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轻轻的一阵笑声中，亚当插了一句嘴：“也许这并不是那么可笑吧。
也许正好指出这样就要制造我们不要的那种汽车了。那就是说——生产一种车子，样子很象至今还在生产的那老的一种汽车。”
“定货才叫多呢，”“银狐”说。
布雷特琢磨了一下。“也不是不可能。”
那个年轻的耶鲁大学学生卡斯托尔迪提醒他们说：“今天的社会环境，也反映了反地位观念——如果我们称之为反地位的话。我指的就是，舆论，异议，少数派，经济压力，等等。”
“说得对。”亚当说着又添补一句说：“我知道我们以前在这问题上已经讨论过不少回了，不过还是再把环境因素都列出来吧。”
卡斯托尔迪看了看一些笔记。“空气污染：人们要求想办法控制。”
“不对，不对，”布雷特说。“他们要求旁人想办法控制。谁也不愿意放弃私人交通工具，不乘自备汽车。我们所有的调查，都是这么说的。”
“不管是真是假，”亚当说，“汽车制造商正在想办法控制污染，个人是想不出多少办法的啊。”
“话虽这么说，”小伙子卡斯托尔迪执拗地说，“不少人还是深信小型汽车比大型汽车造成的污染少，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作出贡献。我们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又看了看笔记。“我可以说下去吗？”
“我尽量不出难题打你岔，”布雷特说，“可我不打包票。”
“在经济方面，”卡斯托尔迪继续说，“耗油费并不象往常那样占主要地位，停车费倒是占了主要地位。”
亚当点点头。“这是无容争辩的。街头的停车场所越来越难找了，公私停车场的收费都越来越贵了。”
“但是，很多城市里的停车场，目前对小型汽车收费是要少一些，这种做法正在扩大开来。”
“银狐”怒悻悻说：“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已经一致同意，走制造小型汽车这条路。”
隔着眼镜看起来，卡斯托尔迪显得不痛快。
“埃尔罗伊，”布雷特·迪洛桑多说道，“这小伙子正在帮我们思考呢。
所以，如果你正是这样要求的话，那么就不要摆架子了。”
“我的老天！”“银狐”抱怨说。“你们这些家伙真神经过敏。我可没有摆什么架子。”
“要装得和气，”布雷特劝告说。“不要摆出副总经理的一副架子。”
“你这个杂种！”但是，布雷思韦特却咧嘴笑着。他对卡斯托尔迪说：
“抱歉！让我们谈下去吧。”
“我真正的意思是，布雷思韦特先生……”
“叫埃尔罗伊……”
“是，先生。我真正的意思是——这是整个画面的一角。”
他们谈着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种种问题：人口过多，到处住房不足，各种各样污染，对抗，造反，年轻人——不久就会统治世界的年轻人，他们中间的新想法和新标准。可是，不管有什么变化，在不久将来，汽车还是不会绝迹；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汽车就是不会绝迹。不过，是什么样的汽车呢？有的跟现在一样，或者相似，不过一定还有其他种汽车，比较正确地反映社会需要的车子。
“讲到需要，”亚当问，“我们能不能概括起来说一下呢？”
“如果你要求用一个词来说明的话，”卡斯托尔迪说，“那我就说‘实用’。”布雷特·迪洛桑多试着念了一下。“实用时代。”“这我多少是同意的，”“银狐”说。“但是，并不全部同意。”他一面思索，一面打手势叫人家不要出声。大家都等着。最后他才慢条斯理、抑扬顿挫地说道：“好，就算实用‘入时’了。这是最新的地位象征，或者说反地位吧——我们一致同意，不管怎么称呼，反正都是一个意思。我承认，将来或许还是如此。不过，那仍然没把其他的人性都算在里头：一是，一个劲想活动，这点人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起就生了根的；二是，后来又一味追求力量、速度、刺激，这点人性，我们可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在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我们全都是沃尔特·米蒂（美国作家詹姆斯·瑟伯所作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涯》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逃避现实、耽于幻想的人。译者注），不管实用也罢，不实用也罢，马力还是‘入时’的。从来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这我同意，”布雷特说。“为了证明你的论点，看看制造爬滩车的家伙吧。他们都是小型汽车队伍里的人，在沃尔特·米蒂的身上找到了出路。”卡斯托尔迪又沉吟道：“现在有千千万万辆爬滩车。一直在增加。眼下甚至在城市里也看得到了。”
