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伟大中心！”我跑回去看这种诱惑如何持续下去。
在里约热内卢城市剧院的台阶上，一小队荷兰人组成的乐队在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这是一支极度白肤、金发、碧眼、强壮的小爵士乐队，在其侧翼，四个荷兰空姐（因为那乐队有做广告的性质）以一种狂欢节的健美气质随着音乐摇摆。我坐在他们旁边的台阶上，在这个巴西大都市的中心，在中午人潮最汹涌的时刻，我们这一大群如此扎眼的北欧人，如此明显的非迪克西人，呈献出一道不协调到滑稽可笑的风景。不过，这一点儿也不重要。无论如何，这座城市毫不费力地吸纳了我们。三四十个各种年纪、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台阶下面跺脚，鼓掌，和我们一起大笑，这一场景很快就或多或少地被一个半疯的老头控制，他在台阶上以有节奏的优雅欢腾跳跃，一直唱歌，并冲着全场人的掌声空洞地咧嘴而笑。里约传奇般的活力不仅有感染力，而且实际上充满占有欲。它攫住你，让你伴随284事物的搏动而扭动、痉挛，经常让你在确实应该哭的时候发笑。那支乐队退场时仍然吹着小号，奔往下一个舞台，身后追着那个半疯半癫的老头乐迷，我站起身来，发现自己衬衣背上沾上了一些像巧克力一样黏糊糊的东西。旁边人饶有兴致地检查它。他们不能确定，这到底是被一个恼怒的街头小贩喷洒的，还是由某种鲜为人知的巴西鸟儿排泄的。他们把我带到一个装饰性的小池子旁，好让我用水冲掉那脏物。我把手帕浸到满是浮渣的水里，发现里面满是蝌蚪：当我在里约布兰克大道旁洗掉衬衫上的脏物时，上千只幼年期的巴西青蛙不知疲倦地蠕动着，而那群荷兰人的音乐穿过沸腾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微弱。把最后一块脏东西连同上面黏附的少许蝌蚪洗掉以后，我绕过那个角落，走进19世纪。里约并不是只有旅游手册上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它是一座古老的商业之城，一个海港，其市区庄严地密布着办公室、银行、仓库、商人前去吃午餐的酒吧、城市小巷、竖有雕像的广场。在老照片中，这个繁忙的商业区才是里约热内卢，看上去是一个坚实、理性、有商业氛围的地方。那个时代的光荣还残存于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街的“科伦波”，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咖啡馆。它像凡尔赛宫一样浮夸地覆盖着连片的镜子，是一座休闲爽神之宫。天花板上装饰着褪色的玻璃，地上铺着瓷砖，闪烁微光的玻璃橱柜里装满酒瓶、蛋糕、曲奇饼和堆叠整齐的桌布餐巾。成串的老式灯照亮了它，电扇卖力地维持着房间里的清凉。科伦波里乌泱乌泱的打着领结的侍者看上去似乎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一辈子，午餐时，他们全都是老派的服务专家，在将巨大的空间塞得满当当的桌子中间快步穿梭、绕行，在这儿鞠个躬，在那儿挥个手作答，把厨房门推进推出，或者被隐约瞥见正在照料那些似乎不太稳当地坐在头顶高而狭窄的阳台上的镀金餐桌旁的顾客。房间里喧闹得可怕，顾客形形色色，从庄严型一直到另类型，中间分布着许多古怪的老贵妇，打扮得跟古人似的。我猜测，这咖啡馆自从1894年开业以来，里面的事物几乎就没有改变过。然而，里约毕竟是里约，这里的气氛格外放松。吃完饭后，我出门时经过蛋糕橱，刚刚为我服务的侍者正在那儿，靠着一个柜台，抽出时间吃蛋糕，一边从黑色夹克上拂去蛋糕屑。我祝他胃口好，但他只能以微笑和微微躬身作为回应，因为他嘴里塞得鼓鼓的。
当然，青春是里约的财富。它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他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侍者 在柯巴卡巴纳海滩上，随便哪个周末的早晨，人类变老的进程似乎神秘地中断了。我沿着这片著名的沙滩闲荡，吃香蕉，在我周围，自然法则被蔑视了
