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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儿车间一路上去，马特，你和你那班人每天都卡着我们脖子，逼我们生产，生产，再生产；就算你们不说，质量管理部门也要说，造得好些，哪怕造得快了，还要好。再就是那些做工的，干各种活的——包括象纽柯克那样的一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当领班的不能不去应付他们，万一错了一着，还得去应付工会，有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错。所以，这是件棘手的事，我也向来不讲情面；要活命，只有这个办法。不过，我也讲公平。凡是替我干活的，我可从来没有因为他是黑人，就对他另眼相看，而且我也不是手里拿着鞭子的庄园监工。说到我们目前谈论的那件事，我所干的——据说我是那么干的——不过是管个黑人叫‘小子’。我并没有叫他去摘棉花，或者乘黑人车，或者擦皮鞋，或者做其他跟这个词应该有联系的事。我所干的，就是帮他干好活。另外，我还要说这么一点：如果我确实管他叫做‘小子’——我敢发誓，只是说溜了嘴！——我要说，我很抱歉，因为我心里确实抱歉。不过并不是对纽柯克。纽柯克兄弟还是要开除。因为，如果他不开除，如果他平白无故揍了领班，不受处分，那么从今天起，你不妨在你的屁股里插上一面投降旗子，向这个地方的一切纪律挥手告别。我说要讲公平，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倒抓住了一两个要点啦，”扎勒斯基说。他心想，说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弗兰克·帕克兰德对黑人工人倒一向讲公平，比厂里其他许多人说不定还要公平些呢。他问伊利亚斯：“你对这一切怎么个看法？”
工会委员隔着厚玻璃眼镜温和地看看。“我早已说明工会的立场，扎勒斯基先生。”
“那么，假如我拒绝你们，假如我决定支持弗兰克，就照他刚才讲的我应当采取的办法办，那又会怎么样呢？”
伊利亚斯说得强硬：“那我们就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申诉的程序啦。”
“好吧。”副厂长点点头。“那是你们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按着规定的申诉步骤一步步办，那可能要花上三十多天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照常上工吗？”
“那还用问。劳资协定规定……”
扎勒斯基火了，“用不着你来告诉我协定上说什么！协定上说我们一边谈判，大家一边照常上工。但是眼下，你们却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好违反契约，举行罢工啦。”
伊利亚斯这才第一次显出不安的神色。“汽车工人联合会从不宽宥非法罢工。”
“那就去他妈的！制止这一次罢工！”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我去跟我们的一些人谈谈。”
“谈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扎勒斯基朝工会委员望了一眼，那人红彤彤的脸有点发白了：明摆着伊利亚斯不想跟一些黑人激进分子抱着他们目前那种情绪进行辩论。
马特·扎勒斯基一眼就看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完全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工会一点也不支持工会里的黑人激进分子，那么，激进分子就会给工会领导加上种族偏见和充当“厂方走狗”的罪名。但是如果工会支持得过了头，那么就会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好象参预了非法罢工。伍德科克、弗雷泽、格雷特豪斯、班农之流的汽车工人联合会领袖，都认为非法罢工是大逆不道的事，这些人之所以闻名，固然是由于采取强硬态度进行谈判，不过也是由于协定一订立，就遵照协定办事，也是由于通过正当的手续来解决工人的困难。非法罢工破坏了工会的信用，减少了工会谈判的本钱。
