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
那些最终成为医生的人，不管自愿或是情非得已，最起码都经过了年轻时漫长的忍耐和坚持。经过了这样磨练的“菜鸟”，练就一身PMPMP功夫，日后才是我们见到的初见端倪、小有所成的中年医生。但即使到了中年，一些学术上虽有建树但行政上不能八面玲珑的医生，在医院受同事和病人冷落的，也不在少数。这情形，在中国和外国其实没什么不同。而这样的医生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大医院小医师》这类的书，那些生活在医院这个小社会之外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
后来，台湾一位叫做王小棣的导演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大医院小医师》改拍成了八点档电视剧，在台湾和内地热播。当时的受欢迎程度被形容是“当今偶像剧的开山始祖”，足以媲美日本青春偶像剧的精致质感，同时还不乏动人的生活化剧情。那时偶像明星蓝正龙就演其中的一位“小医师”。据说为了让演员们体验医院生活，电视剧的五位编剧还分成了内科、外科、急诊室等五组，带着演员分头到各大医院现场体验。导演回忆说：“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大医生臭骂小医生的场面，把演员们都吓坏了。一般人看到也会被吓一跳。”当然导演也不忘补加一句：“但那也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因为一点疏忽可能都是一条人命。”
《大医院小医师》的作者侯文咏，因为写了这本书声名大噪，仅在台湾就拥有了近30万读者。曾是麻醉科大夫的侯文咏，最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拿起笔专门写作，选择在文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畅销书排行榜常客，最近的小说《白色巨塔》再度畅销。这世界又少了个凡人医生，多了个文人。有人说他离开医生这个行当的原因是他经常和癌症晚期病人接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人世，也有人猜他觉得医生要面对的世界远不如文字世界那么简单。就像罗大佑、张洪量这些原先的医学生一样，离开医学奔向音乐，肯定都有一些来自医学生活的“一地鸡毛”的隐痛，医生生涯在他们看来肯定也并非最淋漓畅快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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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读医科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收入颇丰，受人尊敬。
但这个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除了让医生和病人从情感上疏离之外，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汉语“胖子”近似，于是我们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他是名血液内科医生，教育背景上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在全美排名靠前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但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系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描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却中途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待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实验室科研。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的麻烦表情。
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道：“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求助法律。“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全美，甚至整个世界。事情发生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詹姆斯。沃森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詹姆斯。沃森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詹姆斯。沃森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杰西。盖尔辛格（Jesse 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詹姆斯。沃森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酶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四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也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三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詹姆斯。沃森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的演讲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影子，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则渐行渐远。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难处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在眼下的美国，医生的职业路途充满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美元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工作OFFER。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一拨专门从事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名为“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我在美国出差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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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待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本就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而不是人，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对胖子这样优秀的医生来说，“琴”换成“基因”，这句话也同样无奈地成立。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形。他们苦笑着自嘲：现代医圣张孝骞的名言—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新时代有了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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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家美国医学网站在公布一项医生的调查结果时，总结了一句—“近乎狼狈的医生生活”，说的是现代医生正面临着无法释怀的压力。
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所描述的医生现状更惨：“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心理咨询，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不错，医生的专业临床训练，教给他们一些对付压力的办法，但仅仅是一些而已。一位被压力所困的医生，在我们眼里，就像一位不会给自己理财的会计、自己的孩子学习一团糟的老师、在生活中吵架老输的律师，或者“一位竖起大拇指在路边搭便车的汽车修理师”。自己的情况已经够糟，还能给病人什么有效的劝解呢？
每一个医生几乎都是在绵延不断的值班表里，忍耐到40多岁的。可怕的当班生涯，对于医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侵蚀着他们的生活。有人做过调查，长年当班的后遗症是：睡眠质量差，没时间和家人沟通，没有社交生活，特别是医生的孩子们怨言颇多。美国的一份调查里说，近30％的医生说他们正准备离婚，30％的医生也说他们正琢磨着辞职不干了。20年前，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选的也是医生这一行业。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她患了心肌梗塞，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她只隐约记得自己与同事一连做了三个眼科手术。
在患者看病遭遇压力天下皆知的今天，现代医生所面临的压力，可能外界知之甚少：超负荷的工作量，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平衡的时间压力，经常遇上难相处、难沟通的病人……还有，在医生身边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单凭医生个人力量更无能为力的困难，比如进行检查所必须等待的时间，看医生所必须等待的时间，医院病房的周转率，病床和护士的短缺，越来越多的书面文件处理……但这些，仿佛都成了医生必须负担的责任。除此之外，在医院这个小社会里，还要面临不同专业医生因为分工细致而带来的内讧，不同专业之间的医生不顾情面抢病人的行为，在病人面前一个医生诋毁另一个医生的做法，例如那些麻醉师常被脾气暴躁的手术医生搞得几乎崩溃。更让医生感到被动的是，医生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医疗发展方向。
虽然当医生这么辛苦，但为什么从前美国医生们却愿意忍受漫长而艰辛的专业训练，甘之如饴呢？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他们那时能得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回报。他们从前常常能得到来自内在感觉的回报—医生是一份有趣的工作，这份工作能让他们感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病人的生活；他们还能得到来自外界的回馈—被尊敬，被感激，有自主控制权，有工作安全感，还有份满意的收入。但今天的医生，大多数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可来自精神的回报、尊重却一天天减少。公众和媒体一味地认为医生是“肥猫”，到处揩油，成了“披着羊皮的白眼狼”。医生这个职业，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们经常把中国的医学教育、医疗体制与美国对比，把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典范。但就在我们朝着这个典范努力的时候，美国医生却也是满腹牢骚。“如果你感到压力，你不是仅有的几个医生之一，而且，这不仅仅和工作超负荷有关。”
按照美国医生生活调查的结果，许多选择从医的人都感觉渐渐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仅仅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可惜的是，舆论和环境在试图改变医疗政策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