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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符号，雷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引发过争议。人们开始认为雷锋是不真实的，他们不相信世界上会存在一个如此完美的人；个别人甚至认为，对于现代化而言，雷锋过时了。也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中，像雷锋那样不计报酬地做事，无异于是个傻子，甚至不符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运作伦理。
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观点：“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是两个社会，一个是领袖想改变的社会，一个是百姓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社会。领袖的压力大，百姓的生活苦。苏联变脸快，美国封锁严。中国像一艘大海中的扁舟，上下颠动，内外交困。中国人需要一种精神，需要一种斗志，需要一种来自凡人的震撼。”
整个60年代，有三个普通人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算是代表了工、农、兵，雷锋排在第一。1963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中国广为传诵，他用最猛烈、坦率、鲜嫩的诗句写道：“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座高峰！——／千条山脉呵，万道长城！……”
从新中国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出来的雷锋，恰像是一个“共和国长子”式的角色。他代表了热情建设社会主义、努力朝着共产主义前进的“无私奉献”的红色一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对于中国当代年轻人来讲，已经不容易理解。会背诵贺敬之战斗诗的一代人已经五六十岁。历史变换了新的背景，雷锋的人格和身上明亮的部分在不同的年代进行着进化，甚至被进行着挑选。至少七八十年代以后的这一代人看他更像是看一个遥远的神话，他们得到的传承更多地源于小学教材里有一课书叫《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这篇文章其实对于80年代后的中国人是一个诘问。每个相信过雷锋与认同过雷锋的人都在反思自己是否在哪里与这位精神上的朋友发生了错位。这就是整个80年代的中国人一边经历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快速变化，一边又承受着强烈的精神失落，直到他们了解到雷锋原来也是一个喜欢皮夹克以及英格表的60年代时尚青年，才似乎找到了与雷锋对接的接口。
这个让人如雷贯耳的雷锋，当年并不是一个落伍的人。其实雷锋一直都是共和国五六十
年代的潮流先锋，他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学开拖拉机、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炼钢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毫无疑问，雷锋的生活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生活；而革命，也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生活的重要内容。
从雷锋身上自动迸发出来的这种革命行动，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革命行动，与之前的中国年轻人为了拯救国家的革命行动，以及之后的中国年轻人在“文革”中的“革命”行动都截然不同。
雷锋拥有让后人惭愧的、无与伦比的操行，甚至超越种族和制度的界限，也被知道雷锋的外国人士所敬服。而在重新估量伦理英雄的意义方面，雷锋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雷锋给人们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永远有着儿童般年轻的面颜和欢乐纯真的笑容，以及他无时无刻想为人民服务，想着去做好人好事……
与中国过去的许多英雄人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不同，学习雷锋运动在各个时期都能找到似乎合情合理的解释，成为一个惯性的集体活动。近二十多年来，每年都有一个月，中国人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向这位熟悉又陌生的人表示敬意。雷锋甚至被评选成为中国的文化偶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模型。
而雷锋成为一个介于英雄和凡人之间的角色，是在他的身后。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市场经济大潮，人们对于雷锋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质疑、调侃，到漠然……而依然有人始终坚持以雷锋精神作为皈依。
这个纯粹或者是并不纯粹的雷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再次走进中国人的视野，势必还将引起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波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不管怎样，雷锋依然是被主流缅怀的中国道德人物。雷锋并没有像切·格瓦拉那样被商业力量流行化。他的表情仍然严肃，尽管先锋青年们开始把印有他的波普头像的T恤套在身上，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真正了解这个正在波普化的人物。一代人正在流行的天平上迷失，他们给自己寻找到的偶像是“超级女声”。
历史越来越遥远，历史也越来越清晰，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雷锋给瞻仰他的中国人留下许多谜一样的联想。在今天重提雷锋，如同重提遥远的60年代，有大片的红色，也有大段的激情；而我们今天看雷锋，不仅仅是带着怀旧气质看一个遥远的背影，我们怀念这个小个子湖南人，也不仅仅是怀念历史上的某种风尚，某种想象中的道德以及我们想象中的道德的还原。
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雷锋。
国家也在寻找自己的雷锋。
这个人生于1940年，死于1962年。
孤儿雷锋
雷锋，这位从没上过战场却是新中国最著名的士兵，出生在湖南省的望城县。
颇有意思的是，雷锋的家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的故乡非常近。从望城到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冲路程不过百多公里，毛泽东1917～1923年期间多次在望城境内进行革命调查；望城距离刘少奇的故居宁乡花明楼镇更近，仅六七十公里。若干年后毛泽东、刘少奇都挥笔为他们年轻的老乡雷锋题词，号召全体中国人向他学习，这个历史巧合让人寻味。
