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爵士的英国探险队，包括两名新西兰登山者，来自珠峰脚下的一个著名的夏尔巴山地人，还有一队夏尔巴高海拔挑夫。我代表《泰晤士报》和他们一同前往，作为探险队的唯一记者，这一经历让我狠舀了一勺（我们当时就这么形容）重要的独家报道。
珠穆朗玛峰1953年（1）
我的职业生涯从这一次至高的功绩开始。1953年5月29日，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首度被人类征服。登顶者是约翰？亨特爵士的英国探险队，包括两名新西兰登山者，来自珠峰脚下的一个著名的夏尔巴山地人，还有一队夏尔巴高海拔挑夫。我代表《泰晤士报》和他们一同前往，作为探险队的唯一记者，这一经历让我狠舀了一勺（我们当时就这么形容）重要的独家报道。登顶珠峰是大英帝国这类成就中的最后一次，其辉煌由于一个巧合而格外增色：我的报道在1953年6月2日出街，这一天恰好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的日子 当时人们天真地以为，这标志着一个新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开始。
5月30日下午，我和亨特以及大多数登山队员一起呆在海拔22 000英尺1英尺=0 3048米。 编者的西库姆冰斗，等待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登顶的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成功。
“他们回来了！”
我冲出帐篷门，看到不超过500码的一个小山沟里冒出四个精疲力竭、穿着防风服的身影。我们同时跳出营地，爬上山坡，靴子陷在柔软的雪地里打滑，亨特戴着防雪盲的大墨镜，格里高利的帽子上顶着个摇摇摆摆的小羊毛球，鲍迪伦的衣服外面系着带子，伊万斯像美国码头工人一样把帽檐往上翻。我们发狂地跑着，在雪地上滑行，那些夏尔巴人也从他们的帐篷里冒出来，兴奋地跟着我们跑。
我不太看得清楚归来的登山者，因为奔跑时的呼气模糊了护目镜，我只能透过厚厚的雾气往前看。他们机械地、步履艰难地走下来，我们奔上去，因为期待而浑身颤抖。很快，我就因为雾气而看不到任何东西了，因此我从鼻梁上摘下护目镜。就在我从雪光造成的突然眩晕中恢复过来时，我看到了乔治？罗领着这群人走下山来。他一边走，一边举起手臂挥舞。那是祝贺的手势！珠峰已经被征服了！希拉里疲惫地挥舞冰斧表明胜利，丹增突然朝一侧打滑，他稳住脚步，朝我们露出灿烂的微笑。从峰顶归来的勇士走到我们中间，人们同他们握手，拥抱，大笑，微笑，叫喊，拍照，再次大笑，再次叫喊，直到喧闹和喜悦在整个西库姆冰斗传开，让那些跟着我们爬上山的夏尔巴人也在期待中大笑起来。
丹增靠近时，夏尔巴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祝贺他。他如谦逊的王子般接受祝贺。有些人向前低下头，似乎在祈祷。有些人和他轻轻地、优雅地握手，手指简直像是没有互相触碰。一个脑后留着盘曲的乌黑辫子的老挑夫郑重其事地弯腰，用额头触碰丹增的手。
我们走进穹形的大帐篷，在登顶小组周围坐下来，问问题，我们仍然笑着，仍然不能相信这个事实。珠峰被征服了，这两个坐在我们面前旧箱子上的凡人站上了珠峰的顶点，地球上最高的地方！并且，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这天的天气仍然是炫目的明亮 雪如此白，天如此蓝，空气中仍然激荡着兴奋。尽管我们充满期待，但不知为何这个消息仍然是这般美妙的惊奇 那一刻的冲击波一定仍然盘桓在西库姆冰斗，如此强有力，如此光荣地充满欢乐。
国际媒体在这个消息上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我当晚就匆匆下山，使用了一些狡猾的手段，将关于登顶珠峰的第一篇报道发出。两天后，我和夏尔巴助手一同离开珠峰，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确保了独家，也不知道新闻是否被人中途截取，故事是否被某个甚至比我还更加肆无忌惮的竞争者剽窃。
