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件事情不大好，以后要改过……第二，学生会既已改为学生自治会了，范围自应缩小。学联会的命令虽该接受，但差不多的地方只要派几个代表去敷衍下便了，犯不着全体出席，招摇过市，白白给人家品头评足……”
“评也只得由他们评去，难道我们就因噎废食？”有位同学轻轻的提出抗议。
于是我也得意地自言自语道：“而且他们会品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品品他们吗？”话犹未毕，只见刘校长在上面猛可变了颜色，怒气冲天地用力把讲桌一拍，大喝道：“谁在说话？站起来！”于是我们都低下头去了，眼中含泡泪，连瞧也不敢再瞧他一下。
“要说话的站起来呀！”他再怒吼一声，唾液飞溅，我坐在最前排，亲承馨教，不禁打了几个恶心。
“没有人说话，”他顿了一顿，声音马上和缓起来：“那么大概是我听错了。——总之，你们应该以学业为重，一切集会还是少参加为是。”
然而集会究竟是必须有人参加的，刘校长也不能十分违反潮流。他对于这些党部或民众团体等虽然敬而远之，但总也不能不稍为敷衍，敷衍的办法就是牺牲代表。最可惜的，便是我当初因得过几次演讲会的奖，便被推定为出席代表了，出席代表去出席任何集会，从前本来是不当缺席论的，但自刘校长接任后，便改为“作请假论”，于是我便无缘无故的每学期要缺上几十点钟课。这事我现在认为可惜，但其时却得意洋洋，为团体而牺牲，有什么不好向自己解释呢？
于是我直着喉咙在小教场民众大会的演讲台上嚷，嚷些什么呢？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解放！解放！”之类罢了。但我却永不能忘记那时怯怯上台的情形，心是抖动着，嘴唇跟着科，但是拚命要装得镇静，在十数个党部代表、工会代表以及武装同志的身旁钻过去，一个矮而瘦小的女孩子，蓬松的头发向右脸一甩一甩的，眼睛只露出一只，却要正视着台下数千的民众！我来不及想象人们对我的印象如何，批评如何，只是努力把自己的喉咙提高来喊，播音机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广场，因此声音便逼成尖锐刺耳的了，但也管不得由它去，喊完了下来，这才逐出一口气，心中如释重负，马上又觉得自己英雄起来，几乎成为宇宙中心，想来女人以稀为贵，今天哪有人不在啧啧称羡自己的呢？
意外得到的报酬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武装同志接连给我写来了三四封信，每封信内都会有他的近作白话诗，最后一首我还有两句记得，是：“清了的孤雁哀鸿，希望在你的心中觅个葬身之窗！”这可把刘校长及五姑母都吓坏了。他们把我悄悄地唤到校长空中，屏退仆役，掩上门。他的脸色很严肃，沉默了半晌，说：“自由恋爱我也赞成，不过这位队长的年龄似乎太大了，他已有四十多岁，而你只有十四岁。还有，他是广东人；还有…”他说到这里，我已经给吓得哭了，但五姑母却又面如死灰般急急摇手阻止我，一面又提手蹑足的走到门缝边去瞧外面可有什么人在听，结果当然是没有，她这才如释重负般对我低斥道：“还要哭？这种事情给人家知道了好听吗？现在快到提了，以后不许再当什么代表，赶紧装病辞职…。”她愈说愈兴奋，声音也就高了起来，这次却是刘校长摇手把她止住了，觉得过于逼我也没有用，况且就信中的话看来我实在也是无辜的，又不曾回覆过他半个字，他尽管要写信来，叫我可有什么法子呢？而且这种人在学校方面也是不便得罪他的，以后只要关照门房，有人来访苏小姐就说本校从来没有此人；若是来信呢，对不住就原封退回……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我便给关禁在校内，直到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提灯会那天。
我校接到参加提灯会的通知，是在国庆前三天下午，因为灯笼须各校自备，大会筹备处不能贴钱供给的。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真是兴奋极了，上课时纠纷向各教员打听，征询他们的意见可预备参加。然而一些消息都没有！校长办公室静悄悄地，不闻传出准备参加的通知；总务处办公室也静悄悄地，不见有人去购买灯笼，这可是怎么办呢？看看挨到国庆前一日了，热心的同学们便怒骂起来：“不预备庆祝国庆了吗？亡国奴！”
