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源自那个时代，也许是源自评论者自身的文学理念，然而不论如何，这两位在萧红的创作中极为重要的评论者对她多少有些错位的“期许”正预示着作者的寂寞。
面对着这样的“期许”，萧红的选择颇耐人寻味。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的作品是符合着主流文学价值的，比如《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哑老人》等，下层民众的苦难是她小说中常见的文学主题。到《生死场》，更是直接以民族命运的时代主题作为小说的中心。《呼兰河传》虽然是以私人性的回忆为主体，以情绪为线索的小说，但在儿童视角之外，萧红仍以成年人的叙述姿态继续着鲁迅所开辟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这些，正是她的创作为主流文坛的批评家们所看重的地方。
但萧红也有自己的坚持，不论文学主题是否鲜明，她对自己的叙述风格是不愿加以改变的。虽然从一开始就有人指出她的弱点在于结构，萧红自己也承认自己暂时无力去改变，但到后来，她显然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这种介于诗歌、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松散文体结构成为她的独创和特色。如果说文体不仅仅是形式的文体，它就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别林斯基语）。那么萧红无疑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她的独特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对于她来说，不单是作品的组织形式，更是对作品的统摄。她的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转换，她那不合语法常规的“越轨”的笔致，她对意象的营造和情绪的把握，合成萧红式的诗化小说，是常人所无法取代的。
不少人强调萧红的女性意识对她的写作的影响，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她对时间、空间的特殊感受、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包括作为一名女性，她如何通过写作重组自己的历史。不过，和萧红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的女性意识，同样要承受来自文坛主流的压力。很明显的例子是萧红所写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与大多数从“民族魂”、“斗士”、“战士”、“导师”等这样的高度来评价概括鲁迅的文章不同，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的回忆文章中最为特殊的一篇，萧红以片断式的回忆，为我们连缀起一个私人生活场景中的鲁迅，他对女性衣着的评价、他的日常生活习惯、琐碎到他吸的纸烟、他的饮食习惯、他放在枕边的画等。萧红没有作任何带公共话语风格的评论，她对鲁迅的回忆和她对自己的生命的回忆一样，是细节性的，私人性的，也是情感性的。但这文章赢得的评价照例仍是“琐碎”。而在戏剧这种公共性更强的文体中，萧红则直接以《民族魂鲁迅》为题。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萧红是有意地在不同的文体中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这种有意识的区隔展现出她对文体本身的敏锐程度。
