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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哲学巨匠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世界由“原子事物”组成，人类给它们的图形贴上了语言标签。但是，因为原子事物如何“描图”的方法非常主观，所以言辞同“原子”就无法一一对应。语言同思想之间这种相发明又龃龉、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理论，影响深远，厥功至伟。形象思维的天外飞弹，一心渴望科学思想来制导。乔伊斯为伊消得人憔悴，写就《尤利西斯》。他把英语散文的可能元素和表达方式全都“穷尽”了，旁人除非重复他的思路历程，否则很难卒读。在“天书”《芬尼根守灵夜》里，乔伊斯不得不进行再创新，殚精竭虑“发明”一种同音乐相似、但和思想相背的语言，例如，All moanday； tearsday； wailsday； thumpsday； frightday； shatterday till the fear of the Law之类。这本书里莫名其妙却最为精彩的一句，Three quarks for Muster Marks（叫三声夸克，来检阅马克），马上就博得理论物理学家喝彩，并且借用其中‘夸克’（quark）一词，来给物质最最小的构成零件定名，一时传为科坛文苑交相辉映的绝顶佳话。
医学、心理学更对文学艺术进行辅导、言传身教，弗洛伊德先生是急公好义到处免费出场。于是，美国作家维达尔在他的小说《迈拉·布里肯里奇》里，就把人都看成“雌雄同体”，颇得弗老神韵。从十九至二十世纪，对于时空神秘性的沉思追索，更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文人时尚。十九世纪的查尔斯·兰姆便说：“时间和空间最叫我困扰。”真深得屈子真传。美国现代小说家平钦就更付诸行动，迷上了对这样题材的推敲摆弄。他早期就写了《熵》，后来的成名作叫做《万有引力之虹》。在这些书里，奇妙的想象，荒诞的情节和怪谲的数学语言进行有机合成，合成了一个魔方球。凡此种种，都叫人想到有一种恰当的物理效应，迟早就会发明一种与之相应的器件；有一种科学理论或者著作，迟早也会出现与之响应的文学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许就在等待着……
从施本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里，谁说闻不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说熵恒增加的“热寂”说）的影子？在西方文学和美术声势巨大的“变形”热潮里，难道听不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用“弯曲空间”代替了牛顿力学的重力）的背光？“热力学第二定律”之重要，上面提到的斯诺先生又发话了：对于所有学者都应该像莎士比亚一样，因为这关乎世界乃至宇宙的前途！再说牛顿力学给相对论力学取代，原来有特定的应用语境，天真而痴心的文学家却采取了全盘“拿来主义”。在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里，主人公罗冈丹眼里的世界是一团混沌不分、黏黏糊糊鼻涕似的胶体。主人公哀悼和怀念已经风光不再的牛顿力学，在那里一切都是中规中矩、轮廓清晰的刚体，一个简单美丽的公式就能风情万种地主宰一切。而现在这个“相对论”宇宙，居然存在着“扭曲变形”了的空间，在高速下“变慢”的时间，这只能让他感到一阵阵“恶心”。于是大势已去，自己这些人简直连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我们只是一大堆披枷带锁的存在物而已，自作自受，我们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存在”。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在萨特主观上的无意错位，一举让“存在主义”在文化的子宫里受了精、着了床！
