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齐书》乃全讳之，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无足怪。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亦一一讳之，殊属无谓。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早说以“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复为人臣”，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以成禅位之事，见于《南史》者甚详，而《齐书。俭传》毫无一字。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讳之。崔祖思当齐高辅政，廷议将加九锡，祖思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闻而不悦。王琨当顺帝逊位时，攀车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事亦皆见《南史》，而《齐书》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语，《齐书。渊传》亦不载，甚至《渊传》论谓“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谬，世情之过差也。”则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议矣。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则己益置身无地，故为诸臣讳，正以为己讳也。
○《齐书》编次失当处《齐书》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为列传。其列诸帝子传，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为从子，岂可乱其序乎？
○《齐书》繁简失当处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盖亦仿《宋书》之例。《豫章王嶷传》载其辞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辞侠毂队仪仗二表，答表一诏，又请以东府新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诏，又因唐之反请去州县苛碎条制一表，及薨后竟陵王子良请加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共一万五六千字（萧子显即豫章王之子，为其父作传，故特多表扬）。《王俭传》载其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一疏，请解领选一表，再求解选一表，共二千余字。《王僧虔传》载其请正声乐一疏，请除狱中汤杀人一疏，又檀乞官一书，僧虔答一书，又乞一书，共三千余字。《萧颖胄传》载其起兵时檄文一道，共二千余字。《竟陵王子良传》载其谏遣台使征租一疏，请赦逋、省刑、息役、谏射雉等疏，共三千余字。《崔祖思传》载其崇节俭、省刑狱、定乐律、开屯田、设史官、招贤才等疏，共二千余字。虽多有关时事，然何妨节存之，乃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何以徒费笔墨若此！又《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责齐高一书，齐高答攸之一书。《王敬则传》忽载竟陵王子良请罢塘役折钱一表，《苏侃传》忽载齐高《塞客行》一首，更觉无甚关涉，毋怪乎愈形其芜杂也。及其叙事，则又有应详而反略者。明帝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皆令典签杀之。签帅之权重若此，是当时矫枉过正一大弊政，《南史》于《巴陵王子伦传》述之甚详，而《齐书》略无一字。明帝病，急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办棺材数十具，期三更尽杀之。上暂卧，会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未赐诸王命耶？”及见子恪，顾问流涕，乃皆赦诸王得不杀。《南史》因此特立《子恪传》以载其事，而《齐书》子恪无传，仅附于《豫章王嶷传》数语。此皆繁简之失当者也。
○《齐书》立传太少《齐书》立传亦太少，如朱买奉命领兵戍甬城，谓人曰：“我一子当得官。”人问其故，曰：“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即为孝子。”盖谓杀贼则有功封，被贼杀则有恤荫也。后守城，果与魏军战，被斩，其尸犹据鞍奔还。此岂得无传，乃仅于《周盘龙传》内附见之。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防阁，当明帝贼杀诸王时，僧慧欲起义向阙，曰：“此州虽小，孝武尝因之。今兴师以请苍梧之罪，谁能对之！”了懋犹豫，兵散被杀。僧慧号哭为丧殡，王元敛欲执之，僧慧曰：“晋安举兵，仆实豫议。古人云：”非死之难，得死之难‘。仆得为主人死，无憾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汤镬。“元邈许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岁，以小绢为书问消息。僧慧见之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南史》载之甚详，乃《齐书》既不入《孝义传》，并不附见于《子懋传》后。又如魏孝文至寿阳，崔庆远出城，与魏主反复酬答，卒使魏敛兵而去。其应对实足华国，与张畅在彭城对魏军李孝伯之语前后正相辉映。张畅既立传于《宋书》矣，此亦岂得无传？乃仅附见于《萧遥昌传》，此又略其所不当略也。
○《齐书》原本《齐书。檀超传》：齐初置史官，超与江淹充其选，上表请立条例，谓封爵详本传，无烦年表，应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请立帝女、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谓宜增食货，省朝会，而《帝女传》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则萧子显所撰《齐书》，盖本超、淹之旧而删订成之也。然《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货、艺文、刑法仍缺。
○梁、陈二书《新唐书。姚思廉传》：其父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以属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遗言，有诏听续。至唐，又奉诏与魏徵等修梁、陈二书。乃采谢炅、顾野王诸书以成之。《旧唐书》谓思廉采谢炅诸家著《梁史》，又推究陈氏，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则察已有成绪，思廉不过取谢、顾诸家重为订正耳。如《梁书》王茂、曹景宗、萧颖达、张宏策、韦睿等传，皆载察旧论，《陈书》《武帝纪论》、《文帝纪论》亦察原文。可见此等纪传编排卷数，亦是察所手定，则文字可知也。《姚察传》亦云：梁、陈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临殁时以体例戒其子思廉博访撰续。此思廉自撰其父之传，盖纪实也。两朝数十卷书，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始就，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繁冗。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宋子京谓《南史》过本书远甚，非确论也。又《宋、齐书》传论多四六体，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至姚察则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虽魏郑公所撰《梁纪总论》亦不及矣。
