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的秘书，同陈独秀一同签署中央的文件，一同召开中央的会议。 毛泽东后来同陈独秀的分歧，最初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问题上；随后，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直到党的五次大会，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当然是完全变了，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尽管如此，毛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还是说：“斯大林在一篇演说中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与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在看到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仍看到他的历史功绩的。全国解放后，他还关心过陈独秀的后代。 陈独秀其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全面的评价。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后，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务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已置身于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之中。 自从在长沙当新军的列兵起，毛就养成了良好的读报习惯，现在更是如鱼得水了。北大这个阅览室当然比第一师范的要丰富得多，他可以广泛阅读京、津、沪和全国的重要报刊，进而研究各种学说。同时，可以经常旁听北大的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活动。这里值得一述的是参加新闻学研究会，这跟他早年就极其重视新闻报纸的作用大有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时，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他都予以支持。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 蔡元培的影响（3）
邵飘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著名报人，兼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为新闻界的全才。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3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年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军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综观一生，邵飘萍首先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4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确实一生实践了这4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说：“此即日人所译为‘过激派’者，而日本研究社会主义之学者，则以此种新造名词为杜撰，且指为‘故意的曲解’。偶见我国某报之评论，竟又将‘过激’两字，如八股破题，加以咬嚼，谓‘激而曰过’，又曰‘激已不可，而况过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何等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① 这两本书，想来当年毛泽东是极可能读到过的。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以下一系列活动：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作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约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作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而且终生不忘其人。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 蔡元培的影响（4）
这里须要附带一说，毛泽东同蔡元培的关系。毛认识蔡，当年渊源于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蔡元培在德国留学，他们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当时就有交往。杨在第一师范讲授伦理学，用的课本即蔡自日文翻译的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大家知道，这本书曾对毛泽东发生过很大影响。1918年春，杨受蔡之聘到北大当教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是发起人之一。毛泽东到北京后，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个小职员，就直接认识蔡元培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毛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除开新闻学研究会外，毛还参加过北大哲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哲学研究会为杨昌济、胡适等发起，蔡元培是该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① 由李大钊的介绍，毛泽东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曾热衷过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该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是赞赏，具名领衔发起。毛当年也曾热衷于工读生活，有过这方面的理想。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后，毛泽东为杨家操办丧事，蔡元培给予杨的遗孤极大关注，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具名的讣告启事，为“其遗属谋集资以裨生活”。毛泽东列名其中。蔡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联名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资助遗孤，以便家属扶柩返乡安葬。毛泽东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和革命活动时，杨昌济的夫人曾慨然献出这笔赙金，供她的女婿作活动的经费。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讲演。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12次之多，其中有两篇是毛泽东记录的，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美术的价值》。蔡认为得到美术的陶融，可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其价值复杂而又统一，如人体之美；可改造自然；感情的具体表现，如伯牙抚琴，可以通志；能提高科学研究的兴味，如光线之美之于光学；可以代替宗教。《对于学生的希望》，是鼓励学生继承五四精神，走向社会，并结合群众运动的。请看蔡元培当年的见解：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举其大者，共得四端”。“一、自己尊重自己”：“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迸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