。那位庄重的慈母般的女士如此轻易地触到自己的脚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生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打球时，那群老绅士如此敏捷地四处奔跳，这绝对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他们的脸皱巴巴，头发花白，但是某种不可思议的巴西魔法让他们的肌肉紧绷得像铁一样，动作轻快得离奇。还有那些沿着散步道大步流星的老两口？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特许，穿上对他们来说年轻了好几代人的鞋子、帽子和泳衣，却如此时髦地逃脱了责备？沙滩上有一位妈妈，毫无疑问，换个社会她即使不被囚禁在厨房里，也至少会被拘限于教堂鲜花委员会中，但在柯巴卡巴纳，她戴着一顶宽边黄帽子和一副玳瑁太阳镜，正躺在日光浴床上，往自个身上蜿蜒地抹着油，还时不时地，从像香槟插在冰桶里一样被她摁进沙地的一个罐子里吸上几口。
在这片神奇的海滨，甚至年轻人看起来也更年轻。他们更加疯狂地投身于激浪中。他们更加欢悦地在遮阳篷周围蹦蹦跳跳。他们用沙建起宽大的平台，然后像印度上师一样盘腿坐上去，打牌或争论。他们玩着费心劳神得多的游戏：比如，一种凶猛的排球，参赛者可以用除了头部以外的任何部位触球，必须得将身体跳跃和扭曲到如此折磨人的程度，以至于仅仅是观看比赛就让我大气都不敢出。
在海面，一道浪花飞沫的雾霭悬挂在碎浪之上，将远处的岛屿半遮蔽起来。一队挂着白帆的游艇正穿过雾霭顺风行驶或抢风调向，顷刻，一艘灰色的战舰绕过那个海岬出现，接着消失在大西洋中。远处看上去像是一片狂野的南方之海。太阳缓慢地移动，非常缓慢地落下去。柯巴卡巴纳狂乱的返老还童迅猛地持续着。穿过街道走到后面的一个咖啡馆，我叫来一杯具有立刻让我恢复青春的强大效力的巴西饮料。
受人控制和教唆的男孩们正四处游荡，寻找值得下手的目标：有手表可抢的友好的美国游客，或者散乱地放在沙滩上的手提包。他们的小流氓身份太过明显 就像是些舞台上的恶棍，彼此打着演得过火的手势，越过街角吹口哨互通声息，以仅仅是最敷衍的姿态装出擦鞋童或小饰物商贩的样子。
唉，他们一点也不可爱。他们中间一个奥利弗也没有。他们看上去纯粹就是叫人害怕的，我想，在他们身边总是萦绕着来自他们所住的贫民窟的苍蝇与跳蚤 那片略呈灰色的摇摇晃晃的贫民区，从沙滩上就能看到，仿佛沿着山坡倾泻而下的垃圾。基督张开双臂，高高地耸立在科科瓦多山的顶峰，但山下由简陋木屋构成的市镇，和沙滩上那些小贼一样，似乎完全在他的祝福范围之外。
一连串不那么可爱的放纵贯穿里约的生活，至少是贯穿它的喜悦 贯穿在街上人群的炫耀虚饰中，贯穿在沙滩上令人烦扰的亢奋中，贯穿在里约富人们的全副豪奢中。城里到处都爬满难看的涂鸦。其中一些是在宣告政治口号，但大多数只是无意义的胡写乱画，有时候，当大胆的无政府主义者爬上格子墙或者从阳台倒垂下来，涂鸦就会延伸到房子的第二层楼那么高。这种盲目的胡乱涂抹让我想起一个来自空虚的讯息，总是向我们讲起无助与无力 那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精疲力竭，躺在里约热内卢的绚丽闪光之下。
现在我坐在塔糖峰山脚附近一辆停着的大巴上，在一个小公园伸向海边的地方。附近有军营，上校与上尉夹着公文包三三两两、连续不断地经过。几个小孩由母亲带着，游客从索道车站来来去去，但我的目光被一个在公园边上孤独游荡的中年男子吸引住了。他穿一件做工很好的灰西装，举止优雅，身形细长而笔挺，但他身上却有某种不对劲的东西。
部分是生理的，部分是精神的，也许还有部分是太多的咖啡造成的。他始终没法安闲下来。要是坐到一张长椅上，那么过一会儿他就会再站起来。要是在草地上溜达，他就会突然停步。有时他抬头望向高处的山峰，但那似乎只会让他沮丧，仿佛他看不到他要在那上面寻找的东西。他热切地审视经过的军官（
也许他曾经是一个上校或上尉？），但却一个也不认识。他渴望地眺望海水，但阳光却直射到他眼里。当我坐的大巴发动，我们从公园开走时，我从车窗里冲他挥手，他也心不在焉地挥手做答 但不是冲着我，我想，不是冲着我。
法国
英吉利海峡隧道完工前的20世纪90年代是英国真正作为一座孤岛的最后10年，因此，哪怕从丹佛去加莱的20英里旅程似乎也是一种明确的过渡。我为了写这篇总结而去法国，乘坐的是气垫船，这是用来横渡海峡的有着最实在戏剧性的载体。