在《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在小说中力图追求一种新的境界。比如《后花园》，重新处理了《呼兰河传》中曾经出现过的题材，仍然以磨房中的磨倌冯二成子为主角，但作者不再是那个在童年回忆中寻找温情的叙述者，而是尝试着直接发掘人物故事中蕴涵的人生哲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故事，一个人对于自我存在意识从忽略到唤醒再到重归平静的过程。萧红似乎不满足于《呼兰河传》中纯粹的情绪性的书写方式，而开始追求明白的讲述故事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一种将诗意叙述和哲理探讨结合的可能。这种新的追求在她口述的《红玻璃的故事》中有所延续，虽然最后是由骆宾基成文，但故事和文风都延续了萧红的风格，《红玻璃的故事》同样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故事，它可以拿来和《后花园》对比阅读，和冯二成子一样，王大妈在完全偶然的境遇中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最终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如果这种写作风格延续下去，也许萧红的写作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当然我们无法推测到这种新的突破有无成功的可能，死亡以它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文学上的“突围”。
1930年，萧红实现了第一次“逃亡”，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表哥陆振舜来到北京求学。那一年的冬天，这个当时叫张乃莹的姑娘在房里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1942年1月，在日军攻陷的香港，萧红被送进玛丽医院，因为医生的误诊她的喉管被切开，已无法说话，只留下“不甘”字样的萧红在X日上午辞世。她所害怕的噩梦还是成了事实，她最终被安葬在已经没有什么朋友的香港浅水湾。诗人戴望舒，曾来到她的墓前，用诗歌为她的“寂寞”作一注解：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非洲高原的风
沈爱民
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地球仪，手就会痒起来，就会去转动它。有些蹊跷的是，当地球仪停下来时，正对着我的那块大陆，总是非洲。
看见了亚的斯亚贝阿的灯火
一直想去非洲。小时候就想。那年看了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走出非洲》后，更想。这些年，看了更多的片子，接触更多的诸如美国《国家地理》、《发现》电视节目等媒介的介绍，尤其想去。而且不是去埃及、南非那样的旅游地方，想去普通的非洲。
地球的七大洲、四大洋和南北两个极中，非洲是我唯一没去过的地方了。
2005年，有了机会。《中国科学探险》（DEEP）杂志组织科学考察队，考察东非大裂谷的埃塞俄比亚境内部分，负责人张波邀我参加。据了解，由于是科考，去的都是偏僻之地，没什么精彩景观，看不到印象中荒草中狮子野象游荡、火烈鸟如云浮动的景象。不过，这正是我想找的、看的。
虽然如此，8月2日，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629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时，并不太兴奋。也没作什么准备，多年经验告诉我，最好的准备，是不抱太大希望上路。这次走，也没告诉谁。陪着我的，是笔记本电脑和摄影包，走到哪里，它们大都跟着我。
飞印度德里，6个小时。德里转机，等两个小时。再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阿（Addis Abeba），5个小时。不算太长，但是个无聊的航程。想听音乐，带着耳机找了一圈，非洲音乐太节奏，又不断重复，最后还是回到爵士。
向南飞，飞机转向西，从昆明进入缅甸。
回想起来，走过了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人讲不同语言，其实，除了语言这个沟通的工具以外，其他都是可以沟通的。可我不想说话，不想和邻座聊天，也不想与队友沟通。队友中，有些是曾经一起走过天涯海角的，其余大部分不认识。活到现在，早已不想给陌生人留好印象，不想主动熟络。我愿意保持距离，保持个人独立的、寂寞的空间，可以任心情起伏。
把表调成目的地时间，按那里的时间过，这样，可以帮助减少时差。埃塞俄比亚比北京晚5个小时，这样，我重新过刚才过的5小时，生命多出5小时。如果命里注定我可以活100岁876000个小时的话，这样就可以活876005个小时。当然，这是说如果我留在那里不回来的话。
当地晚上10点左右，看见了亚的斯亚贝阿的灯火，并不璀璨。