6月1日傍晚。空气清凉而芬芳。松树再一次出现在我们周围，还有繁茂的树叶，涨水的杜江的喧嚣声在我们耳中轰响。这条河的西岸有一个夏尔巴人村庄，名叫班卡。走到这儿时暮色降临，我们停下来过夜。在房屋之间一片小小的方形空地上，索南搭起我的帐篷，我支起收音机天线。那些夏尔巴人，以其通常的方式，莽莽撞撞地走进周围的房子，在楼上房间的稻草、炉火和土豆之间安下身来。很快就有烤肉与茶的香味
飘出。当我坐在帐篷外面沉思的时候，只有几个顽童漠然地站在我前面，而索南突然出现，带来一大盘瘦骨嶙峋的小鸡，一杯含酒精的麦片粥，茶，巧克力和薄煎饼。
我的新闻送得有多远了？我一边吃饭一边想着这事儿。它已经插上翅膀从加德满都向英国飞去，还是仍然在喜马拉雅山麓上沉重地走着？明天，6月2日，会既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日，又是珠穆朗玛日么？或者，登顶的消息随后就会传到英国么，就像修道院大钟的最后一次辉煌的奏响？没有办法知道，我独处于一片空旷中。鸡肉很硬，顽童们失去耐心。我上床了。
但是晨光很美。当太阳爬上我的睡袋，我懒洋洋地从木乃伊般的包裹里伸出一只手，朝无线电收音机的旋钮摸去。一阵胡乱摸索，几声劈啪声和嘶嘶声，然后是一个英国人的声音。人类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说。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礼的前夜收到这个消息。在伦敦西部大街上等待的人群听到消息后欢呼，起舞。经过30年的努力，跨越了一代人的时间，地球的最高处被征服了，一次最伟大的冒险成功了。“加冕珠穆朗玛”的消息（伦敦的这个好人儿就是这样说的）已经被《泰晤士报》以版权快讯的方式首发。
我从床上跳起来，把被子甩到一边，拉开帐篷门，穿着脏兮兮的衬衫、裂口的靴子和磨破的裤子跳进空地里。我的脸上长满浓厚的胡须，皮肤因为阳光和寒冷而干裂，嗓音嘶哑。但是我朝夏尔巴人们喊叫，他们惺忪的睡眼出现在附近的窗户里：
“珠穆朗玛被搞定了！世界最高峰被征服了！一切顺利！”
“好的，先生，”夏尔巴人叫喊着回答道，“现在吃早餐吗？”
经常有人说，《泰晤士报》推迟了登顶新闻的发布，目的是让它与加冕礼重合。真是泼天的冤枉！我们在珠穆朗玛峰上没有远程通信设备，而我为了将这个消息及时送回差点在跌跌撞撞下山时摔死。为了保证独家，我是用暗语发的消息。我设计这套密码仅仅是为了最终宣布成功的消息，暗语如下：雪况糟糕（=登顶成功）前沿基地被放弃（=希拉里）等待改进（=丹增）一切尚好（=无人受伤）。
我的快讯安全送抵报社，然而，它没有登上头版，因为新闻故事要登上《泰晤士报》的头版还要再过13年。它也没有独家太长时间，因为编辑大方地决定将消息刊登在当天晚上出版的预发版上，结果其他所有人都把它抄走了。当年的新闻故事都是匿名发表，因此我也没有署名。三年后，我才出版了一本有关这次冒险的书 《加冕珠穆朗玛》。
从尼泊尔回到伦敦后，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兰开斯特邸宅举行的庆祝宴会，那是政府的官方娱乐场所。我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这种场合的大管家，一个充满老派魅力的喜悦的老侍臣；我对面坐的是丹增？诺尔盖，他平生第一次离开亚洲。吃饭过程中，那位老绅士老是半侧身转向我，告诉我说，我们正在喝的红葡萄酒是最后一批来自兰开斯特邸宅酒窖的特别佳酿，也许在世界上也是最后一批。他希望我好好享用。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越过桌子望着丹增，毫无疑问他极度享受。他以前也许从未喝过葡萄酒，因为这一场合的骄傲与欢乐而容光焕发 一个极端时髦而异国情调的形象。穿制服的男仆殷勤地给他杯中斟了又斟，不一会儿，我的邻座再次转过身来。“哦，莫里斯先生，”他以其爱德华七世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 1910），1901 1910年任英国国王、印度皇帝。时代的悦耳语调说道，“看到丹增先生懂得品尝高雅的红葡萄酒，这真令人欣慰。”
日本
