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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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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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阿婆走后,全上海开始了户籍普查活动。    
    户籍警上门来重新登记户口。一进门就寻户主顾月珍,我母亲尚未起床,小阿婆又像老鹰似的挺身挡驾,不让公家人惊吵儿媳。    
    对于日新月异的新社会,小阿婆怎么也跟不上趟。家庭破碎,她不去埋怨父亲,而是把怨恨转嫁在母亲的戏迷学生身上,也即是那个学生将“男女平权”的新思想带给母亲的,否则借给阿月珍一百个胆子她也不敢和儿子离婚。同时她也抱怨提倡妇女解放的公家人,男女不平等在中国几千年了,难道说平等就平等了?平等有什么好?让我这个有儿子的老婆子无处可去!她怨恨公家人。    
    尽管公家人是笑嘻嘻地走进门,她的脸还是拉得长长的,一副被得罪的样子。户籍警问:    
    “顾月珍同志呢?”    
    “顾月珍同志不在。有事找我。”    
    “请问你跟户主是什么关系?”    
    她答非所问地指指我和弟弟:“喏,这是孙女,那是孙子。”    
    户籍警又问她姓名,她生硬地说:“解李氏。”    
    旧社会女人无名姓,婚前阿猫阿狗乱叫一气,婚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的就是这样的双姓“王李氏”、“陈李氏”,户籍警耐心地开导说:    
    “新社会了,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姓,也要有自己的名。”    
    “我老太婆了,解李氏,都叫了一辈子了。”    
    年轻的户籍警说:“妇女要解放,要独立,不能没有自己的名字,过去没有,现在可以有,重新取一个。”    
    谁知这恰恰触及了她的痛处,连这房子都改成姓顾了,我这个老太婆还取什么名?小阿婆冷冰冰地说:“解李氏,就是解李氏!”一个耐心地劝改,一个倔强地不改,户籍警火了,说:“不改就不准登记!”    
    小阿婆说:“不登就不登!”但看看公家人态度一点也没有软下来,想想万一真的登不上,将来成为黑户口,或者要赶她回浦东,那她可是一万个不愿意。小小厨房的门里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看来再坚持下去也未必有好结果,就说:    
    “一定要名字,就喊阿猫阿狗都可以。”     
    小阿婆的话音刚落,就有忍俊不禁的笑声传出,连户籍警都笑了:“那么请问,到底是阿猫还是阿狗?”     
    “阿猫好啦。”    
    于是户口本上就写下了小阿婆的姓名:李阿毛。从此小阿婆有了自己的名字。    
    原以为麻烦就此结束,哪知,一旁看热闹的珊珊爆出冷门,她粗声大气地说:    
    “同志,我的名字要改姓。姓顾,顾珊珊。我弟弟妹妹也改叫顾星儿顾波儿。”    
    小阿婆执意不改,是为了维护旧传统;珊珊要改姓,却是因为解家已解体:既然房子都姓顾了,那子女也都得改。不料,珊珊这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小阿婆桌子拍得山响,食指戳到了珊珊的鼻尖,扯直了嗓子叫骂:    
    “侬这个死丫头,老鼠跳进白米桶,吃了三日饱饭,忘记侬是啥货色!解家门里,侬有啥资格来瞎三话四?”    
    小阿婆始终认为珊珊是花钱买来的丫鬟,应该听命于主人,可是珊珊却不这样认为。她只觉得比起波儿星儿来,血缘上不如他们,只是稍逊一筹,但自己绝非是丫鬟而是养女。多年追随顾月珍上戏院演出、电台录音,去香港参演,觉得自己有名有姓有头有脸,比顾门别的学生地位还略高一些,因为她是顾月珍的义女。以前解洪元从没有把她排斥在解门之外,如今解家散了伙,温柔的顾月珍更是倚重她。在星村十号就是老太太看不起她,总是拿她当丫鬟来驱使。这一老一少的矛盾越演越烈,兼之珊珊少文化缺心眼,每每总是让老太太拿个正着。比如,有时候珊珊将替换下来的脏衣裤一并扔入洗衣盆,让佣人清洗。小阿婆会拎起她的小裤头,当着女佣的面呵斥:    
    “侬是个买来的丫头,屋里厢酱油瓶子跌倒了侬也勿肯扶一扶,倒也算了,现在连自己的小裤头都要别人家来汰,勿要太享福——”    
    


第四部分第13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3)

    尖酸刻薄的话让珊珊没法下台。她羞红了脸,气黑了脸,哭哭啼啼向顾月珍告状。母亲迁就她,悄悄找来女佣,关照道:“三个小孩一样对待。以后除了汗衫小裤头,其他衣裳侬帮着一道洗一洗。”    
    自此,珊珊就为自己争来了半个主人的地位。但是与老太太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冤。在房主姓解时,珊珊自然不敢太唐突了小阿婆,而今一旦屋主易姓,她想:现在侬神气啥?侬自己也寄人篱下了,不走出去,还要留在这里发号施令?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哪肯放过,成心要气一气小阿婆:    
    “哪里来的解家门?现在是顾家门,侬可要弄弄灵清!”    