“银狐”耸了耸肩。“他们拿来了一辆没有马力的实用大众牌汽车，把它拆剩底盘，再把马力安装上去。”
亚当心里刹时想起了一个念头。这联系到刚才说过的一番话……联系到今晚早些时候看到过的那一辆拆掉的大众牌汽车……联系到另外什么东西，模模糊糊的：他想不起的一句话……旁人在谈着话，他却在搜索枯肠。这句话他一时记不起来，但是他想起了一两天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张插图。
那本杂志还在办公室里。他在房间那头的一堆东西里找到了，翻了开来。其他人都不胜好奇地望着。
插图是彩色的。拍出崎岖不平的海滩上开着一辆爬滩车，车身倾斜得厉害。四个车轮都在尽量贴着地面行驶，车尾扬起沙土。当时，那摄影人好不聪明地转慢快门速度，因此爬滩车一动，图象就显得模糊不清。附有这幅照片的那篇文章说，那一批爬滩车的车主正“变得象发疯一般”；近一百家厂商在制造车身；单单加利福尼亚州就有八千辆爬滩车。
布雷特从亚当的肩上边望着，高高兴兴问道：“你总不至于在考虑造几辆爬滩车吧？”
亚当摇摇头。不管热中爬滩车的人多到什么地步，爬滩车仍然是一时风尚，是一种专家的创造，不是三大公司的事。这一点亚当是明白的。但是，不知怎么的，竟跟他想不起的那句话联系在一起了……他还是记不起来，随手把杂志丢在桌上，翻开着。
生活中总是常常遇到这样的巧事，一下子机会来了。
在亚当丢下杂志的那只桌子高头，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嵌着一幅首次登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月球飞船座舱的照片。亚当喜欢这张照片，人家送给了他，他就放在镜框里，挂起来。照片以飞船座舱为主；下面站着一个宇宙飞行员。
布雷特抓起那本载有爬滩车照片的杂志，拿给大家看。他说：“那种玩意真快得要命！——我也开过一辆。”他又仔细看看插图。“不过那是只丑陋的狗崽子。”
亚当想：月球飞船座舱也是如此。
的确丑：全部是边边角角，东凹西凸，奇形怪状，不平衡；不对称，没几条整齐的曲线。但是，由于月球飞船座舱绝妙地完成了任务，战胜了丑，结果就现出了本身的美。那句想不起的话记起来了。那是罗韦娜说的。在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夜晚的那天早晨，她曾经说过：“你知道我今天要怎么说吗？我要说‘丑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美的！月球飞船座舱是丑的。爬滩车也是丑的。但都是实惠的，是讲究实用的；制造出来是有目的的，也达到了目的。所以汽车为什么不该这样呢？为什么不审慎、不大胆尝试一下，设法生产一种汽车，照目前的一套标准衡量起来，虽然是丑的，可是完全适合需要、适合社会环境、适合目前的时代——实用时代，就此变成美的呢？
“我也许有了个主意，怎么来设计‘远星’了，”亚当说道。“不要催我。让我慢慢说出来。”大家默不作声。亚当把思绪理了一下，字斟句酌地开口谈了。
他们都世故得很，这组人，个个人都很世故，不会单单为了一个设想，马上就起劲得不得了。可是，他发觉，大家突然紧张了，这倒是前所未有的事，他一句句说下去，大家的兴趣飞也似地一阵浓似一阵。“银狐”半闭着眼睛，若有所思。小伙子卡斯托尔迪搔着耳垂，他专心一意时就有这个习惯；另一个产品计划人员，一直很少说话，这时眼睛直愣愣盯住亚当。布雷特·迪洛桑多的手指似乎闲不住。好象出于本能似的，布雷特把写生簿一下抓了过去。
也是这个布雷特，一听亚当讲完，就跳起身，在房里踱来踱去。他说出了心里的一个个念头、一句句支离破碎的话，好象一块块七巧板……几个世纪来，艺术家在丑中看出了美……想一想从米开朗琪罗到亨利·摩尔的一个个奇形怪状、面目全非的雕塑……在现代，乱七八糟的一堆焊接起来的废铜烂铁——有的人认为不成其为样子，嗤之以鼻，但是，许多人却不以为然……
