩如生地营造出了一个美仑美奂的园林“大观园”，那至今还是刺激我们中国建筑师灵感的一大源泉。
我已经出版了几十部文学作品，但我现在要出一部关于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书了，书名叫《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是由专业性的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来出版，现正紧锣密鼓地印制中。当然，我这弄文学的，毕竟是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一个外行。我只是在追求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的“通感”时，凭藉是一种由衷的爱好，或者说被好奇与闲游的欲望支使，逾越到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领域内，在猎取滋补我文学灵感的营养时，有时也忍不住指指点点，发表一些个意见。这本书里的文章，便大体上是这种“越境漫游”的产物。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意的大概会是我对北京长安街上三十五座建筑物的评论。实在是“胆大妄为”。建筑师们及相关机构对于自己已然耸立在世人眼前的作品，总是持“欢迎批评”的态度吧。不过对我这种外行人的评论实在用不着太认真。都是些纯个人的意见。这一组评论在北京一家报纸上连载（每周一篇）时，曾有人打探：有没有什么“背景”？实在是毫无上下左右中任何“背景”。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建筑都是由什么机构的哪位建筑师主持设计的，也不知道此前有什么权威人士对这些建筑物已有过了什么权威性意见。所以我的这些评论也许极其悖谬，却也许反而会令建筑界的人士感到有趣；就如同作家听到文坛外特别是非专业评论家的直率意见时，往往并不一定接受，却会在“故妄听之”中得到某些有益的联想与启发一样吧！
建筑评论在中国大陆不仅数量少，而且只局限在很狭小的专业圈子里，写的人多是搞建筑的，看的更差不多全是搞建筑的；这倒也罢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建筑评论往往是笼统的综述多于具体的个案分析，僵硬的专业眼光多于灵动的美学感悟，生怕得罪了建筑物背后的“长官”、机构与专业权威的吞吞吐吐多于独立思考的直言不讳；这就使得建筑评论远没有如同文学艺术评论那样，在中国大陆得以成为公众共享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到处耸立起夺人眼目的大体量新建筑，比如北京，它的天际轮廓线在极其迅猛地变化着，新建筑真可谓雨后新笋，你简直随时能够听到它们嘎嘎拔节的声音。这当然首先应视为好事。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局面。不过，这诸多的大体量新建筑在美学创意上究竟如何呢？说实在的，令人满意的并不太多，有一些，比如宣传得很厉害的北京西火车站，它的耗资、气派都是首屈一指的，却遭到了不少非议。人们都知道那位因腐败而下台的北京市原市长陈希同，他有个外号叫“陈希亭”，因为他总是要求建筑师在所设计的建筑物上顶上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顶，以他极其有限的认知水平与鉴赏能力，他判定那便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与无可置疑的“壮丽”，他以其在位时那强悍的长官意志，败坏了许多建筑设计师的美学创意，要么你的设计方案便被他无情“枪毙”，要么你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在无论什么样的楼顶上来个攒尖顶的亭子什么的。北京西火车站便是“陈希亭”意志的集中体现。“陈希亭”訇然倒塌了，固然令人一快，然而北京西火车站的败笔却只能由其继续存在，起码几十年，乃至更久。这说明不仅对贪污腐败应加强公众监督，对城市公众建筑也应通过“公民话语”起到必要的批评监督作用。我的这些称作“通读长安街”的建筑评论，便意在抛砖引玉，以使关于城市建筑的评论走出专业的狭小范畴，引入于开阔的民间话语空间。