○《梁书》编次失当《梁书》编次亦有失检处。《武帝郗皇后传》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贵嫔、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简文庶母也，岂得反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何改先媳而后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传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无传？其于宗室诸王及帝子编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统、哀太子大器、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而临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绩、庐陵王续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编在从子从孙后，可乎？贞阳侯明为齐人所立，入主梁祀，建号称尊，未几废死，不立传可也。昭明之子称帝于江陵，历三世，共三十三年，纵不便附于本纪后，何妨别立一传，著其兴亡。乃竟略不叙及，并《昭明传》中亦不载其名。此独非萧梁子孙、延一脉之绪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萧颖胄协心建议，故无后顾。颖胄留镇西台，使弟颖达从武帝东下，遂克建邺，此为功臣之首。乃颖达既有传矣，而颖胄反不立传。王琳间关百战，始终为梁，不肯屈于陈氏，是亦忠于梁者，《梁书》亦不立传，皆疏漏也。《简文帝纪》：大宝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纪》又云：大宝二年九月，简文帝崩问至，元帝大临三日。简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问？此又舛讹之甚者。至《梁书》但有纪、传而无表、志，则以当时同修《隋书》，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书》内，故不复复载耳。
按《梁书》不纪萧，盖以敬帝国亡，则梁统已绝，三世虽帝于江陵，然皆臣属于周、隋，既难作本纪，若以为元帝之逆臣，而正德等同传，则本非叛逆，只以教河东王誉与元帝构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传》，是以无可位置，竟没而不书。令狐德附之《周书》，似矣，然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岿、孙琮又历隋为附庸，则又安得独附于《周书》？惟李延寿《北史》别立“附庸”一门，以等入之，较为妥善。然《北史》兼叙各朝，故可如此立传，《梁书》专纪萧氏，则萧氏子孙建国称帝者，安得竟从删削？此究是《梁书》缺处。谓宜在《昭明太子传》后备载以下三世，则位置得宜矣。《明史》伪福王及伪鲁王以海、伪唐王聿键、伪永明王由榔等，各附于其祖传后，既不予以继统，又不没其事实，始知修史诸臣之斟酌尽善也。
○《梁书》多载芜词《梁书》叙事虽简洁，然其所载文词仍循《宋、齐书》旧式，故亦不免繁芜，如《武帝纪》先载齐和帝封梁公备九锡一诏，又策一道，百僚劝进一书，又劝进一书，武帝请严选举一表，和帝进封梁王一诏，又禅位一诏，策文一道，玺书一道。《元帝纪》载南平王恪等劝总百揆一笺，帝答书一道，王僧辩等劝进一表，帝答书一道，僧辩等再劝进一表，帝再答书一道，又讨侯景一檄，景平后僧辩等再劝进一表，徐陵劝进一表。《丁贵嫔传载》张缵哀册文。《昭明太子传》载王筠哀册文。以及诸臣赠谥，俱载其诏书。如王茂之卒也，诏书起语曰“旌德纪勋，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此已属浮词，而南平王伟、柳庆远、郑绍叔、吕僧珍、孔源休等身后加恩之诏，无不雷同，令人呕哕。《南史》列传止书赠谥，尽削诏词，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
○《陈书》书法《陈书》避讳处太多。如本继梁敬帝之禅也，先载封武帝为陈公一诏，加九锡一策，又禅位诏、策各一，于是武帝始受禅。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车旗、正朔一如故事，宫馆、资给务极优隆。永年二年，江阴王薨，诏遣太宰吊祭。绝不见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齐、梁书》之旧例也，然其事终不可没，则应错见于列传中。按《南史。沈恪传》：武帝欲令恪勒兵卫敬帝出宫，恪叩头曰：“身经事萧家来，不忍见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刘师知传》：武帝令师知往害敬帝，帝觉之，绕床走曰：“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之？”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陈书》于《恪传》尚载其叩头数语，而《师知传》全不书此事，则纪与传俱没之矣。衡阳王昌之死也，实文帝使侯安都杀之，故《南史》本纪书衡阳王昌沉于江夏，而《昌传》亦书中流而殒之，使以溺告，《安都传》则更明书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此所谓纪实也。乃《陈书》本纪则但书衡阳王薨，《昌传》亦云中流船坏，以溺薨，《安都传》亦云安都请自迎昌，济汉而薨，皆隐约其词，而不明书其被害。始兴王伯茂，文帝之子、废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废帝而夺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杀之于途。乃《陈书》本纪并不书伯茂薨事，《伯茂传》亦但云伯茂出宫，路遇盗，殒之。本纪所讳，恃有列传错见其事，乃并列传俱讳之，则何以传信于后？思廉修《陈书》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委曲回护？岂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于陈，故不忍直书，而思廉遂因父之旧，而不敢改订耶？又《魏书》，孝静帝天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业，梁江北郡国皆来属，大行台慕容绍宗遇暴风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萧衍，立其子纲为主，是慕容绍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陈书。鲁悉达传》云：梁敬帝即位，加悉达征西将军，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攻之，悉达大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按绍宗既卒于梁武被害之岁，梁武后尚有简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则安得敬帝时尚有慕容绍宗在耶？此更舛讹之甚者。
○《陈书》编次得宜《陈书》亦姚思廉所撰，而编次却不循《梁书》之例。如《诸王传》，先衡阳王昌、南康王昙朗，次宗室，次文帝诸子，次宣帝诸子，次后主诸子，较《梁书》最有伦序，故《南史》亦仍其旧。然《南史》以衡阳、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内，则非也。衡阳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