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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郑周永的现代建设大军在中东长驱直入，所向无敌，承接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大型建设工程，“现代”事业如日中天。
第113节：“现代”之父（3）
康丽
汽车之梦
别忘了，郑周永的梦想是从汽修开始的，因此他对汽车也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虽然他在建筑业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但也从没忘记了汽车。而在建筑业上赚得的巨额利润使他有实力实现自己的汽车之梦。
借助朝鲜战争后建设浪潮的推动，郑周永于1967年12月建立了现代汽车公司。新生的汽车制造商最早选择福特的英国分公司作为其合作伙伴，即由福特负责向现代提供生产轿车及轻型卡车所必需的技术。
然而，福特公司对现代很冷淡，他们想，就是生产出汽车，在韩国那样小的市场，也赚不了多少钱，因此百般刁难，最后郑周永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终止与福特的合作，自己生产汽车。
1976年1月，通过引进乔治·敦布尔设计室的车型以及使用从日本国和英国学习到的生产技术。现代汽车的第一个自主车型“小马”终于投产。这款微型汽车在国内市场迅速获得了巨大成功，令现代汽车雄踞国内市场首位长达20年之久。成为汽车市场上一匹实实在在的黑马。
不仅如此，1992年，现代又在底特律车展上，骄傲地推出完全自力研发成功的第一款概念车——ＨＣＤ－Ｉ，流畅的线条，前卫的造型，在两盏炯炯有神的鹰眼式大灯烘托下，立刻征服了北美的车迷，最“可怕”的，是这辆双座小跑车的售价只要1．4万美金，立即惊动了整个世界。
现代精神
在韩国，郑周永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韩国人称他为韩国的首富。郑周永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一个富有的劳动者，是用劳动生产财富的人。
郑周永认为，一个人用10倍的干劲去工作，就会得到10倍的回报。他经常向职工们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当年我在米店做工的时候，为了节约5分钱车钱，从我住的地方要走一个半小时才能到米店。怕废鞋，干脆在鞋底上钉个钉子。那时我从来不买报纸，都是到米店看老板买的报纸。那个时候我的月薪是一袋米，每次我都要存下来一半。
韩国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利己主义、金钱万能、奢侈浪费、颓废之风开始蔓延起来，为了清除这些不良倾向，重新建立新的精神风貌，韩国政府积极引导全民勤俭节约活动。
对此郑周永大力支持，他对年轻的职工说：“你们不要先忙着买电视。连自己的房都没有呢，买来电视往哪放呢。有一台收音机就足够你们了解天下大事了。在没有建立家庭之前最好不要抽烟，连咖啡等也最好不喝。公司发给你们工作服，甚至连内衣都发，只要有一套去见岳母的西服就足够了。我年轻的时候，只有一套春秋装，冬天时就在春秋装里面加一件内衣。一年过得也不错。”
除了勤俭，在郑周永的经营方式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倡“现场第一主义”。他认为商场如战场，一个指挥员如果不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在现代集团里，郑周永是最忙碌的人，每天4点钟起来，他听汇报，看报告，及时掌握现代集团的动向，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施工现场上。不论是在京釜高速公路的工地还是在蔚山船厂工地，不论是在巴林还是在朱拜勒，都能看到他足蹬军靴身穿工作服的身影。一到工地，就能听到他的吼叫声：“要快！快！”只要郑周永一来到工地，现代的工人们就说：“老虎来了。”郑周永是名副其实的“施工工地的暴君”。
这就是现代精神，郑周永骄傲地总结为“创造、开拓、刚毅和勤俭”。
但郑周永并不满足，他还雄心勃勃地向政治进军，1992年，他以77岁高龄竞选韩国总统，打破商人不从政的常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1998年，郑周永两次赶着几百头牛穿过“三八线”直接进入朝鲜，这次“牛群外交”为南北朝鲜和谈的一个里程碑。
直到将离开人世，郑周永还在忙碌之中，虽然他只担任了集团的名誉董事长，但却被称为“国王董事长”，每天依然坚持来汉城总部上班，这就是郑周永，一个永不停止自己脚步的人！
成功秘诀
四次离家出走，追逐汽车梦想的执著。
恪守诚信。
第114节：印尼巨鳄（1）
康丽
印尼巨鳄——林绍良
财富档案
林绍良是印尼林氏集团董事长，印尼政府经济顾问，印尼首富，美国《投资家》杂志将其列为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曾被称为“世界十大富豪之一”。1995年集团的总资产 高达184亿美元，营业总额约200亿美元，所属公司640家。
企业类型
银行业。
成长记录
大家都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华人中，他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之所以叫红顶商人，是因为胡雪岩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在今天同样，华裔商人也能够在海外担当红顶商人的角色，甚至取得了远远超过胡雪岩的成就，这个人就是马来西亚华裔商人林绍良创造的辉煌！
卖杂货的小贩
1916年7月16日，林绍良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里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生，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过得安逸自在。
从小，林绍良就聪明好学，记忆力很强，在村子里很多人都不喜欢念书的情况下，他在私塾一直念到了15岁。然后开始学着做点小生意，家人给他在村口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一个小面店。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人心惶惶，林绍良的面店也只好关门了。
林绍良的家乡是个田少山多的贫困地区，正如当时许多出外闯世界的人一样，很多当地的年轻农民都去了南洋谋职。林绍良的叔父去了印尼，后来大哥林绍喜也离乡背井到了那里。可以说现在家里的顶梁柱就是林绍良和父亲了。
然而祸不单行，1935年，年迈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操劳家务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的肩上。而这时国民党抓壮丁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母亲担心儿子被抓走，便主张他出走南洋，一来可以避免被抓壮丁，二来也可以去南洋闯一闯。
