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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醉醺醺的、闹嚷嚷的流氓，把水果盘挑选出来，把高脚酒杯拦腰砸碎，将厅内洗劫一空，把卫生间的门弄得油光光的。因为图拉在抽奖券，他们便在四周尽情糟蹋，用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刷刷刷地肆虐一通。此时此地，椅子和椅脚都悄然而去，没有人吵架；对一切都大开绿灯，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各种物品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维利站在那儿，身子摇晃着；啤酒和果汁供不应求，因为所有的人都经过了十次筛选，都用不着喘口气。人人都在相互寻找。是谁在那下面到处乱摸？谁遇到麻烦了？那些毕业生在叫嚷什么？人们是怎样把卫生间的门从门轴上卸下来的？谁在抽奖券？没中奖。曲臂挥拳向上直击。帆具。鱼卵堆积如山。家畜脑浆四溅。快打电话118。警察——棍棒要举高！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永远也不怕。人们乱作一团，绿色大厅在动荡，灯架在丁当作响。事情已经过去，时间在流逝。警戒业已撤消。灯光没有打开。一切都朦朦胧胧，因为在黑糊糊的大厅里，黑糊糊的“女用人”的黑糊糊的警棍在寻找漆黑的踝关节，直至黑糊糊的校形吊灯下面的黑糊糊的脑袋瓜儿。黑糊糊的女人在尖叫着：“灯！那儿有灯！哎，真糟糕，警察！二、三，棍棒要举高！”
只是当图拉在黑暗中从那顶放在我们这儿、搁在她双膝之间的冲锋队帽子中抽出第三张奖券时，只是在我的表妹抽完第三张奖券并把它打开时——这张奖券使她获得了屈内一森夫公司的一桶莳萝黄瓜——才又亮起了灯。由布劳警官率领的四个警察后备队员和由少尉警官绍辛指挥的十六个警察在向前推进。他们从零售酒柜和通向衣帽间的双扇门走过来。他们全身绿色，他们受人欢迎，令人畏惧。二十二个警察嘴里全都含着哨子，冲向拥挤的人群，把哨子吹得嘟嘟直响。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是新式的、由警察局长弗罗博埃斯从意大利引进的、在那里叫“manganello”而在此地叫“按摩滚筒”的警棍。这种新式警棍比旧式警棍优越的地方是：它不会打出裂伤，而是仅仅把人打疼，并且几乎没有声音。每一个被打的人在被新式警棍打了一下之后，都会十分惊异地原地旋转两圈半，然后便——但往往是以一种木塞螺旋钻的技巧——轰然倒地。就连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卫生间门边也得听从这种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进口的商品的摆布。他虽然没有裂伤，却有八天之久无法工作。除他之外，还有三个重伤，十七个轻伤，其中有四个警察。冲锋队队员维利·埃格尔斯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泥瓦匠古斯塔夫·道和煤炭商洛塔尔·布德齐斯基，不得不去派出所，不过第二天上午也就释放了。“小锤公园”饭店的经理科申斯基先生在保险公司申报了一千二百古尔登的财产损失。这些财产包括：玻璃器皿、坐椅、枝形吊灯、被捣毁的卫生间房门、卫生间镜子、讲台边的观赏植物和用抽奖方式进行分配的头奖——水晶玻璃器皿，水晶玻璃器皿等等。刑警科的调查表明，电路线并没有短路，是有人——我知道是谁——把保险给拔掉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料到，我表妹在抽奖并且没中奖时就发出了信号，引起了这场厅内大战。
亲爱的图拉：
这些事你能干，你有眼睛，也有手。然而对于这个意外事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你的厅内大战——尽管你也参与了此事，但它仍然平淡无奇，同其他的厅内大战毫无区别——重要的是：斯特芬路别墅主人埃迪·阿姆泽尔可以收到一包有啤酒酸味的、龇牙咧嘴的、血迹斑斑的制服。瓦尔特·马特恩就是那个只受了点轻伤的捐赠者。
这一次不光有冲锋队制服，其中还可以找到几个普通党员同志①的衣物。不过，所有的衣物都是褐色的，但并非夏季矮帮鞋的褐色，并非小核桃的褐色，女巫的褐色，并非褐色的非洲，并非擦伤的痂皮，也不是年代久远的褐色家具，并非不浓不淡的褐色，沙一样的褐色，既非刚采出来的褐煤，也不是用挖炭锹挖出来的旧泥炭，并非早餐时吃的巧克力，并非加上鲜奶油的早上咖啡，烟的品种那么多，却没有一种是这种褐色，既不是视力错觉的浅褐色，也不是两个星期休假的冷霜褐色，并非秋天在往调色板上吐唾沫，因为这时，这种褐色——屎的褐色，或许还是泥土的褐色，已经泡软，成了襁糊状。这是党的褐色，冲锋队的褐色，所有褐色书籍的褐色，褐色房屋，布劳瑙②的褐色，夏娃的褐色③。同黄褐色相去甚远的这种褐色制服，是从上千个有小脓疱的屁股里把屎拉到白色盘子里的褐色，是从豌豆和开水煮熟的香肠中流出来的褐色；不对，不对，当这种褐色被煮沸、出现时和被染上颜色时，当这种粪堆褐色——我还在一个劲儿地恭维——堆在埃迪·阿姆泽尔面前时，对他们那些态度温和、皮肤黝黑、显出女巫般的褐色、小核桃般的褐色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①当时德国纳粹党内亦有此称呼。
②布劳瑙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小城，希特勒的出生地。
③此处影射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阿姆泽尔在分门别类整理这些褐色衣物。他手持索林根制造的大剪刀，让它试着发出喊喊喳喳的声音。阿姆泽尔开始裁剪那些无法描述的褐色衣物。任何时候都打开着那部魏宁格的典范著作，放在货真价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上。一种新的工具作为装饰品，就放在这张斜面桌旁。这是裁缝的鞍马，裁缝的管风琴，裁缝的仔悔室——一部胜家公司①制造的缝纫机。埃迪·阿姆泽尔在用打包的粗黄麻布、装洋葱的口袋和别的透光材料缝制栽成衬衣式样的内衣时，便发出像小猫似的呼噜声。自鸣得意的阿姆泽尔坐在狭小的缝纫机后面。难道这两者不是一码事？难道这两者就不能在这样出生、接受洗礼、接种牛痘、接受训练的情况下，表示一种绝无仅有的发展？他有时候用稀疏的针脚，然后又用很密的针脚，往粗黄麻布衬衣上缝着破布片，可怕的褐色，把它当做装饰品。可他也把袖章的红色和千字疯狂的恐惧弄得支离破碎。他衬上木棉和锯末里子。他在画报和年鉴上寻找，找到一些人的面孔，比如作家盖哈德·豪普特曼②的粒子很粗的照片，或者当年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个演员简朴的黑白照，这个演员不是比尔格尔就是雅宁斯。他把施梅林和帕采利③、把公牛和苦行僧贴在褐色帽子的帽舌下面。他把国际联盟的高级专员变成了冲锋队队员勃兰德。他不怕按照旧的针脚在复制品上长时间地剪来剪去，不怕用索林根制造的剪刀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裁，直到席勒那线条分明的轮廓，或者年轻歌德那花花公子的脑袋，赋予这种动作的任何一个牺牲者——赫伯特·诺尔库斯或者霍斯特·韦塞尔以某种面貌时为止。阿姆泽尔在商讨，在寻思，在撮合。他赋予好几个世纪在冲锋队的帽子下面相互亲吻的机会。
①胜家公司，一译辛格公司，美国多种经营的制造商。胜家以其最早的产品缝纫机而闻名世界。
②盖哈德·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
③帕采利（1876～1958），1939年起为罗马教皇。1933年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马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头从身材颀长、有孩子气、早早就自杀身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身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部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滑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缝纫机之外，一面又高又窄、直至天花板的镜子——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蕾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身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子前，把他的全身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缝的位子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出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身穿粗黄麻布的褐色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身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尿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色斑点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戴着官员的帽子。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马裤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皮手套猛地一抬，离开皮带扣子，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胸的高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高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滑，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皮带扣子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入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出对于自己新作的钟爱。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子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种“四重奏”。瓦尔特·马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出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物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物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做影子显示一番。马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干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子。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身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坚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胸怀大志的人，有的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流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出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出下流坯，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做好的支架制作一个粗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子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马特恩身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部的牙齿显露出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马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马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道，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高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进了高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高呼着万岁，一面伸出嘴巴去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