——大家谁不愿当亡国奴就得参加！
——没有灯笼也成呀，搓条纸卷儿燃起火把来不就成了吗？
——向刘校长质问去！
——向刘校长质问去！
结果是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召开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再由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召开全体大会。全体大会议决推出七个代表来向刘校长请愿，真糟糕，苏青又是其中之一。
这次刘校长却是且不理别人，只对着我一个训话了：“苏青，你不记得过去这次事情了吗？深更半夜，一大群女孩子提灯笼出去，哼！——苏青，人孰无过，过而不改…”说到这里，他的头便大摇特摇起来，似乎觉得我这个人真有些不知羞耻似的，但是我当时委实被一团高兴弄糊涂了，见众代表都不开口，只得涎着脸说：“但是，刘先生，去开会的人正多着呢！”
“人家是男人呀！”
“难道女人就不是人吗？”我的男女平等理论又提出来了。
刘校长叹一口气，说：“女子要出去就得有人保护……别奖！你们不懂事，没人保护是不成功的。”
我的眉毛剔起来了，其余六人也都露出愤愤不平之色，校长室外探头探脑的满是围拢过来瞧动静的人，她们察言观色的仿佛知道我们已碰了钉子，大家就在外面切切擦擦地私语起来，有几个胆大的还放大声音喊：“我们要去！要去！”刘校长慢慢站了起来，摇摆着向门口走去，门外的人都笑着跑了，脚步凌乱地。他这才又踱回来，顿了一顿，严肃地向我们说道：“你们一定要去，也可以。我请几位先生保护着你们去吧，不过你们要听话。——国庆是应该欢喜的，我爱民国。但是，唉！”他默默了一会儿，我们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也不理会这些，只鱼贯退了出来，报告众同学去了。
果然，第二天上午总务主任马先生忙着亲自去购办灯笼了，晚饭提早半小时，整队出发。立正，报数完毕，足足有四百六十七人，于是矮的在前，长的在后，灯笼红绿相间，蜿蜒街街间，看热闹的人愈来愈多了，流氓们高声说笑：
“这么多的鸭屁股，倒着实好看。”
“这些姑娘们只要给我两三个也够了。”
“那个好看呀！这个丑死了。”
“瞧，她们在笑哩！”
“瞧，她们在换自己的……呢！”
说得大的女同学们都把头来低了，小的歪头嘻嘻笑，体育教员吴先生穿着紫红旗袍，短齐膝头，背上还搭块金黄与黑相间成条的大围巾。阳历十月里围巾本来嫌早些，但是吴先生身躯素来娇弱，今年还只有十七岁，刚从上海XX女体专毕业回来的，因此穿得特别漂亮。“这个是谁？”路人们开始注意她了：“是校长的女儿吧？”
“也许是小老婆！”
吴先生听了咋声：“要死！”脚下高跟鞋一滑，就跌倒了。总务主任马先生赶快来扶，但她仍痛得走不动，他只好挽着她走，于是队伍中又开始切切擦擦起来，说他们是“两老”（即宁波话夫妇之意），又说他们在“体贴”了。
大家到了中山公园。
于是开会，读遗嘱，演说，喊口号，最后才轮到提灯游行。先是党部代表，机关代表，孤儿院音乐队，各民众团体代表，最后才是整千整万的学生。次序是省立X中在先，县立工校，商校次之，我们女中也是县立的，依理可以接上去了，但是率领的马先生们却羞涩涩的，越趄不前，惹得几个教会中学都不客气地抢上来了，别的私立中学也不甘落后，我们终于成了殿军。幸而其时还有几个妇女协会代表不愿混在别的男人团体当中，诚心诚意来找我们合队，当然我们就让她们在先，自己跟着。
浩浩荡荡的提灯会就此开始了，先是队伍从公园大门口出来，瞧热闹的人们早已万头攒动。那些游行的人也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有的还互相扯耳朵恶该。后来还是指导的人看着太不像样了，便道大家不许扰乱秩序，还是跟着音乐队唱几只歌吧，于是先唱党歌，再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唱着唱着走到园门口了，“哼！女生呀！”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有些吓，但也有些感到莫名其妙的得意。然而情形愈来愈不像样了，不三不四的男人横闯直撞穿入队伍来，有的拧胖女学生一把腿，有的咧着嘴巴嘻嘻笑，样子又下流又令人作呕，这么一来可使我们真着急了。