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弥漫在世界文化界的一片空气，一串公式，一种氛围，一个不管分子多么纷繁复杂而稳稳坐定的公分母。如果不是这么看，又怎么能够把里尔克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解而读之？这位奥地利诗人同卡夫卡同时代，也同卡夫卡一样诡秘晦涩。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所谓“格物诗”（Dinggedicht）。他在精密“格物”的基础上，把每一桩物理个体都加以诗化，又给每一个物种一片优雅飘忽的弹性粘性，一切个体于是都存在于一个数学上的“连续统”当中。在这些“格物诗”里，一朵玫瑰，一面镜子，一只娃娃，一泓喷泉，一匹野兽，一间房间──里尔克把它称为“梦中芸窗”的，都具生命，全有历史，皆能关联，就连呼吸也能成诗！里尔克如此热爱生命，喜欢格物，如果到过名闻世界的湖南桃花江“美人窝”，一定会写那里连虱子都是双眼皮、有酒窝的！“格物诗”是精妙绝伦的物理观察，也是美轮美奂的视觉意象。读读他的名诗《笼中豹》，就能感受到一片气韵生动，几声不同凡响：
无穷尽走过铁栏，已把他的虎视磨损 疲倦了，对一切都已不再视听 他前面好似万千重铁栏 而万千重的背后世界早已不存
柔韧绵软的步武，轻捷强健的脚印 转着圈子愈收愈小，围绕着中心
像一场孔武有力的舞蹈 在中间，站着一个巨大的意志消沉
偶尔几次，那眼珠上的帘幕无声 会卷起，于是放进去一副图景
那图景穿透给静穆紧绷着的四肢
一直到达心中才黯然销魂……
（笔者译。见《诗可以译》，《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4月15日）
诗难懂，也难译，独有我们中国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坡仙说“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里尔克的诗亦然，小扣大响，冷艳如霜。诗人正是笔墨酣畅地执行着《文心雕龙·诠赋》里的名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其实，这里又有他深深受了“泛灵论”思想怀柔覆盖的影子！顺便谈谈诗人的创造。到目前为止，对于诗人创作秘诀的最好解释是没有解释，只有“灵感”，也就是所谓“突创”（Nisus）；而对于灵感的最深刻、最华丽、最独到、最概括的阐述，却又是法国数学家庞加勒的一篇小文《数学创作》！
当然，我们感兴趣是科学对于文学深层次的浸润，而不是文学对于科学表层次的搬用；玩弄科学名词不见得就有科学精神。多年前中国有一部描写数学家的小说，隔几步路便来一段莫名其妙的数论演草式。我看就像挂在绿树上的片片枯叶，怎么也品味不出这篇小说有什么科学人文精神。不想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村，中国文化居民仍旧我行我素，以为仅仅把人生经验“映射”（mapping）到“文字空间”就是创作，不需要任何思想给输氧，或者反思来制导。
注重文化修养的科学家都一定阅读文学，但是只有深深浸透了科学精神的文学，才能引诱科学家毅然决然“失身”，去偏离自己原有的严谨轨道，为之不惜去做一趟闯荡江湖的浪子。一个文学界、翻译界令人感叹伤怀的例子，就是波伏娃的《第二性》的英文翻译，这故事听起来颇有点儿像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第二性》第一本英文的翻译者不是文人，而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帕石莱。为了翻译这本书，动物学教授不但要在不是母语的法文世界里过关斩将，而且要深入法国和德国一大帮哲学家的恶猛林子中去斩荆披棘，而对于生活在这片树林里的一头头“凶猛野兽”，他却一无防备。最后他不折不扣为了翻译这本书呕心抽肠而死，留下了一册优异卓拔的译本。在他身后，《第二性》许多别的语言的译本都得力于他传世的英译。
共生和“文化培养基”
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里，文化和“培养基”是同一个词。这是一片华美、深刻而命中注定的语言意象。西方文化人历来有一腔鲜明脾气，我喜欢称之为“共生共栖现象”：往往是一篇佳作一经问世，大家就立刻像过节似地踊跃传颂；一个疑义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马上以解决世界难题的劲头热烈讨论；思想和情趣的沟通像是有千万条通道交流往来，艺术品位和欣赏的感染也穿过无数道经络四通八达，创作上的相互启发和借鉴更像小学生那样你我传抄……他们不是“涸辙之鱼”，但“相濡以沫”，用自己艺术的、思想的高级分泌物来相互滋润着，互相补充着，共同繁荣着。所以，如果凡·高引用莫泊桑的中篇《彼埃尔和让》，里尔克非常喜欢塞尚的绘画，而卡尔维诺曾经作过“控制论”的报告，这就跟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人家有事没事常串门一样平常了。他们与其说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如说是一种完全共生共栖的文化生态！文化，也就是文化人的培养基！