下飞机，过安检、海关。等行李时，黑黑的行李员问我从哪里来，像在国外常见的那样，问我是否日本人。我说从北京来，是中国人。黑黑的行李员灿烂地笑了，然后伸出手，用拐了很多弯的调说：China，清凉油！我带了，但在行李中。我向DEEP杂志的高月娟要了一盒，行李员高兴地接了。我觉得很亲切，这个习惯我们熟悉。而且，感到这里对我们中国人不陌生，援建的，医疗队，以及近些年来经商的。
于是，我像回家一样，走出机场，走进非洲。
从亚的斯亚贝阿到阿尔巴门奇
晚上住号称如同北京王府饭店的宾馆，实际上，如同国内二星级。没有什么感觉。第二天一早，赶往南部的阿尔巴门奇。五辆越野巡洋舰组成车队，五个埃塞小伙子驾驶。每辆车都贴上中、埃国旗的考察路线图。
西方人说，人生三件大事：爱情、旅行和音乐。《走出非洲》中，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丹尼斯在非洲打猎时，也是三件必带东西：来复枪、干粮，还有莫扎特。在非洲上路，不能没有音乐。应我的要求，我这辆车的司机卡拉姆沃克放了非洲音乐，还是那种重复节奏和歌词的，也有几首，竟像刀郎。
卡拉姆沃克是个好人，技术好，爱哼歌，热心助人，有环保意识，会几句英语，对路边招手的人招手，搬行李并把灰掸掉，自己掏钱买香蕉给我们吃，向我们要帽子。
路边一辆停的卧车，后窗里有几个动物的头在晃，仔细看看，不是狗，是几只羊。一个穿得像乞丐的中年人，很有气派的架势让一个穿得像乞丐的小小的孩子擦皮鞋。
路正中卧着一群羊，像是躺在自己的闺房一样自在。两个牧羊人在旁边聊天。还有两个青年女人，站在路中握手，然后贴面、亲吻。车来，羊和人都保持原样。卡拉姆沃克面无表情，习惯地吃力地从路边上绕了过去。
路边所见女孩大多不错。埃国是盛产美女的地方，世界小姐比赛常有佳绩，最近这次好像是季军。其实，并不是传说的那么好，不过已经可以。相机对准时，她们像处女一样羞涩转头。
阳光强烈得像西藏。
在这种阳光下活着，自然有些生动。最生动的，是人和树，都像自己。总的看，女人、小孩和老人，比青年男子更有风采。
可是停不下来拍，只好看这些镜头从车窗旁掠过：一个泥坑旁的红衣少妇和三个脏孩子；一个头发如怒狮的追狗的小男孩；一个像圣经中的老人；一个在车旁以美妙身姿奔跑并唱着歌的小女孩，黑色上衣脏成灰色；一片非洲特有的平顶卡拉斯（kalas）树。
车驶过的每个瞬间，他（她）和我对视，印象深刻。
夕阳了。路上人渐稀。车速加快，120码。风从远处狂野吹来，心情大爽。
500公里丢在了身后。晚10时，到南方第五大城市阿尔巴门奇。我们将从这里折回北上，开始考察。
夜色中，第五大城像个乡村。
住在一个意大利人设计的Hotel。四面穿风的餐厅里，每把椅子都不一样。房间外面是非洲风格的草屋。有阳台，我坐在阳台上给自己和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写字。下面是峭壁，再下面是东非大裂谷。
在阿尔巴门奇以南地区
早上起得早，看见有狒狒在悬崖边坐着。用数码相机拍了它，又拍了悬崖那边的阿巴亚湖——大裂谷之湖，取局部，长焦吊过来，显示屏上看，有梦幻的味道。然后在周围村子走走。村里很简陋的房子，却开满三角梅。
上路。有一段路，路边全是野生狒狒，成群而来。这里已经靠近赤道。有人在河边赤裸洗澡，可惜是男人。
路边有许多人在走，大多手里拿着砍刀，不知要砍什么。女人头顶或肩背重物，有的上身不穿什么，有的用毛巾搭着，刚好遮盖乳房。给人感觉，在黑色女人中，乳房只是身体普通部分，只是哺乳的工具，不像其他民族那样，乳房是神秘和诱惑的。
路边树上，不时吊有一捆捆用席子裹住的东西。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夭折的孩子。一问，其实是养蜂用的。
只要路过居民点，都有无数的人在那里，似乎什么也不干，无所事事，站在那里看着我们驶过。年初在阿根廷时，看到那里的人很悠闲，喝咖啡，遛狗，晒太阳，驾帆船，跳探戈。悠闲和无所事事不同。这里的人更像我在山西吕梁山黄河边上扶贫时的老乡，吕梁的老乡是向阳花，每天围着墙根儿跟着太阳转。
又是夕阳。村寨炊烟袅袅，路上全是归家的牛群。
索多至沙舍默内
非洲最可爱的是孩子，最烦人的也是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养成了要钱要物的习惯。我们的车经过时，路边的孩子会扬起手。开始时，我以为是打招呼问好，有些像国内偏僻的地方的孩子，于是，我也招手。后来，发现大多不是，伸出的手，手心向上，是在要求。即使是背对着车走，听到车来时，头也不回，但手会自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