就这样，林绍良来到异国他乡，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1938年春天，他来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投靠叔父。当时叔父林财金在镇上开了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
作为东南亚一部分的印尼，也并非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已经迈向了这里。爪哇岛上并不比家乡好多少，烽火连天，经济凋零，生意人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林绍良发现，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
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战时对日用品的需要其实是很大的，但因为战乱，顾客很少出门，林绍良的送货上门受到了热烈欢迎，销售额开始成倍地增长。叔父高兴地给他加了薪，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两年后，林绍良有了些积蓄，他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光一辈子寄居在叔父家，不会有什么出息，他想独立，寻求更大的发展。没有太多的本钱，林绍良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小本生意。
事实上，这段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为了生计和理想，林绍良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不管刮风下雨，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只有当夜深人静入睡时，才会忘记疲劳。这种生活虽然盈利不多，但却培养他的胆识，积累了社会经验，接触了很多人。时至今日，林绍良每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活时，还不无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起磨练，才会有所进步。
第115节：印尼巨鳄（2）
康丽
战火中的起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尼，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一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即将爆发。
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虽然林绍良不是最有钱的那一个，但却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乱世出英雄，少时熟读史书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独闯天下的时机到了。他确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业或许能在这场战争中找到一个契机、一个新的生长点。
就在这时，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为摆脱荷情报人员的追捕，潜入古突土镇隐蔽，中华总会对林绍良很是信任，就把这项重要的掩护任务交给了他。而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正是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很多部队上的人，当然也包括印尼的首任总统苏加诺，而当时苏加诺只是一个师的上校团长。
在当时，由于殖民军的封锁，共和国军队的军火、药品奇缺，林绍良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忧虑，如果持续下去，肯定无法抵挡住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于是他决定做起这方面的生意，为军队提供必要的军用物资。而在当时，这样做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要不怕风险，胆大心细。
林绍良先和共和国军方谈了自己的想法，受到了热烈支持，双方一拍即合，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不久，林绍良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每次运抵前线，印尼官兵都向他欢呼致意。不仅他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加诺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当时，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由此导致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远远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也很大。当时丁香盛产于印尼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在这时，林绍良和军队的友谊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军方的保驾护航下，丁香生意顺利地做成了！林绍良也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富豪！
第116节：印尼巨鳄（3）
康丽
林氏企业王国
印荷之战，终以共和国军队获得胜利而告终。随着印尼的独立，百废待兴，有许多市场空缺等待去填补，1952年，林绍良决定把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开创战后的新天地！
在仔细分析了国家的经济形势之后，林绍良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需要着眼，从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打开局面，然后再看准机会进入其他领域。
衣食住行，衣是首要位置，林绍良便从投资纺织业入手。1952年，林绍良先后在尼默和布拉巴亚建立两座独资纺织厂。后又与人合资在古突士和万隆创建了“慕利亚纺织厂”和“达鲁玛纺织厂”。这样，就形成了有一定实力的纺织集团。
然后，林绍良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轮胎厂，以适应当时印尼汽车工业的需要。
接着，他又投资了一些非常不起眼，但又存在极大发展空间的行当，例如当时市场上十分短缺而所需资本又甚少的铁钉、自行车的一些零部件等等。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林绍良的商人三把火一样恰如其分，为自己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营活动中，林绍良还在不断思考，事业越大，他越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
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