有史以来第一颗轰炸城市的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后，已经过去14年了，这座城市依然处于一种震骇与着魔的状态。
广岛，这座城市静卧于太田川入海口处，那里有一群岛屿蜿蜒着伸入内陆海的雾气中。这是一个海港，一个工业城市，一个老军事基地，一个市场中心；但直到今天，它还生活、呼吸、谈论和思考于1945年8月6日那场核弹爆炸中。这座城市已经重建很久了，一批新的居民涌入，替代了那场灾难的受害者，然而，尽管有这些鲜亮的新建筑，宽阔的林荫大道，却没有哪座庞培城像它这样更加确定地冻结在遭遇灾难时的姿态中，也没有哪座培雷火山更加永恒地留下伤疤。从城市高处的山坡，你能够看到广岛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丰满而被动的靶子。它紧凑地躺卧在山岭中间的漏斗里，太田川从这儿愉快地流入海中。它建在一群岛屿上，故而有纵横交错的水道，其中心位置有一座T字形的桥，被投弹者当作目标。今天，它已经被完全重建了。日本城市常见的杂乱无章的房子蔓延向海边，商业区矗立着一组高楼，就像你在美国的地平线上常见的那样，一个保证贸易与好客的剪影。几艘船停靠在近海处。黏稠的车流沿着街道淌过。有着花哨条纹的广告气球在市政厅上空游荡，一种家常的城市活动的嗡嗡声悬浮在柔软而潮湿的空气中。从山坡上整体看来，它显得足够正常 甚至是漂亮的，城市如此崭新而闪亮，后面是深蓝色的高地，平静的海面上点缀着岛屿，海水涌向宫岛和太平洋。
在广岛待上几天，你就会开始因为这个地方的可憎的畸形而感到压抑。这座城市的灵魂被撕扯、掏空，尽管出租车在你身边飞奔，有轨电车铿锵作响，霓虹灯欣悦地闪耀，穿和服的女孩朝你鞠躬，诱你进入夜总会，但它仍然让人感觉是一座空城。总之，它有某种朦胧的苍白而压抑的东西，就像是那些高高的新建筑压根不存在，仿佛太田川三角洲的众多岛屿仍然焦黑、冒烟。实际上，充满信心的，必定是那些从未 哪怕仅仅是在一些转瞬即逝的愚蠢的瞬间 疑虑过广岛的石头是否仍有放射性，也没有沉思着凝视过流水的游客。
无法逃避的恐惧，部分是人为的。在广岛，核爆的恐怖被刻意地保存，那份记忆被有目的地维持。在城市中心，你会被这个悲剧的、病态的笼子俘获。你入住的崭新的大酒店外，矗立着和平纪念博物馆，其中部分区域是核科学展示，更加攫人心神的部分区域是恐怖的所在，由一个巨大的被摧毁的广岛的循环模型统摄，装饰着可怕的照片。每隔一小时，马路对面的文化中心就会飘来一阵甜蜜的柔板圣歌的和声，那是在播放充满丰富颤音的钟乐唱片。在你周围，到处都是圣地，儿童纪念馆和各教派共同的神社，那个银行的台阶上有著名的“倒影”住友银行原广岛分行门口的石阶上印有一个人体的倒影，中心纪念馆上有高贵的铭文：“在和平中安息吧，因为这错误不会再犯。”面对广岛的这些提示，如果你还能无动于衷，那你肯定有着病态的冷酷无情，或者无可救药的厌世；今天，待在这座城市，仍然像是在伊夫林？沃伊夫林？沃的加利福尼亚公墓中度过一个梦魇般的周末（那座公墓里，死者由如此病态与过度的化妆赋予尊荣）。
倘若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一场灾难，那么人们会更加容易地忍受，但在广岛，许多人仍然在直接承受着核爆造成的痛苦。有些不幸的人，被毁容得如此丑陋，以至于几乎从不出门。直到今天，还有些病人住在医院里。这里有白血病患者。有些母亲，在爆炸那一刻正好怀着孕，结果生下来的孩子带有可怕的残疾与畸形。有人经历了核爆，但没有受伤，现在看上去如同空心人，被噩梦纠缠，元气大损，身体里某种东西被吸干 “总是疲累，”一个人对我说，“从那以后，我似乎一直疲累不堪。”这一切中最可怜的是，有许多年轻人害怕核爆对基因产生长远影响。媒体和政客残忍而玩世不恭地充分利用这种不祥的预感，双头婴儿和形象怪异的金鱼的谣言狂野而无情，一道令人恐慌的栅栏在这里的年轻人周围竖起。男人到其他地方找老婆。女孩试图隐瞒其籍贯。残忍的记者四处嗅探这类恐怖故事。
然而，在普通市民身上，你看到的只是和善与常识判断力。面部被可怕地毁损的女孩直瞪瞪地望着你，目光亲切。有炸弹故事的人讲述他的故事，和布里斯托尔或柏林同样经历过轰炸的人的讲述差不多，都有着一种冷嘲的味道。除了在报纸和博物馆那个层面，广岛看上去令人惊讶地很少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