就绘画来说吧：先锋派的形式；鸡蛋箱、肥皂缸的拼贴画……或者说，生活本身！——一个年轻的美女子或者一个怀孕的母夜叉：究竟哪个美？……这总是要看你怎样去看了。形式，对称，风格，美，决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
布雷特朝手掌里擂了一拳。“尽管毕加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可我们却一直把汽车设计得就象是从盖恩斯巴勒（十八世纪英国画家。译者注）的画布上下来的一样。”
“在《创世记》的什么地方有一句话，”“银狐”说。“我想是这样说的，‘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五节。译者注）。”他又告诫了一句：“但是不要让我们冲昏头脑。我们也许搞出了什么名堂。不过，即使如此，前面还有一长段路呢。”
布雷特早已在画草图，铅笔在几个图形中间窜来窜去，接着就扔掉了。
他把簿子上几张纸一一撕下来，一张张纸就落到地上。这是设计师的思考方式，正象人家用语言交换意见一样。亚当提醒自己，回头要找到那些纸片，保存起来；如果今天夜里搞出了什么名堂，那些纸片就会成为历史文物。
不过他知道埃尔罗伊·布雷思韦特刚才说的是实话。“银狐”比这里其他人年头都经得多，虽然以前看到过新的汽车从最初的设想发展到最后的成品，但是因为一些设计，也吃到过苦头，这些设计刚想出来那时似乎大有希望，过后却由于种种预料不到的原因，化成了泡影，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因。
在公司内部，一辆新车的设计式样，要越过不知多少障碍，要经历无数批评鉴定才能保存下来，要没完没了地开上不少会议，还要压倒反对意见。
即使一个设想经过这一切保存下来了，业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还是有否决权……
但是，有些设想却通过了，变成了现实。
“参星”就是这样。“远星”这一早期的原始式样，此时此地播下的种子……虽然简直不大可能……但或许也会如此。
有人又端来些咖啡，他们谈啊谈的，一直谈到深更半夜。
十八
奥杰刘广告公司的代表基思·耶茨·布朗，心里又紧张又着急，因为纪录片《汽车城》没有一个分镜头剧本就在进行拍摄了。
“一定要有剧本，”一两天前，耶茨·布朗从纽约打来电话，向巴巴拉·扎勒斯基提出了抗议。“如果没有剧本，我们怎么能从这儿来保护客户的利益，提建议呢？”
当时巴巴拉在底特律，心里真想对广告业务部监察说，这计划说什么也用不着麦迪逊街来插手。一插手，正在摄制的这部如实反映、一针见血的电影，就会变成中看不中吃、无害也无益的大杂烩了。不过，这话她没有说出口，只是把导演韦斯·格罗佩蒂的意见重复了一遍。格罗佩蒂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声望极好，足以使他的观点得到重视。
“你把一大堆废话写在纸上，也抓不住底特律内城的气氛，因为我们现在还不了解那是什么种气氛，”格罗佩蒂曾经这么说过。“我们就是带着这一套顶呱呱的摄影机和录音机，到这儿来找出个眉目的。”
那导演，一脸胡子，身材短小，看上去活象一只毛茸茸的麻雀。头上老是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他听到人家的话往往充耳不闻，但是眼里一见形象，顿时怦然心动。他接着说：“我要内城里的爷们、娘们、哥们告诉我们，他们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对我们这批臭要饭的是怎么看的。那指的是他们的憎恶、希望、挫折、欢乐，连同他们是怎样呼吸的，吃饭的，睡觉的，私通的，流血流汗的，还有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闻到的是什么。我要把这一切都拍到电影里——他们的嘴脸，声音，不是排演出来的一切的一切。说到语言嘛，我们不妨让那种废话扯到哪里就哪里。说不定我会踢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