中国的文化生态扎根于个体的“文人相轻”尖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冬天刺猬之间的关系：离远了就感到孤寒，凑近了又相互抵触！“门户之见”还只是一篇轻描淡写，“圈子”则是恰当的单刀直入。中国文人不愿自己的神笔在饱蘸墨汁的同时，也稍微蘸蘸那么点儿科学精神。同样，也很难要他们扮演共生的角色，用自己高贵的手臂去拥抱群体生态。
卡夫卡和同时代文化人的共生，是构成卡夫卡的一块部件。重要因子还有下面二者：当代科学发展作用于卡夫卡的巨大影响，卡夫卡所使用文学语言德语文学的熟悉程度。文学批评界如果没有准备这“三要素”而要“解读”卡夫卡，恐怕是太高难度动作。文学虽然天马行空，但公认的原则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小说容忍“虚构”（Fiction），小说评论却遵循“非虚构”（Non…fiction）。如果以为只要“换我心，为你心”，就能“解读”天下万事万物，而根本不用去“格物致知”，那就无异于“我思故我在”。这些作品真像是从几条狭隘“公理”出发，就推导出大块大块文章。笔者不得不说，这些“解读”的作者是用写小说的神笔来着色添彩，握着自己的“心”来挥洒自如，但这也就成了同评论主角风马牛不相关的“创作”了。且说，作者都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何妨写写卡夫卡为主角的小说？写小说无须学识，只问人生，还可以一逞其能。至于“作家解读”、“新锐批评”什么的，也都搞个人狭隘经验乃至一时意气在文字空间的映射……说得不客气点儿，如果世上真有那么多精妙的“学问”，小小环球早已“载不动许多愁”了！
卡夫卡同其他人相互激荡共振是他写作时显示屏的一座图标。卡夫卡同时代的捷克作家恰佩克，他就写过《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和《昆虫游戏》等书，很明确地表现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壮举之下的渺小和恐惧，一种精炼化、艺术化、甚至程式化了的“末世情怀”（Eschatology）。这种情怀在同时代人当中传递、激荡而弥漫，往往就成了一种正面和反面都可以应用的万能公式。所以，在恰佩克那里是万能机器人，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就成了超级甲虫，而在比利时梅特林克的书房里，还会摇身一变而成了蜜蜂（看一看他的《蜜蜂的生活》），甚至花卉（读一读他的《花卉的智慧》）……事实证明，文化人敢于逾越雷池哪怕一步，向其他人的领域靠近而不怕尖刺，就会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成就。深受绘画影响的乌克兰导演巴拉让诺夫，他把镜头当作独立的绘画来拍了电影《故人影难忘》（Тенизабытыхпредков），作品一出就引起轰动。所以，文人们作为运行艺术的“主机”，他们之间的心灵通讯，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不同“艺术经验”之间的“转化”，两者恰好互补，正组成了阿波罗车驾下面的两个轮子，让文人可以驾雾腾云！
卡夫卡式的“变形热潮”更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清风，它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变形之怪，是深深植根在布拉格的科学传统和反传统的反思苦果，也是文人在相对论世界、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自然真相面前的一种人文杞忧。布拉格，“欧洲的魔术之都”，曾经是炼金术的中心和犹太密宗的渊薮，但是这里也生活过杰出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而且，科学和反科学有时候会披着同样华丽眩目的外衣，同样招摇过市。这样，才会在恰佩克心里顺理成章地激发机器人的幻想，也才促使卡夫卡把正常的“城堡”狂想为超自然力量的俯视狰狞。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实是现代文学里游园惊梦的常客，也是文化沙龙节目过后夜里经常性的梦魇。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在分析自然世界，分细了、微分了还要进一步肢解，于是现代文化也在分解、乃至肢解人类本身。在这里，文化受着科学莫大的精神冲击，还顺带接受精密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