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斯普诺斯、艾萨克·斯诺普斯、拉波夫及霍克，他们为了自己的所爱，有的犯罪、有的受害，有的甚至杀人，但作者认为，他们是值得同情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是为“激情”所驱使，至少证明了他们还有一点人性。而弗莱姆·斯诺普斯则象一架计算机，冷静、精确地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把他人都视为工具，兄弟、妻子、朋友概莫能外。弟弟有难他见死不救，妻子的美貌也成了他追逐金钱、权利的招牌，只要有利可图，宁可戴绿帽子。但一旦工具没有用处，他则弃之如垃圾，甚至挑唆岳父逼死妻子。他家族中的一些人还在杰弗逊镇上买卖黄色的春宫片谋生。他们只是生物而不是人，猥琐下流、没有自尊、没有人性，连为“恶”的激情也没有。
福克纳对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问题的思考贯穿于他整个创作之中，因而，他揭示了“人性”扭曲的多种形式。蓄奴制之所以该受诅咒，就是因为这扭曲了人性，破坏了人类仁慈、仁爱的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斯诺普斯”们及斯诺普斯主义、还有机械文明的代表“金鱼眼”们之所以遭人厌憎，就是因为他们败坏了人类的形象，异化成了非人，在道义上是没有生命力的。格守旧的精神文化会扭曲人性，但完全背弃历史、背弃乡土人情也同样会使人性遭到扭曲。这是福克纳全部创作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他爱与憎的最内在的标准。不管是何种方式对人性的扭曲，都会受到他的批判与否定，而对那些保持了人的本性的方式、关系、人或事物他都给予赞扬。福克纳对现实的不满并不证明他是向后看的，因为“永久的伦理中心应在对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的赞美中去寻找；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不是时间上的”。任何时代都需要赞美。而现代社会却是处于道德混乱之中，它苦于缺乏纲纪、法度、缺乏社会道德标准和负有某种使命的责任感。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图私利、行得通、获得成功的就是标准。这个世界是——或者至少有时使人觉得是——抽象和机械的牺牲品。人不是努力使自己变得在品德上优秀，而是努力摆脱任何道德的和情感的影响，与旧世界里那些曾经为恶的“扭曲的英雄”（如塞德潘等）相比，这些人也便显得渺小、可怜和可憎。他们简直无法与迪尔西、山姆·法泽斯、路喀斯·布钱普、艾萨克·麦克斯林等人相比，这些人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崇高，努力保持人的本性、人的尊严，尤其是那些下层的普通人，都具有一种高傲的忍耐精神，他们诚实、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和怜悯之心，他们是福克纳的希望之所在。
福克纳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与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人类的命运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尽管没有一个作者比他与一个地区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过分强调他创作中的南方因素，否则，将会对其创作的深刻意义有所忽视，他所写的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所共通的问题。”正如马尔科姆·考利所说：“他心中的最终目的还不是表现南方及其命运，虽然这个问题在他思想中的确占很大比重，而是在南方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人类的命运”。福克纳所以用南方的材料加以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恰好了解南方，我没有时间一面写作一面去了解另一种生活情景。”虽然这话不是绝对的，但的确道出了实质性的东西。他还希望，他的约克纳帕塔法故事能成为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类戏剧的代表。因而人类未来的可能命运就包含了南方未来的可能命运，人类的出路也包含了南方的出路。
福克纳在创作中探讨了人与自然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深入探讨了人类这个系统自身的多种层面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等。
在福克纳看来，如同个人的生活里无法避免邪恶一样，人类的生活中也有秽行存在。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对待自然的正确的态度是爱，但是，人不可能总能做到这一点。上帝要让他们成为猎取者、消费者、破坏者，同时又给他们警告并让他们预知结果。他们糟踏的树林和田地，以及他们戕害的猎物将是他们的罪过的后果和证据，也将是他们的惩罚。这就是福克纳通艾萨克·麦克斯林所作的思考。但是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救赎的，即通过爱、忏悔来拯救自己，为自己的祖先的罪过承担责任。爱和忏悔是通向真理的途径。
人必须把自然看作是高贵的对手，用崇高的原则、公平的行为与之打交道，就象猎手与那只高贵的熊“老班”之间那样，这样，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一心想从自然那里获得所有权、使用权的纯粹的开拓者，也正是自然的破坏者，他们除了得到惩罚外，将会一无所得。他们贬低了自然的价值，也同时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熊》对这些问题的揭示是耐人寻味的。老猎人山姆·法泽斯是个混血儿，是“自然之子”的象征，是他帮助年轻的艾萨克·麦克斯林成了一名真正的猎人，让他懂得了一个真正的猎人所应具备的毅力、吃苦、忍耐、骄傲，与猎物公平相待等品质。但当高贵的对手熊“老班”被杀死之后，他也无疾而死。伟大的敌人死了，英雄也无意留恋人间。他的死是不愿贬低自己的英雄身份，因为不久以后，进入森林的不是与对手公平相待的猎队，而是木材公司的小火车和那些恣意砍伐林木的伐木者。当老年的艾萨克看到这已被开发者搞得面目全非的大荒野时，不无痛心地想：“这土地人们在两个世代里把它的沼泽填平了，树林砍了，河流填平了……无怪乎我过去一向熟悉的被摧毁了的林子也不叫嚷报应！它想：摧毁了它的人们会完成它的报仇。”（《三角洲之秋》）是的，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已使今日的人类吃到了苦果，开始了它的无言的报复。在《熊》的第四节里，福克纳站在更高的境界，思考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这样写到：上帝把土地给人，并不是让“人和他的后裔一代又一代的对长方形、正方形的一块块土地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在谁也不用个人名义的兄弟友爱气氛下，共同完整地经营这个世界，而他（指上帝——笔者）所索取的唯一代价就是怜悯、谦卑、宽恕、坚忍以及用脸上的汗水来换取面包。”福克纳反对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因而希望理顺这种关系，也许他的答案未必能解决问题，但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人类迫切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而怎样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事关人类的命运。