——哎呦，要死…
——我的灯笼烧起来啦！
——马先生！马先生！
马先生急得满头是汗，一面高喊诸位不要慌，朝前走，朝前走！总算前面也得知了，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了来十几个警察，朝着流氓们吆喝要打，这才使存心揩油的人不得不适可而止，纷纷退出，又是一阵骚乱，女学生们恐怕警棍敲过来殃及地鱼，嚷呀嚷的说要当心，声音还带些哭。惹得警察们也捏着喉咙说：“您甭怕，我的棍子怎舍得触您，放心得哩！”说得吴先生满脸通红，紧紧扯着马先生的袖子低声说：“快逃回学校去，快！”女学生们也没有主张了，只得纷纷脱离队伍，携着轧扁的，烧毁的，甚至只剩一根竹竿儿了的灯笼垂头丧气逃回校去。刘校长是顽固的，然而这个社会却也实在开通不得。
自从我们参加提灯会被搅乱，因而证明刘校长的“先见之明”以后，同学当中也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认为刘校长上了年纪的人毕竟有见识，于是心中佩服，嘴里却也不好意思直说出来的；一派是同我差不多的人，自己也并没有什么高深或正确的见解，只是对这件新鲜玩意儿失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不服气心理。瞧，刘校长的神气是多么的得意洋洋——不，简直有些幸灾乐祸样子。他满脸假正经假慈悲地以家长自居，而把我们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一面放做沉痛的说道：“我也赞成男女平等，不过…”或者说：“你也希望学生爱国，不过……”模不过，竖不过的，我们这批学生子弟，就得像被网的鱼儿般给关在死水池子中了。假如谁敢哼出一声不愿来，就是天生骨头轻，喜欢提着灯笼找野男人去给他们摸呀摸的。
五姑母也常掀起鼻孔对我哼：“阿青，你这个人呀，就是聪明不肯正用。譬如刘校长昨天就对我说起……总之，他很替你可惜。从此你得冷静些儿才好！”
发愤用功吧，冷静些儿！然而，天晓得，读些什么好呢？国文教师程先生是个红鼻子酸秀才，又脏，站在讲坛上嘟的摸出一大串鼻涕来，没有手帕儿搭，只把分剩的讲义纸搓成团来拭了，污纸就塞在抽屉里。算学是刘校长兼的，把难题都跳过，说是女子又不会做工程师，要懂得高深的数理干么，还是天天听他的训活要紧。英文现在也改请一位蒋先生教了，念起来声音像吃糠似的，嘶哑又生硬，听着真吃力，而且据说他又是专研究文法的，一条一条，像法律又像公式，临考时便记一下，有一次考期偶然变更了，大家造一口气，就把这些条条儿忘记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位教党义的赵先生，更是起码角色，因为刘校长说大党员老爷请不起，而且假如无意中开罪了他又吃不消，因此还是马马虎虎的找个候补货来吧，他在讲坛上简直像专供我们开玩笑似的，说到学问连运河是连贯南北抑东西的也不晓得，东方大港又弄不清楚，因此我们就叫他不必念建国方略了，还是说出来让我们笑笑，究竟作先生是不是与孙总理的跟班的儿子点过头，还是给什么省党部委员典过皮包的呢？他只呆笑笑，老着脸皮，一个钟头一块钱还是拿下去了。不过要是他迟到十分钟，我们就要喊：“扣去一角八！扣去一角儿！”他也像过意不去，只好苦着脸哀求我们：‘次家马虎些吧；小考我给你们范围。”不过最后一次他却是醉醺醺的踏了进来，而且听到我们喊“扣去一角八”似乎不屑议的剔起眉毛一笑，他讲他的东方大港及运河，我们嚷我们的，不久就换人了，后来我被学校斥退后有一次在路角碰到他，他昂然坐在包车上，车轮雪亮的，滚着滚着疾转，前面的铃尽管叮当叮当响，他阔了。
现在我得来说说自己为什么被学校斥退的事吧。民国十八年春天，不知怎的校里竟请来了一位姓徐的先生。这位徐先生年纪才不过二十七八岁，瘦削的脸，皮肤是淡黄色，界上架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