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出现了专门的建筑评论家，但他们就往往并非建筑界当中的专业人员。例如美国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他就说过：“我看到的一些杂志有详细的数据、美丽的摄影，像一本汇集了各种直观资料的画册，但缺少建筑的核心，即使刊载一些论文，也只是建筑的介绍，而且大多数是由建筑师自己写的……我认为从记录已经竣工的建筑物这一点来说，确实还是有价值的，但对评论作品来说，建筑家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建筑本来是应该由建筑家以外的人来加以批评的。”我们知道美国早期的建筑艺术评论大家刘易斯·芒福德，便并非建筑界的内行，而是一位作家；他曾著有《来自生活的素描》一书，显示出他所特有的评价“凝固的音乐”（黑格尔首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的首要原则，并非是建筑学上的那些原理，而是对体现于建筑物中的人情、人性和人道精神的诉求。戈德伯格继承了刘易斯的这一优良传统，比如他在评论美国兴建摩天楼的浪潮时说：“建筑既是美学观念的表达，也是形象、价值和力量的体现……这些美国创造的精华，把美国人对技术和发展的信念，同美国人对充满戏剧性效果的追求结合起来……新一代摩天楼体现了美国人对于商业、环境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看法的转变……它们似乎是呼唤人们走向纯洁、光明和新秩序的号角，它们的玻璃幕墙似乎给郁闷的城市中增添了轻快感，它们开阔的底层空间好像给狭窄、稠密的城市带来了活力和欢乐……这些大厦被当作新时代的产儿而受到人们的称许与欢呼，但是盲目的抄袭和模仿，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追求，随之带来了新的千篇一律，这大概是人们漫步于曼哈顿，虽高楼林立、眼花缭乱，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建筑却屈指可数的缘故……”对他的此种评论我们不一定去认同，但他的“自外于”建筑界的身份选择，以及他那把社会性和人性的美学考虑置于纯建筑学理之上的评论角度，对我们显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我祈盼自己的这本外行人评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书，不仅能引起内行人的关注，也能使一贯将我视为小说与随笔作者的新老读者们，生发出评议我们身边眼中的建筑与环境的兴致来！
序《曼陀罗文丛》
？ 林贤治
前言后语
数年前，坊间的散文小品一类突然盛行起来，至今其势未减。论客蜂起，或云中产阶级人数剧增，所以有闲；或云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所以无暇。诸如此类，教人想起评论界制造的种种神话来，总之，无论何种新名词，只要到得这班论客手中，都一样被料理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
一种题材，一种风格，以往得以流行，几乎全藉了行政手段的推广；所谓“样板戏”，不过极端的例子而已。直到七十年代末，随同大批冤案的平反，一种特殊的文体——回忆录，及其孪生姊妹，另行结构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才首次以暴露和控告的形式，正式侵入官方出版物。作为死者与生者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一场历史性对话，这些文字，庄严、真实、深沉、激越，灌注着否定的逻辑力量，民族与个人命运相叠合的悲剧内容，重新整合的政治伦理观念，以及民间孕育久远的爱仇情感，在一个窄小的时间裂隙里，完成了散文写作的一次骄傲的凯旋。
政治可以压制文学，也可以解放文学；正如经济可以助长文学，也可以消解文学一样。当社会以开放的态势渐次敞开，在思想知识界，一种“纯”文化的主张趁机泛起，彼此呼应，推波助澜，影响日巨。沉寂已久的散文作家，亦多因非政治化的倾向而被尊为大师；当代文坛则群起效尤，开专栏，答客问，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聒噪不已。当此风气一开，书贾麇集，竞炒名角。于是乎，闲适呀，雅致呀，柔媚呀，幽默呀，琐屑呀，卑俗呀，适逢其会，全都有了。
至此，散文的写作和阅读都成了消遣性行为，作品有如一种标准化食品：鲜甜，可口，绵软，易于消化；这样，必然要拒绝一些将使胃变得坚强起来的谷物，拒绝骨头，对苦涩和辛辣感到恶心。根据商业原则和权力原则分别制作的成品，前后比照，竟具有某种相同的质性。这是可骇异的。
鲁迅曾戏改一联，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命运，叫：“时代在前面，五四失精神”。这位历经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战士，目睹一场恶战之后，战友如何的风流云散，不免一度“彷徨无地”，乃至为后来的学者所讥。对于“五四”精神的陷落，他是十分沉痛的。十年过后，应当说是又一个新时期了，他竟然总结说，就整体的文学成就言，新时期并未超过发轫期。这种评价，从来不为我们的文学史家所注意。在这里，他强调的，实质上仍然是文学精神。文学同精神文化的其他截面大体处在历史的同一水平线上；当精神陷落，它是不可能独自飞跃的。大致上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由罢，当散文小品进入三十年代的鼎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