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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工作
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工作是非常单调沉闷的，工作太重也总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在我看来，假使工作在数量上并不过多的话，即使是单调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要好。按照劳动的性质和劳动者的能力来说，工作确实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层次，从仅仅是沉闷的放松到最深刻的快乐。很多人都得从事的许多种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大乐趣，但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包含着某种极大好处。首先，一个人无需决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掉一天中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时，竟然想不出什么够快乐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其它某种更快乐的事可做，这使他们非常苦恼。能够自觉而明智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但是目前还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程度。另外，进行选择本身也是很烦人的。除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人以外，很多人都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命令不是太令人不快。许多有闲的富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烦闷，似乎这是免干苦役的代价一样，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追捕猛兽，或者乘飞机环游世界，从中找到轻松的感觉。但这种感觉的数量是有限的，特别在青春逝去以后。因此之故，许多聪明的富翁简直象穷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似乎她们追求的东西是极端重要的。
因而，工作首先是作为一种解除烦闷的手段而被人们称道的。一个人在从事必要的、但不怎么有趣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这种烦闷比较起他整天无所事事所感到的烦闷来，就不值一提了。除此以外，工作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得节假日格外充实愉快。假使一个人并无必要拼命工作以至于损及体力的话，他很可能比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能够在空闲时间里找到更多的热情。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给人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在许多工作中，衡量成功的尺度是收入，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对那种最好的工作，这一尺度才失去其天然的适用性。人们想增加自己收入的愿望，其实就是想获得成功的愿望，想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舒适心清的愿望。无论工作本身是多么索然无味，如果它能成为获得声誉的手段，它就会变得可以忍受，不管这声誉是世界性的，还是自己的小圈子里的。目的持续是幸福长久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终生忙于家务活的女人，比起男子或在外工作的女人来，要不幸得多。家庭的妇女没有工资收入，没有改善自身生活的手段，她之所以受到丈夫的青睐，之所以被他看得重要，不是由于她的家务活（他对此几乎熟视无睹），而是由于其它的方面。当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那些十分能干、能够把房间和花园整修得非常漂亮，以至于引起邻居的嫉妒的家庭妇女。但是这种妇女相对来说太少了，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家庭劳动中所获得的乐趣，远不如其它工作给予男人和职业妇女的快乐。
很多工作能给予人们消磨时间和施展哪怕是最微小的抱负的快乐，这一快乐能使从事单调工作的人比无所事事的人幸福得多。但是，当工作充满了乐趣时，它所能给予的满足比仅仅是逃避烦闷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要大得多。多少有些趣味的工作可作一个从上到下的排列。我将从趣味平平的工作开始讲起，到那些值得一个伟人倾其一生的工作为止。
使工作变得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能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每一个获得了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往往乐于运用这种技能，直到它变得不再特殊或者他不再能提高它。这种行为的动机早在儿童时代就已产生：一个能够倒立的男孩，是不愿意用脚立地的。许多工作给人的乐趣，与技巧游戏给人的乐趣不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妙不可言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能的运用，也包括高明对手的明争暗斗。不过，即使没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仅仅是这些绝技的施展就足以令人乐不可支了。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会在表演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我猜想，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虽然其工作环境令人不快，但仍然能从其极为成功的手术中获得满足。这种乐趣还可以来自许多并不显眼的劳动，不过强度略差一点。我甚至听说管道工人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无线结识他们。只要习得的技术能不断地变化或不断地得到完善，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会是令人愉快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一旦这件技术变得完美无缺，它便不再能给人带来乐趣c一个万米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还有什么乐趣。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能和技术，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在象政治之类的技术性工作中，工作者的最佳年龄大概在60一70岁之间，因为这类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见闻广博、阅历丰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一般比同龄人更幸福些。在这方面，唯一可以与他们相媲美的是那在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比起技能的运用来。，是幸福之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便是建设性。在一些工作中，虽然并不是绝大多数，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纪念碑似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和破坏的差别。在建设中。事情的原初状态相对来说是杂乱无章的，而其终极状态则体现了一种意图和目的；在破坏中，情况正好相反：事情的原初状态体现了一种意图和目的，而终极状态则显得杂乱无章，也就是说，破坏者的整个意图在于造成一种不体现某个目的事物状态。这个标准可用于最简单、最显著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破坏。在建造一幢房屋的过程中，谁也不能肯定那些建材在拆毁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诚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在此它是整个建设的一部分。但常见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人从事着旨在破坏的活动，而根本没想过随之而来的建设。这种人往往有意隐瞒真实的想法，标榜自己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真是一个借口，人们要想戳穿它是不难的，你只需问他接下来建造什么就行。面对这一请问，他必定会含糊其词。心虚乏力的，而对于前此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不少革命之徒。好战分子和其它暴力鼓吹者，都是如此。他们往往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仇恨所驱使；他们所厌恶的破坏实际上是自己的目的；对于继此之后的问题，他们很少关心。现在我不敢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设性工作中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同时更为短暂的快乐，然而它却不能给人以深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使人高兴的东西。你杀死自己的对手，他一死，你也无事可干；如此一来，因胜利而获得的快意满足便很快地消逝了。相反，当建设工作一旦完成，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件工作并非完美无缺，因而不会使人们无事可干。最令人满意的计划，应该是那种能够使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不到头的计划。从这一方面来看，建设无疑比破坏更是幸福之源。这样说也许更为恰当：那些从建设中寻找到的乐趣，比那些从破坏中找到的乐趣，要更为浓厚持久，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而且，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从一种伟大的建设性事业的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虽然不幸的是，在它的最高的形式上，它只为那些才华超群的人所独有。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感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幸福，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幸福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绿草，他这时获得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混乱中确立起秩序的工作的也不例外。少数政治家就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一个典型的榜样。常见的例子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莎士比亚对自己的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当然会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和满足。在他的十四行诗里，莎士比亚强调说，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来，这些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在促成他与生活和好这一点上，可能更为重要。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使人愉快，因而当他们进行这种劳动时，他们便能获得可敬者的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他们是有充分的根据标榜自己的出类拔草的。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基罗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声称（我敢肯定这不是真诚的）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不可，他绝不会费什么心思去创作艺术品的。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力量往往——虽然并不总是——与气质上的抑郁联系在一起，这种抑郁是如此之强烈，要是艺术家不能从其工作中获得快乐的话，他一定会被逼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说，最伟大的作品能使人幸福；我们只能说，它能减轻人的不幸。然而，科学家比艺术家气质上的抑郁要少得多，而且大体上说，那些在科学上作出重大发现的人往往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的最初本原就是工作。
在今日的知识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找不到独立运用自己的才能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东西。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相信他们为之奔走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会相信，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才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自己认为有害无益的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