    一句话呛得小阿婆半天回不过神来。可小阿婆哪里是好欺的,后退一万步,我也是星儿波儿的亲奶奶,你是啥东西?她老人家顾不得有户籍警在场,有近邻在看笑话,她狠巴巴地伸手去拧珊珊的耳朵,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    
    “这只死货色,花花肠子……”    
    珊珊不退不避,低头猫腰像小牛犊似的把小阿婆撞了个趔趄,旋即躲到了户籍警身后,踮起脚尖,扯高嗓门:“就要改,就要改!”    
    灶披间乱成了一锅粥,户籍警成了珊珊的挡箭牌。窗户外、后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吵闹声惊动了母亲。她缓缓下楼,先喝住了珊珊,再向户籍警道歉:    
    “同志,对不起。麻烦侬有啥事情同我讲。我是顾月珍。我一定按政府要求去做。”    
    真正的户主出场了。一切都缓和下来了。    
    了解了前因后果,母亲思索片刻,说:“珊珊要改姓,就改姓顾吧。其余两个小囡不改,还是姓解。”    
    小阿婆长长舒出一口气,一屁股跌坐在靠背椅上,呼唤着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让我坐进了她的怀里,摸摸我的头发,拍拍我的脸蛋,好像从这个时候起她才发现我是她的嫡亲孙女,并悄悄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票,塞进我的手心,往我的耳朵里吹热气:    
    “去买点零食吃吃。”    
    弄得我抬头反望着她,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户籍警走后,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初冬的清晨,冻云如铅层层压出阴暗,我奉小阿婆之命上楼去看母亲的动静,要我问问是不是在家用午饭。    
    母亲的房门关着,从小间板壁缝里望进去,看见母亲斜倚床头就推门进去。发现床上摊着许多剧照,其中有两张放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四个人我全都认识:石筱英姆妈、卫鸣岐伯伯,还有我的父母亲。母亲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翻开的一页上也有两张相同小照片,不过是黑白的。母亲仿佛没有看见我进门,目光呆滞,眼泡浮肿,她从化妆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徐徐地缓缓地剪那张彩色的大照片,剪下了两张照片上的同一个男人,惊得我叫了起来:“姆妈,侬为啥要剪照片?”    
    母亲不作回答。经历了以上两件事,傻傻的我依然不知这个美满的家已经破碎,也不知卫鸣岐伯伯滞留香港,又转赴台湾,走前还留下一句反动言辞:“将来和蒋总统一道回来!”    
    夫人石筱英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单方面宣布解除婚约。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只有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突然间波及了政治风雨。石筱英要与丈夫划清界线,母亲同样也要与他划清界线。母亲要我下楼去拿火柴。我蹦蹦跳跳下楼,小阿婆不肯给,理由是小囡不能白相火柴。我说是姆妈要,小阿婆迟迟疑疑从小方桌的抽屉里取出一盒火柴,自言自语:“你娘不吃香烟,要自来火做啥?”    
    说着跟着我一起上楼,可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拉拉我的衣袖要我等一会告诉她火柴的用途,又悄悄下楼去了。    
    母亲见我拿来了火柴,就披上睡袍,移坐到圆桌旁,端来一只痰盂,捧过彩照的残片,嗤的一声,火柴划着了,一朵小火亮在半空中,母亲的手举着久久未动,很快火燃近手指,母亲又慌慌把火柴扔进了痰盂。    
    嗤的一声,再划亮一根,复又吹灭。    
    我笨笨地学舌:“小阿婆讲,火,不好白相的。”    
    一句话仿佛提醒了她,当她再划一根的时候,相纸的残片被点燃,那个我十分熟悉的男人翻卷了起来。我一看大声惊叫:    
    “侬为啥要烧爹爹?我不让侬烧!”    
