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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移居广州的丘逢甲有《题张生所编东莞英雄遗集》之作，将英雄济世的宏大志向与流连风物的乡土情怀合而为一，相当引人注目：
我爱英雄尤爱乡，英雄况并能文章！
手持乡土英雄史，倚剑长歌南斗旁。乡土情怀，古已有之；到了清人，更由于考据技巧及辑佚方法的成熟，延伸为热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在辑佚中突出“英雄”之“遗集”，则诗人的乡土情怀，自然是柔中带刚。回过头来拜读丘逢甲关于潮州的诗文，不难发现其基本特征：少“风情”而多“史事”与“人物”。《说潮》等诗，其实也是一种“乡土英雄史”。将“英雄”与“乡土”相提并论，使得丘氏的“爱其风土人物”以及“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不能自动推导出“山水闲适”与“乡间隐逸”，而是明显带有入世的意味。
这种在迁徙中迅速站稳脚跟并寻求发展的能力，与客家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先世由河南迁福建上杭，二世祖创兆公参文天祥军事，失败后迁广东梅州，十八传至曾祖始迁台湾彰化，到了丘逢甲又因抗日保台而内渡［5］。如此清晰的迁徙路线，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模范与暗示作用。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有不少对于家族迁徙史迹的追怀。《还山书感》有曰：“南渡衣冠尊旧族，东山丝竹负中年”，前一句加注：“予族由宋迁闽”。《说潮》对于家族史的述说更为详细：“中原忽龙战，九族开闽关。吾丘自固始，举族来莆田。”虽然由于当初族谱缺失，此诗以及《谒饶平始迁祖枢密公祠墓作示族人》之追溯“南州迁客宋枢密”可能有误［6］，但热心“寻根”这一举措所蕴涵的心理动机，依然值得史家充分重视。后诗采用大量夹注，叙述本族八百年的迁徙史，其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如下四句：程江风雨韩江月，海云台岛径三迁。
仗剑归来人事改，故居只有青山在。
也就是说，轮到丘逢甲因抗日而内渡，丘氏家族已经是第四次的大迁徙了。在表彰过家族历史上的忠臣与显宦后，丘逢甲做了意味深沉的总结：山城遗俗朴不华，唯耕与读真生涯。
勉哉兄弟各努力，勿愧先邑称名家。将此“示族人”诗作所表达的“耕读”与“忠孝”传家的理念，与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所表彰的“家教”以及丘逢甲的平生行事相对照，可见其确实“渊源有自”。
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更何况历史上台湾多潮州移民［7］，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早有歌咏：唐山流寓话巢痕，潮惠漳泉齿最繁。
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生根。时至今日，潮汕、闽南和台湾的语言及文化习俗，依然十分接近。不难想象，对台湾乡土极有感情的丘逢甲；“归籍海阳”并无太大的心理障碍。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潮、嘉及闽南视为一体：本学堂设于汕头埠，名曰岭东同文学堂。虽由潮中同志倡设，然同道之嘉应、惠州，邻境之漳州、汀州各属，自当不分畛域，以广造就。［8］
关于丘逢甲之泯灭潮嘉界限，以一“归籍海阳”的客家人身份，积极投身潮汕的教育文化以及一般公益事业，没有比丘琮的描述更精彩的了。《岵怀录》中“居潮教化”一则，专门谈论丘逢甲如何帮助协调潮属、嘉属商民的矛盾：先父自丁酉以后，六七年间均居潮属，历讲学海阳、潮阳、澄海、汕头等地，屡为排难解纷，兴利除弊，潮人甚为爱戴。潮属与嘉属商民时有土客之争，先父祖籍虽嘉属，而生长台湾，其土语与潮州同为福老系统，言语已为隔阂。又奉旨归籍海阳，每为地方尽力。故土客有争，辄得先父一言为解。壬子潮州土客械斗，时，先父已殁，潮父老犹思念，曰：使丘公在，必不至此也。［9］最后的虚拟语句，在我看来，略嫌夸张。潮汕地区的土客矛盾由来已久，且牵涉许多实际利益，非某公道德文章所能轻易感化。我甚至怀疑丘逢甲之所以在潮汕办学屡招嫉恨，除了新旧人物的势不两立，还夹杂着潮、嘉两属绅士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3）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丘氏的由于台湾经验，希望沟通潮、嘉、惠与漳、汀、泉各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岭东文化”大感兴趣。可惜，其历尽艰辛创建的岭东同文学堂，只是初成规模，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便因学堂资格、经费短缺以及地方士绅的恶意攻讦而黯然去职［10］。
二、辞官办学与民间意识
文人学者对于“乡土”的认同，从来不是被动接收，而是双向互动。选择什么样的史事与风物，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需求；而在诠释这些史事与风物时，由于加进了许多此时此地的个人感触，又反过来强化了解说者的文化立场。居潮期间，丘逢甲在诗文中一再吟颂的，一是韩愈，一是文天祥。不只因历代来潮士人中，这二位的声名最为显赫。丘氏的选择，其实隐含着一种自我人格塑造。
虽说是“昌黎文山皆吾俦”（《东山酒楼放歌》），丘逢甲对二者的表彰，各有重点。也可以说，这种区分，对应着诗人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两个侧面。丘氏早年为金山书院酒楼撰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
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11］如果不是受眼前景物以及文字音韵的限制，将“马将军”替换成“文丞相”，当更能显示诗人的抱负与情怀。英雄的孤忠与前贤的遗教，二者互相补充且相互发明，构成了丘氏追怀的理想人格。而这两者，落实在潮州风物中，便是纪念韩、文二君的大量史迹。
丘逢甲之所以“平生心醉文丞相”（《与季平、柳汀饮东山酒楼》），除了“心悯大忠来吊古”、“零丁洋边与君遇”（《风雨中与季平游东山，谒双忠、大忠祠，兼寻水廉亭、紫云岩诸胜，叠与伯瑶夜话韵》），很容易引发“壮怀激烈”，切合其“地似西台宜痛哭，客归南峤怆孤忠”（《凌风楼怀古》）的心境外，还有其祖上与文山先生的因缘［12］。关于丘逢甲之刻意追摹文天祥，学界早有论列［13］，这里不赘。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潮州本地人物的选择，丘逢甲的着眼点，显然不在学识与功业，而是忠烈与气节（如《说韩》之歌咏马发、陈璧娘等），这与其“平生心醉文丞相”，恰好可以互相发明。
