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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一见此情，就采取了表决的办法。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好，明早就开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并陈述了理由：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引者注：指黔军犹国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滇军鲁旅（引者注：指鲁道源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打鼓新场，安龚两旅（引者注：指安恩溥、龚顺壁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打鼓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引者注：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
一早的会议在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
这次毛泽东从被撤销职务到恢复原职，仅几个小时，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撤职又复职间隔时间最短的了。
林彪建议引起的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毛泽东由此悟出了一句名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同时，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认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的讨论会把他折腾得疲惫不堪。他想，往后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他决定把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提交给大家讨论。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建议被一致通过。
于是，新的“三人团”就这样诞生了。其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地位仍然是脆弱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林彪向毛泽东发难（一）
5月8日，红军到达四川的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在这期间风波又起。
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埋怨情绪开始漫延起来。
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手持电话，表情极为严肃地向对方讲道。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电话，苦笑着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他对林彪刚才给彭德怀打电话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不满，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行军途中，林彪就流露过对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快到会理时，林彪当着聂荣臻的面抱怨道：“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以为他是走路走得多了，不耐烦了，就以开导的语气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此时，聂荣臻却又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林彪站在那里，望着聂荣臻，摆了摆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聂荣臻提高嗓门，警告这位年轻的军团长。
林彪并没有擅自下令部队行动的打算，他认为聂荣臻误解了他的意图，所以就没有把聂荣臻的话当一回事儿。之后的事态发展，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要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送上了。
5月12日，“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这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道路怎么走，是走州打府，还是打游击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为什么改了呢？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后来的194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这封信也将编入其中，就给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的林彪去信征询意见，他很快回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这篇文章中再不要公开他的名字，并说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端的推测”。
中共中央宣传部接到林彪的信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考虑到林彪的面子和顾及党内团结，同意将信的前面几段和最后一段删去，并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毛泽东选集》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写长信批评林彪的内容。直到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时，此文的题注才再次真实地写道：此文是毛泽东当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毛泽东这封回信的第一部分写得很长：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
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着。现在我想到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得来，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相互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这种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林彪向毛泽东发难（二）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罪状之一。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这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认为提建议反映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指挥员应有的权利，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