    说着我扑上前去抢。这时珊珊及时地出现在房门口,一把将我拉拽住,我跺着脚,哇哇大哭。    
    大彩照相纸硬挺,在火舌的舔吻中慢慢喷出一朵蓝莹莹的火苗,渐渐燃旺,成为一团火光。楼梯上响起笃笃的脚步声,那是小阿婆半大脚在急促上楼。母亲掏出小手绢压灭了火,包起烧焦的残片。    
    小阿婆出现在房门口,她一定看清了散落在床上的残照,一定嗅到了弥漫在房间里的焦煳味,但她的脚步却止于房门口,斜靠在门框上缄默无语,定定地望着那只吞噬父亲肖像的痰盂。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如今忆及依然椎心泣血的颤栗。目光有时远比语言还要沉重,还要具有压抑人心的力量。    
    母亲悄然转身,留给我们一个抽搐的背影,一个微微抽动的背影。    
    小阿婆忧愤的目光折断了,倔强的脑袋低垂了。苦果难尝,有谁应尝?破碎的家庭满是破碎的心!她默默地退出房门,步履艰涩地一步一步迈下楼去,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小阿婆真正显出了老态。    
    离异了的父母各自守着一颗破碎的心。母亲的心碎了,父亲的心也完整不了,只是男人与女人处世的方式不同,女人容易在心里认输,而男人却永不言败——只要他一旦下了决心,再不回头,或者是错也要错到底。    
    一桩离婚案,绵延三载余。跌宕起伏,受伤害的岂止是顾月珍及其家人?也许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明白了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让母亲眼泪长流不止,让小阿婆步入了衰老期,让大阿婆从此别离我的家,让那个快快乐乐的珊珊了无生气,让我这个像野小子一样的小女孩从此有了心事,有了“觉悟”:都是那个姓丁的不好,勾引了父亲……    
    世俗地想,如果没有丁是娥,这个家也许依旧风和日丽,父亲与母亲也许依旧相亲相爱,所以当不可逆转的境况出现时,通常的情况下第三者便是当然的罪魁。大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都还幼小,我们也只会这样去理解。判了,离了,房子和子女都判给了母亲,舆论也站在母亲一边,从外在的形式看,父亲是一无所有地出走了,而母亲除了获得财产的补偿以外还有舆论与道义上的胜利,然而真处在寻常的百姓家里,舆论与道义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耐饥,不御寒,回到家看上去热热闹闹,走进房却依然冷冷清清,心灵的孤寂却要独自吞饮。走出家,也是单打独斗的一杆旗,苍天之下又有谁能与她分忧?    
    妇女的解放与独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又何其难啊。    
    同样星村十号的户主栏上抹去了解洪元的姓名,但抹不去他对儿女的牵挂。没有判离的时候,忙忙碌碌的父亲似乎很少挂念我们,离异的最初时日,他食宿于大庆里沪剧公会。有一天,他在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影剧广告,努力沪剧团在永安剧场复演《八年离乱,天亮前后》,旁边有一行小字:“波儿星儿童星客串”。这就像突然牵动了他的思绪:初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波儿身体恢复了吗?星儿那么幼小也能登台演出吗?就在这则广告的旁边,是丁是娥与他的演出广告。如果仅仅是与顾月珍“对抗”,他心里或许不怎么难受,而今,他与顾月珍及子女“对抗”,他的心像是绑上了巨石,沉沉地往下坠。    
    事过境迁,当我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信手翻阅泛黄发脆的报纸:1951年12月22日的影剧广告:“波儿星儿准客串”,到了24日就改成了:“波儿星儿童星客串”,心头涌上的是椎心泣血的悲楚。努力沪剧团步履维艰啊。演戏演戏,戏却无戏,怎么能招徕观众?怎么能维持一团人的生计?改编好莱坞影片蒙受批评,上演古装戏也属错误,文化局戏改处处长于1951年10月27日作《关于今后戏改工作》报告中直白地指出:“戏曲应向现代剧方向走,主张抗美援朝就率直地描写我们抗美援朝英勇事迹,没有借用历史的必要。”“努力”的现代戏《好媳妇》曾轰传一时,但戏曲要部部进步、出出革命又怎么可能?更何况沪剧观众大多是都市里的小市民。解放以后,学听革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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