雷锋出生的年份，公元1940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苦难深重的一年。这一年，整个国家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
1940年，随着日本军队的深入，中国北方大部分国土沦陷，雷锋的家乡长沙以及附近地区，俨然已是中国抵抗日本的战争前线。此前1938年在武汉、广州相继被日本军队攻陷之后，位于两城之间的长沙，已成为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大障碍。为了争夺长沙，1939～1944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共进行了四次被世界瞩目的残酷激烈的战争，史称“长沙会战”。
1940年，长沙还经历了一场特大旱灾。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长沙西北部的望城县安庆乡（现已改为“雷锋镇”）简家塘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
1940年为农历庚辰年，父母于是给儿子取乳名叫“庚伢子”，“伢子”是湖南对男孩子的称呼；而叔公则给他取名为“雷正兴”，这个名字跟随他到18岁报名去鞍钢成为一名钢铁工人之前。
在雷锋成为全中国的学习榜样之后，他的家庭背景材料也被相关部门详细地收集整理出来。按照新中国通行的说法，雷锋的出身根正苗红，他出生于彻底的无产阶级家庭。在雷锋的档案资料里，可以看到，虽然经历战火动乱、社会变迁，但这些当年的当事人的姓名都非常清晰地记录了下来，包括雷锋的外祖父、叔婶等家族成员，甚至抱养雷锋母亲的佣人，以及雷锋父亲曾经打工的商号。这一切表明，雷锋不是编造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并且是有着苦难家史的一个人。
雷锋的父亲早期也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根据雷锋的叔祖母雷张氏的回忆，雷锋的父亲雷明亮生于1907年，他在1926年秋天曾参加过由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加入了农民协会，手拿梭镖打过土豪，并担任过自卫队长。
有一个官方提供的数字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影响力：1927年1月，湖南省内出现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雷锋的父亲就在这批较早觉醒的农民当中。
虽然是家中的顶梁柱，但雷明亮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大革命失败后，雷明亮为了躲避地主武装的报复与迫害，逃到长沙。在仁和福油盐号做工时，运货途中曾被乱兵打成内伤，无钱医治，经常吐血、便血，被老板解雇，回到家中种田。伤势稍好后又到长沙利生油盐号做工，不久伤病发作再被辞退，继续回家种田，成为地主“唐四滚子”的佃农。
雷锋的母亲张元满，是望城县霞凝港穷铁匠张春华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长沙的一家育婴堂，育婴堂佣人杨一抱养她到6岁，后因无力抚养，就把她送到雷家做童养媳，成年后与雷明亮完婚。她是一位心灵手巧的传统农村妇女，做事耐心，擅长织布、做衣、绣花。从这方面来看，雷锋似乎与他的母亲更为相似。
雷锋5岁时，父亲因为伤病去世；6岁时，哥哥在工厂当童工，劳累过度患了“童子痨”（肺结核）被解雇，沿途乞讨回家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不久，弟弟也夭折在母亲的怀抱中；7岁时，母亲因不堪地主的凌辱，悬梁自尽。雷锋成为孤儿。
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获得解放。雷锋参加了儿童团，像许多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孩子一样，也是扛着红缨枪，在村子里站岗放哨，斗争地主。根据后来的追忆，雷锋还曾经当过儿童团长。1950年春天，“土改”开始，10岁的雷锋在这次运动中参加了他人生第一场诉苦会，悲愤地向同村人痛诉了他的苦难家史。
少先队员雷锋
1954年，雷锋考上了清水塘完小五年级。那时的望城，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完全小学，像雷锋这种考上高小的人，就相当于乡里的“知识分子”了。雷锋家住黄花塘附近的简家塘，离清水塘学校足有十里。每天起早摸黑，来回要步行二十多里路，放学回到家里，烧饭、洗衣等家务都要自己动手。
由于童年经常挨饿，雷锋小小年纪就得了胃病，营养不良，身高、体重都不及同龄人，
这样的身体状况以后一直伴随着他，还差点影响了他的前程。
在上小学时，雷锋有一个外号叫“浮头鱼”，这得名于他开朗、活泼的性格。学校里组织的跳舞、学普通话、演讲比赛、打球、上台献花、政治学习等各种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只要有活动就少不了雷锋，同学们就形象地用当地一种“浮头鱼”来称呼他。
活泼爱动的雷锋还喜欢动手制作一些东西，想在集体活动中积极地展现自己。他学过如何在木头上刻章，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制矿石收音机攻关小组，这也是他主动要求参加的。研制收音机需要经费，雷锋知道后，就到处借钱，后来成为捐款最多的学生；在没有图纸资料和零配件的情况下，他又和伙伴一块儿步行六十多里路，赶到长沙参观学习，他最终成为攻关小组的成员。最后这个收音机作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的礼物，被雷锋捧上大礼堂的舞台，这是一个可以直接听到毛主席声音的“伟大”成果。
当年在清水塘完小和荷叶坝完小担任教师、校长的张仲明回忆，1954年8月，团委在荷叶坝小学试点成立少年先锋队，表现突出的雷锋成为当地第一批少先队员，戴上了红领巾。脖子上戴着红艳艳的红领巾，这让雷锋在其他同学中显得非常特别，因为在偏僻的农村，还有很多儿童不知道红领巾是什么东西。
“中国少年儿童队”名称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是1953年6月，但正式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却是1954年6月l日才公布，雷锋就是在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因此，他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代少先队员。
雷锋成名后，他在小学时的一些好人好事也被挖掘出来，虚虚实实，不过动机都是纯正的，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一个好人在他小的时候就会与众不同。这些改写的雷锋小时候的好人好事诸如：在学校门前的荷叶坝上有条又长又窄的石板桥，每逢刮风下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