对最终的旅程来说，没有什么交通方式能够被更加准确无误地操纵。我们最后就将这样渡过冥河，伴随着浪花的哗啦与舱壁门的咔哒，赫然出现，粗笨地、两栖地穿过黑夜，头顶的操舵室里高高地站着冥府渡神卡戎。如果你乘坐这种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登上法国的土地，那么这次登陆似乎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它多半是不可撤销的（因为外海上一波轻微的碎浪、峡湾里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而卡戎每次在气滑艇港口都要滞留好几个小时，接下来你会看到他坐在全景餐厅的高脚凳上，闷闷不乐地回忆着什么。
我爱这登陆的绝对性，因为我与每个爱国者同声同气，橄榄球赛上落泪的威尔士人、帽子扣在胸口列队经过的美国人、斯威士兰那些神秘难解的仪式或者站在罗马的维托利奥？伊曼纽尔纪念馆的台阶上、弯着头倒背着枪一动不动的悲哀而沉默的岗哨，他们在我心中唤起几乎同等的同情。尤其是，既然人们将爱国主义的情感最为明显地与法兰西的事实联系起来，那我就得对法国人骄傲的法国性作出反应。我并不指望他们对我好。我也不想他们以任何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的影响，不管那影响是合理的还是有启发性的。我只希望，和往常一样，在驱车从港口开进那些加莱海峡的忧郁风景时，我所进入的世界不仅与我自己的世界分离且不同，而且完全确信它对其他所有人的优越性，它邀请你接受它，要不就离开它。
到处都是这个年轻的新法国在以英式法语迎接你，这种由广告人和赶潮流的小年轻使用的混合语言被学究们大加鄙薄，是这次在法国碰到的最令我闹心的事儿。英式法语无所不在 有凉台的平房、热狗、儿童游戏房（Play Cottage）、园艺中心、巧克力夹心雪糕、远西炸鸡块。当我咕哝抱怨时，人们说我拘谨僵化，但是任何在威尔士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语言才真正是民族性的实质，每一次向外国的习语妥协，每一次采纳诱人的外国用语，都是对民族身份的削弱。我厌恶任何英式法语的症候，当我漫步于距离歌剧院、卢浮宫和玛德莲教堂几乎只有一箭之隔的和平路，我觉得自己抵达了它最泛滥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橱窗广告上写着，有栋房子距离“Paris France”只有25英里。
尤其是在法国巴黎，我格外觉得自己感受到精神的驯服。尽管法国人是年轻的，但却看不出他们拥有强大的勇气。以切尔西或加利福尼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当镇静。我思念巴黎那传奇的火花。不管我的车开得有多糟糕，几乎都没人冲我猛按喇叭。左岸咖啡馆那些亡命徒俯身在课本里。这座都城似乎被一种奇特的绅士般的宽容感攫住 那感觉甚至像是懒散迟钝，当倾斜的雨水凶猛地泼向杜伊勒里宫，没穿外套的巴黎女子吃完可怜的减肥午餐后，顶着夏日的风，深深地弓着腰，在人群中顽强地挤出一条道儿走回办公室去。
不知为何，这座城市似乎被消过音。也许是因为分区限制，它把对新伦敦来说如此本质的露天市场的卖弄夸耀给赶到巴黎市中心之外去了。跟同一天的《泰晤士报》比起来，《世界报》显得异常平衡而拘谨，我白费了一通力气，没在上面找到胡乱涂写的抗议标语或者星期天的示威活动。就连巴黎的警察也变了，尽管他们在巴黎保安局隐蔽的地牢里可能凶神恶煞，但在表面上却和蔼得令人不安 当他们在河边仁慈地摆弄警棍，或者亲切地弯腰帮助虚弱的老妇人时，脸上流露出友善安详的神情。而像我这样的人总是习惯性地把巴黎警察想像成拂晓时分穿着皮夹克、弓着背坐在防暴卡车里的人，对我们来说，这个温和的新形象不啻是一次令人泄气
的打击。它给巴黎带来一种不成熟的满足感，仿佛经过战争和叛乱，经过苦涩与压抑，它最终习惯了接受，并将狂怒、炫丽和创造力留给了别人。这仅仅是本能 一种形而上的道听途说。我只能记录下这个国家给我的一种贫瘠不育的感觉，颇像是一道喷洒过杀虫剂的风景的死寂感。对我来说，法国像往常一样友善，似乎依旧是一座宏伟的文明堡垒。但它没有点燃我的激情。我感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