“如果我们不管这件事，‘团结院’里也不会感谢你的，”马特·扎勒斯基执拗地说。“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制止罢工，那就是，我们在这里作出个决定，随后到下面车间去宣布一下。”
伊利亚斯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决定。”但是工会委员分明在掂量扎勒斯基的话。
马特·扎勒斯基早已拿定主意，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他知道，这个裁决不会完全合乎大家的心意，连他自己也不乐意。他愁眉苦脸思忖：这是鬼时代，一个人不得不暂时委屈一下，收起自己的一套信念，如果他想要让汽车厂开工下去的话，至少也得这样忍气吞声。
他粗声粗气宣布道：“一个人也不开除。纽柯克回去干活，不过，从今以后，他的拳头只准用来干活。”副厂长眼睛紧盯着伊利亚斯。“我希望你和纽柯克都要弄清楚这一点——再来一次，他就滚蛋。不过，在他复工前，我想亲自跟他谈谈。”
“停工时的工资，照补给他吗？”工会委员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
“他还在厂里吗？”
“在。”
扎勒斯基迟疑了一下，才无可奈何点点头。“好，只要他做完那一班就行。不过，再也不要谈什么弗兰克的职务由别人来接替啦。”他一下转过身子，面对着帕克兰德。“你嘛，就照你自己说的去做——跟那个年轻人谈一下。告诉他，你说错了话。”
“就是所谓的道歉，”伊利亚斯说。
弗兰克·帕克兰德朝他们两个人瞪了一眼。“偏偏要作这种肮脏下流的让步！”
“不要放在心上！”扎勒斯基警告道。
“我才不呐！”魁梧的领班站起身来，高高耸立在副厂长对面。他隔着办公桌说着气话。“只有你才不放在心上——想得开，因为你是个十足道地的胆小鬼，明知道是对的事，也不敢支持。”
扎勒斯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吼道：“我犯不着挨你这顿训！够啦！
听到吗？”
“听到。”帕克兰德的嗓音和眼神里满是轻蔑。“可是我不喜欢我听到的话，也不喜欢我闻到的味。”
“那样说来，或许你倒是喜欢开除啰！”
“或许是的，”领班说。“或许别地方的空气还干净些呢。”
两人缄默了一会，随后扎勒斯基嚷道：“没干净些的。总有一天，到处都是臭气。”
马特·扎勒斯基的一阵脾气既然发过，他现在已经能够管住自己了。他并不打算开除帕克兰德，因为他知道这么做的话，那就尽干冤枉人的事，一次不算又来一次；再说，好的领班也不容易找到。帕克兰德也不会自动辞职，不管他怎么样吓唬人；那正是扎勒斯基一开始就估计到的事。他凑巧知道弗兰克·帕克兰德有家庭负担，需要源源不绝的工资收入，何况在公司里待的年代久，也舍不得离开。
但是，刚才有一会儿工夫，帕克兰德挖苦他是胆小鬼的那句话刺痛了他。
有过一刹那，副厂长真想大叫大嚷一番：弗兰克·帕克兰德十岁那年，还是个流鼻涕的小孩，他马特·扎勒斯基却在欧洲上空流血流汗执行投弹手的任务，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大块锯齿形的高射炮弹片会切开机身，然后好不怕人地戳穿他的内脏，或是脸庞，或是嘴巴，也从来不去想一想他们那架B…17F型飞机会不会燃烧着，从两万五千呎高空翻着筋斗栽下来，当初战友们亲眼看到第八空军的许多轰炸机就是那样子栽下来的……因此，你不妨再想一想，你骂什么人是胆小鬼，年轻人；你也要记住，一定要这个工厂开工不可的，不是你，而是我，不管那样做，我要吞下多少苦水！……可是，扎勒斯基却一句也没有说出口，他明白刚才想到的事，有些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已经不再联系得上；他明白对待一切事物的看法和标准已经改变得奇形怪状、乱七八糟了；他也明白天下有各种各样的胆小鬼，也许弗兰克·帕克兰德的话说得有道理，或者说，多少有点道理。副厂长对自己一肚子都是气，他跟那两个人说：“我们到下面车间去把这件事了结吧。”
他们走出办公室——扎勒斯基带头，跟着是工会委员，弗兰克·帕克兰德走在最后，他虎着脸，恶狠狠瞪着眼。他们从夹层楼面办公室出来，顺着铁楼梯，橐橐橐走到下面工厂车间，一路上厂里的噪音扎扎实实地袭住他们，就好比一阵疯狂的炮火。
通到工厂车间的楼梯，靠近一段流水线。早已装配好的部件，都在那里往车架上焊接，成为安装完工的汽车的基脚。这时候，闹声响得厉害，工人们彼此只隔几呎路，也得大声嚷嚷，脑袋凑在一起，才能交谈。他们周围，一阵阵火星往上面，往旁边飞溅，形成一道铁青色烟火。在焊接机和铆钉枪的一阵阵迸射中，夹杂着动力工具的命根子——压缩空气连续不断的嘶嘶声。而作为一切的中心，活动的焦点，运行着的流水线，如同缓步走着的天神勒索贡品那样，正在毫不留情地一时一时向前进。
