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的队伍，顽强勇敢。邓政委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鬼子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邓永耀政委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可他不许别人给他包扎，坚持指挥战斗，硬是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刘大爷在高粱地里，把四匹马的缰绳全套在枪杆上，紧攥着步枪，既紧张又激动。就在这时，身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人在喊“别慌别慌，把马拉到后面去”。新兵拉着马往后边走，班、排长却都纷纷操起枪朝前跑，刘大爷一心只想着千万别让马给跑了，不留神自己却被高粱杆拌了一跤，排长拉了他一把，随口还骂了一句“真笨”，刘大爷哪受得了这个，脸“腾”地就红了。
把马牵到青纱帐后面，刘大爷把缰绳塞到一个战友手里，拎着枪就往回跑，他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原来，刚才是有几十个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守马桩”的了，新兵营立刻组织骨干进行还击，敌人不清楚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大爷跑到前头时，还赶上放了两枪。耿营长看见他学老兵的样子，一手拎枪一手举着马刀，还真挺满意的。
八路军打了好一阵，才发现不对劲了。这伙押运车队的鬼子起码有一个中队，二百多人。他们的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而且如果再打下去，附近县城敌人的援军也会赶过来。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团烧毁汽车，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骑兵团损失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当初，马甲曾经询问，八路军战果是怎么统计的（比如说这次伏击战，如果数据准确，那真可以说是战果非常理想了）。刘大爷很认真地告诉我：游击作战，在战场上统计战果是困难的，一般是由侦察员事后进行调查统计。象漳河店伏击战，八路军侦察员第二天就经过化装到了现场，当时，战场的血迹还没有打扫，27辆被击毁的日军汽车也都没有拖走，敌人的伤亡数字，是通过多方调查确认的，应该比较准确。刘大爷还告诉马甲，就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村里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抗日政府去了。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就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战斗力最强的骑兵一连不在现场，使我军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二、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三，“马桩”位置的设置离伏击阵地太近（这其实是骑兵徒步作战很为难的事情，“马桩”位置不仅受地形影响，而且如果距离近了有危险，距离远了又不利于追击或撤退）；四、在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五、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这次战斗以后，新兵独立营撤消，分散到各连队去，骑兵团也就编成了四个骑兵连）。
由于漳河店伏击战中骑兵团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这也给了邯郸日军一个印象，他们认为，八路军骑兵团不能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因此，在接下来的漳河南战役中（38年8—9月），日军就集结200多人，乘汽车追击骑兵团，结果，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被打得很惨，只跑回去60多人。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
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向了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似的冲击，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队形，为师部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
刘大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冲锋。但他确实很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为此，一个月后，刘大爷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骑兵团阻挡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总部领导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小时，有四十多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这其中，包括了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漳河店伏击战以后，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地方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大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就在这时，有一天，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操枪舞刀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不错，曾经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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