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正确对待人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对自然缺乏同情、缺乏爱，那就不会对人更好一些。
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下去的第一步，但还必须处理好人类系统自身的诸种关系。福克纳对此所作的努力与探索给了人们极大的启发。人的生存价值就在于他是大写的“人”，而不是生物或动物，他“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失去了这些东西便不配称为“人”，而把人扭曲成非人的各种存在都是丑恶的，应当否定的。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福克纳的探索是广泛而深刻的。不管是蓄奴制社会，还是实利主义盛行的社会，都因为它们对人性的扭曲，受到了作者毫不留情的憎恶与鞭挞。福克纳也否定了各种社会偏见、丑恶的习俗以及不良的精神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如《八月之光》，裘·克里斯默斯的悲剧正是种族偏见、社会偏见所造成的。他因被外祖父怀疑母亲的情人是黑人，被偏见极深的外祖父抛弃到孤儿院门口。五岁时，他偶然窥见了一个女营养卫生员的隐私，那个女人担心他说出自己的丑事，便到院长那里诬告他是一个黑白混血儿，结果他又被赶出孤儿院，从此，他便带着这个不明不白的身份，四处漂零。白人歧视他，黑人则怀疑他，怕他是白人密探。社会的偏见、他人的歧视、无端的怀疑，使他的心变得冷酷了。他终于被扭曲了人性，最终杀死了一个他其实很爱的白种女人裘安娜·伯顿，而这个女人则是好意对待他的。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作者写出了社会偏见所造成的个人悲剧，还在于他深刻地展示了社会偏见所导致的社会悲剧。最后，当那些偏见极深的白人听到关于“黑鬼和白种女”的谣传时，便失去了人性，象中了邪一样行动起来，搜捕裘·克里斯默斯，直至把他私刑处死，甚至一白人还割掉了他的生殖器，以示对黑人的蔑视、和对黑鬼敢和白种女人有关系的惩罚。这些人无疑是丑恶的、可恨的，没有人性的，然而，他们又何偿不是偏见的奴隶和牺牲品呢？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福克纳更强调同情和爱。他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因为缺乏爱、缺乏同情所导致的悲剧，如康普生家庭、塞德潘家庭、斯诺普斯家庭等。弗莱姆·斯诺普斯因为从来不给别人爱和同情，且多行不义，最终被弟弟明克所杀，女儿琳达也亲眼目睹了他的可悲下场。福克纳对乡土人情的描绘与强调，与这一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与人之间必须能够沟通、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充满同情和温暖，才是正常的。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福克纳认为人的本性是复杂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念或愚蠢之举。的确如此，由于人的心灵世界复杂，因而难免受到外界的影响，也不可能象上帝永远正确、永远纯洁，所以人与自身也是有矛盾的。人必须不断克服自身的邪恶与错误，才能变得在品德上更象一个“人”。
个人的出路就在于在同外界的环境、各种影响作斗争的同时，也要与自己的心灵的“敌人”斗争，保持自己的人性，人类的希望及出路就在于，我们中更多的人，我们的大多数不仅要为人类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而负责、也要为人类的延续而负起使命，因而，我们必须“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记住基督的遗训：你们要彼此相爱。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这就是福克纳所告诉人世的。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福克纳当之无愧享有这项殊荣。
作为南方文学的魁首，福克纳已超越了南方，也超越了美国，他属于全人类。
福克纳作为一个凌架于同时代作家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创作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还在于他在艺术形式方面所作的努力探索和所取得的成就。不管是把他称作现实主义作家或是现代派作家，这种贴标签式的归类并不重要，因为这并不能说明属于这一派就比另一派高明。重要的是，他已被称为“现代世界的经典作家”，我们必须对其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较为具体 （而不可能是全面）地把握其艺术形式上的积极尝试及所取得的成就，从中找到有益的借鉴。
福克纳的成就主要是以他一生所创作的近百部长、中、短篇小说著称于世的，因而他在艺术形式方面所作的探索与尝试，也主要是小说方面。他的探索与尝试又是有一定背景的。与整个西方的社会现实、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文学艺术规律本身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所出现的新问题、面临的新情况已非昔日可比。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相互之间为争夺殖民地、争夺产品的原料和市场而导致了一场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因而，人类的理性和信仰受到怀疑，由此产生了幻灭感和失望情绪。科技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已经高度发达，大工业的发展、自动化的流水线，使人觉得反成了机器的附庸，深感自我的丧失，地位的渺小；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没有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充实，反而精神空虚。价值的丧失，道德的沦丧、拜金主义、实利主义的盛行、人与人之间的隔漠，人类希望的渺茫，使西方有灵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此深感痛苦，因而，也迫使他们面对这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随之，使二十世纪文学的表现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实的变革，伴随着的是人的思想意识观念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期已出现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更广泛地得到了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第一次世界的爆发，成了人类理性主义失败最好的证明，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哲学思潮。他把人的生命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