诗人对于韩愈的追怀，相对来说更复杂也更有趣。与文丞相形象的一以贯之不同，先贤韩愈之进入丘氏视野，有一变化的过程。几乎是天意，诗人一踏上潮汕大地，便与唐人韩愈发生联系：“关吏钓鳌疑海客，舟人驱鳄说文公”（《潮州舟次》）。第二年，在《谒潮州韩文公祠》中，诗人之突出“孤臣去国”、“逐客呼天”，自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至于对韩愈的表彰，集中在谏迎佛骨和驱除鳄鱼，再就是笼统的“千秋道学重开统，八代文章始起衰”。直到第三年出任韩山书院主讲，深切体会“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对韩愈在潮州的功绩，方才有了全新的理解，表彰的重点，也因而从“驱鳄”转为“讲学”。
就在这首《韩山书院新栽小松》中，还有一联很能表白作者此时的心境：“何须定作三公梦，且养贞心共岁寒。”此时的诗人，似乎已立志放弃仕途，而专心于教书育人。诗人志向的确立与韩愈形象的转化，二者互为因果。第二年，丘氏撰《韩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韩愈“止阅八月教泽长”时，特别感慨其“先立学校登秀良，余事更为游山忙”。此后，诗人以兴办教育为己任，追求“今日树人兼树木，早兴地利起人才”（《去岁往长乐劝学，今闻学堂开学，喜而有作》）。以壮怀激烈的“孤忠”心境，来从事因“平实”而显得波澜不兴的“教化”事业，其实并不容易。除了自家“烈士意识”的成功转化，还必须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依据丘琮的追记，丘逢甲曾感慨抗日保台时民智未开；“其政制有足多者，惜人民仍乏教育”，故其创建台湾民主国的努力只能归于失败。正是有感于此，丘氏“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14］。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这种振振有辞的辩解本身，反而显示立说者某种程度的“心虚”以及时论的巨大压力。对于内渡的前抗日首领之将精神专注于并非可以马上收效的教育事业；“胸有大志”者很可能不以为然。目前无法确认将“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这一选择与保台失败的教训直接挂钩，到底是父亲的原意呢，还是儿子的发挥。但有一点，这段被广泛征引的名言，无意中淡化了丘逢甲对于教育事业的强烈兴趣。
丘氏办学的冲动，并非始于内渡。当初进士及第，即无意仕途，告假还乡。回台后又谢绝了唐景崧从政的盛情邀请，毅然以讲学育才为自家职责。综观丘氏一生，有过若干“虚职”，却没有得到过稍微像样一点的“实缺”。不是没有可能当官，而是不愿意，这在同时代的读书人中，确实少见。此种温厚且淡泊的性情，决定了丘逢甲本质上是个“书生”。书生报国，并非特有政治抱负及军事谋略，只是不忍见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这其实正是古来中国读书人所信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料因缘凑合，在某一特殊时刻，丘氏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举足轻重的主要角色。内渡后，除了保持一腔悲愤，以及对台湾的深深怀念，即所谓“平生去国怀乡愁”（《舟入梅州境》），丘氏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其更为擅长的办学，我以为是明智的选择。与许多一旦“上妆”便永远无法恢复“本色”的士人不同，丘逢甲的可爱之处，在于其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坚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办事。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4）
江山渊称丘逢甲内渡后，婉谢大吏出仕的邀请；“只愿担任教育事宜”，遂被聘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两广方言学校校长［15］。比起韩山书院主讲等，省城的官办学校级别高，校长的地位也更显赫，立传者出于好心，尽量拣重要的职位述说。如此苦心，可以理解；可这么一来，最能体现其文化情怀与教育理念的潮州办学，竟被一笔抹杀了。还是丘瑞甲能理解兄长的追求，其《先兄仓海行状》对丘逢甲潮州讲学之苦心孤诣多有铺陈，到省城后的诸多职位反而一笔带过［16］。1913年秋，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作跋，称：“当台湾立国失败而归，主持岭南教育者十数年，专以培植后进、灌输革命为宗旨。”［17］如此表彰，则又有点不着边际了：除了“主持岭南教育”的说法夸大其辞，还抹去了当初独立办学的艰辛；至于“灌输革命”云云，也非丘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宗旨。
关于丘逢甲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艰辛历程及实际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许多探讨［18］。最关键的史料，当属《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以下这段话，前半部常为论者所引录：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然蚁驮一粒，马负千钧，各竭力所得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19］其实，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识，丘氏的论述，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独创性。倒是后半部颇有新意，值得认真反省。史家对于僻居一隅因而无法影响全局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因而，能够进入史书并为后人所记忆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环，而不存在奋斗者的苦心孤诣。想想当初那些明知无法撼动“神州大局”的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如何以“蚁驮一粒”的心态从事社会改良，实在也挺动人的。就像“慕柳去潮，吾道益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惟有竖起脊梁，守定宗旨为之而已”［20］，如此奋斗精神，远比其实际功绩更值得后人关注与表彰。
倘若限于宗旨明确、思想开放以及课程设置新颖，岭东同文学堂实无独创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