那三个人沿着流水线一路朝前走去，工会委员挨到了扎勒斯基的身旁。
他们走得比流水线快得多，所以他们经过的汽车都越来越接近完工了。现在每一底盘里都有了套动力装置。就在前面，有个车壳快要跟下面滑着的底盘并合起来，汽车装配工人管这个叫做“结婚”。马特·扎勒斯基的眼睛扫着这幅场景，他照常本能地检验着关键工序。
副厂长同伊利亚斯和帕克兰德一起，沿着流水线继续往前走，工人们有的抬起头来，有的转过脸去。也有打招呼的，不过人数不多，扎勒斯基注意到他们一路经过的工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大都绷着脸。他感到一种愤慨不安的情绪。这种情况，厂里偶尔也有发生，有时候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是为了一点小小的原因，好象火山反正要爆发，不过在找个最近便的出口罢了。他知道，社会学家管这个叫做对工作异常单调的反应。
工会委员一脸严肃，大概是要表示他跟厂方这样密切联系，只是为了履行职务，心里可不乐意。
马特·扎勒斯基问他：“现在你不再在流水线上干活了，这滋味好吗？”
伊利亚斯没好声气说了一句：“不错。”
扎勒斯基相信他的话。来汽车厂参观的局外人，常常认为厂里的工人到时候就会安于这种闹声、臭味、闷热、无情的压力以及工作的千篇一律。马特·扎勒斯基听到过参观的客人仿佛在谈论动物园里的禽兽一般，告诉他们的孩子说：“他们对这都已经习惯了。大多数人都乐意干那种活。他们还不愿意干别的活呐。”
听到了这样的话，他总是想喊出来：“小家伙，你们不要相信！那是扯谎！”
扎勒斯基象大多数接近汽车厂的人一样，知道在工厂生产线上干过长期活的人，很少打算把那种活当作终身职业的。他们受雇以后，通常总是把这个职业当做临时工作，等着好机会临头。但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好工作总是捞不到手，永远是个幻梦。最后终于掉进了陷阱。
这是个双重陷阱，一重是，工人自己的种种负担——结婚啊，孩子啊，房租啊，分期付款啊；另一重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工作，都没有汽车工业工资出得高。
但是，工资也好，优厚的福利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个工作害得人意志消沉的残忍性质。这多半是因为体力上很吃力，但是最大的负担还是精神上的——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死气沉沉的单调工作。何况工作的性质又使人丧失自尊心。在生产线上干活的人，缺乏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从来没有制造过一辆汽车；仅仅制造了，或者装配了一些零件——往螺钉上加个垫圈啊，钉块铁条啊，拧几颗螺丝啊。何况又总是一样的垫圈，一样的铁条，一样的螺丝，重复，重复，再重复，一遍，一遍，又一遍，另一方面，又是那么样的劳动条件，包括那铺天盖地的喧闹，连攀谈几句都困难，彼此交际一番都不行。一年年过去，许多人边怨恨，边忍受。有些人精神上垮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喜爱自己的工作。
因此，生产线上的工人，好象囚徒，一心只想逃跑。旷工是局部逃跑的办法；罢工也是如此。这两种情况都带来刺激，逃脱了单调工作——这在当前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倾向。
副厂长心里明白，即使在现在，这种倾向也不大可能扭转过来。
他告诉伊利亚斯说：“记住，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我要这件事赶快了结。”工会委员没有回答，于是扎勒斯基又补充了一句：“今天对你准会有点好处。你的要求不是已经到手了吗。”
“可不是全部。”
“凡是重要的都到手了。”
在他们的话里有着彼此都知道的一种人生真相：有些工人选择的一条逃离生产线的道路，就是通过选举，充当专职工会干部，等机会升到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班子去。伊利亚斯本人最近走的正是这条路。但是一朝当选，一个工会委员顿时成了政治动物；要生存下去，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