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辗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地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20世纪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殒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痛、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16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的了。80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堪资媲美。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岁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恐怕就属于这类典型。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很难说清楚。
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过早地摧折。剧烈的颠折，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像致命的强酸日夜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101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挨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其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没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革命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26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30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40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50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伴着海两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他的灵魂必定是坦荡而安然的。他曾以做个中国人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子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责任编辑 宗永平
陶醉
耿占春
陶醉给我一个望文生义的想象是，陶的破碎。陶醉是形式的失去，自我的暂时消失。就像人们追求理性认识一样，在另一方向上，无论是在情感、意识还是体验上，渴望陶醉成为一种强烈的欲望。人们甚至使用能够对精神状态发生作用的植物来改变意识和体验。由于当代文化的享乐特性，追求陶醉已经成为快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导价值。如果说在古典时期文化的主要价值是对意识生活和理性建构的追求，那么追求陶醉和满足陶醉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炼丹士所制作的灵丹妙药。酒店，歌舞厅，游乐园和影院等等，以及一些其他灰色地带，是正当地出售“文化娱乐药片”的合法场所。当代文化把欲望和对欲望的满足形式置于首位。
在陶醉感的实践中，有一些相对安全与合法的方式，某些植物只是轻微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经验，它改变了平淡的感觉带来轻微的兴奋，而不是全面地改写了感觉经验。这些植物的精神作用是“透明”和安全的。我们文化中的茶、烟草、咖啡，就是如此，它们对于意识的作用相当温和轻微，使用这些植物或植物制品的人，并不改变自身的时空坐标，也不强烈地改变自我意识，它们不妨碍日常生活和历行其职责，还会有助于它。然而另外一些强有力的植物的使用却完全改变了使用者的时空体验和自我意识，使他们灵魂出窍飘离了时空坐标和他们自身。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巨大的神秘诱惑：面临陶醉的危险深渊，自我意识的彻底丧失。
也有学者将意识的改变理解为一项基本的人类活动。诗人和艺术家是以特殊的形式创造影响人类意识和体验的人，他们以此为务，就像后期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追求通灵，追求感觉器官的全面错轨，在这里，陶醉似乎是一种手段或者途径。这种现象甚至还发生在儿童自发的行为中，他们会旋转个不停，一直到晕头转向，当然现在儿童乐园里有了各种各样的设施以达到这样的极限体验。改变人类意识状态的方式还有许多，传统的冥想、修行（苦行）、辟谷、高唱圣歌和其他神秘的宗教体验，追求陶醉、满足陶醉感甚至可能是许多对宗教入迷的人们的隐秘动机之一。传统而世俗的方式如饮酒以及食用风味浓烈的食物也是满足陶醉的方式，现代的各种极限运动、观看恐怖片或感觉剥夺试验，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改变意识状态和情绪体验的功能。当然，强烈入迷的情感经验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只是它不能够由行为主体操控，也不能随意进行重复体验。因此人们只能在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想念奇遇。
在所有这些追求陶醉的形式中，最有效也最具争议的是各种植物麻醉品的使用。植物麻醉品是人类快乐的正当性的一个隐喻焦点。一种可以直接改变人的感觉和意识的具有魔力的植物，既是快乐的天堂偶像，也是地狱里的恶魔，既是祝福又是诅咒，既是解放的力量也是禁忌。陶醉体验涉及毒品和文学、哲学、宗教共同具有的一些范畴与经验：它们涉及哲学和法律上的主体性，自由与依附，自然与文化，解放与压抑等许多问题，而陶醉是这些问题的一个隐喻焦点。
这些植物是一种精神工具。原始宗教和巫医学最早地使用了它。人类热烈崇拜这些麻醉性的植物（民族植物学家们把它们称为“神在其中”的植物），就像古代印度的苏摩教，据圣典《夜柔吠陀》称，苏摩是一种具有神的力量的能够作用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植物，人们把它视为通向神的知道的一条神秘途径。陶醉既是一条通向神灵的道路，也几乎是人类的神性体验不可分割的要素。
许多麻醉性植物可以缓解人类的痛苦是它具有快感特征的一个例子，一些麻醉性植物可以使人释放压抑，激发欲望，缓解压力，解除禁忌，平息社会生活给人带来的负面感受。这里我们将很快遇到一个争论或隐喻的歧义。马克思著名的断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尽管用其负面意义，他也无法把痛苦的安慰功能从毒品的修辞学中彻底消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说烟馆和酒馆是穷人们的地上天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在感觉革命和非压抑社会的理想中无疑赞同了麻醉性植物释放压抑的解放功效，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不同意19世纪两位先知的预见，陶醉和解除压抑不仅是穷人的需要也是富人所需。某种陶醉感或着魔状态，是某种艺术家、赌徒、英雄、信徒、沉思冥想者、神秘主义者所共同具备的。甚至可以在极度痛苦和快乐的时刻的人、祈祷中的人身上看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