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座位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我却相当紧张。我一旦紧张就笨手笨脚。不知怎么回事，我把吃牛排的刀碰掉下了桌，一把木头柄子、刀刃呈锯齿形的那种。接下来，楼下传来一声尖叫，我们从边上往楼下看，我那把刀像匕首一样插在一张桌子的中间。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女招待吓得要死，我也吓得要死。
姑妈和姑父不得不打电话给妈妈、爸爸，让他们来接我们。
那是我上大学前最后一次离开家。
和小学相比，中学是地狱。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无法和同学融洽相处。我以前班上的多数同学都到戈夫去上学了，那是聪明孩子的学校，在那儿，他们进行被叫做完全沉浸法的教学——比如用法语和德语教授历史和数学课。我的父母声称当时他们认为圣玛丽中学对我会更好一些，那儿对学生更关心。但事实是我不够聪明不能去戈夫上学。
假如我去了戈夫，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至少，大部分孩子都有着和我一样的背景。但是圣玛丽正好位于切斯亨特两处巨大的由地方理事会建造并租赁给房客的廉价公寓之间。不住在那儿的人称其为“伦敦过剩人口”。这些孩子从没遇到过我这样的人，我也从没遇到过他们那样的人。
大约在我开始在圣玛丽上学前一周，小学的一个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安杰利娜·福利，她认为我能见到别的要走的人真好。她长着一头金发，很成熟。我记得她假期到我家来，说：“你公共汽车吗？”她什么意思——你公共汽车吗？我不懂她的意思，所以我没回答。不过当然，每个人都这么说，她的意思是每天乘公共汽车。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这样。不。我要乘劳斯莱斯去。
然后还有校服。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明细表。第一天，我穿着丝毫不差的校服上学了：圣玛丽书包（妈妈甚至还缝上了一个徽章）、符合要求的鞋、符合要求的袜子、符合要求的领带。现在我意识到了，其他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只有一些旧的灰裙子和套头衫以及一只特斯科店里买的拎包。你可以选择穿灰色、打褶的裙子，或是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大部分孩子只有其中的一条，而我两条都有。你要穿白衬衫；大部分人的衬衫都皱巴巴的，我的衬衫总是熨得很平。我的领带总是打得很规范，不会赶时髦把领带打得要么很短，要么很粗。我太没有叛逆精神了。在冬季，你可以选择：要么不穿外套，挨冻；要么穿胶布雨衣，一种灰色可怕的东西，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要么你可以穿一件带有一顶大帽子的粗呢外套，装扮得像一个巴丁顿熊。信不信由你，我认为胶布雨衣会新潮得多。但是，不。我穿那件巴丁顿熊一样的衣服，因为妈妈、爸爸说“站在操场上”会暖和些。他们太对了。因为当其他每个人闲逛或者和他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一角的水坑里，穿着这件巴丁顿熊外套，扣上所有的扣子，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小丑。
我完全呆错了地方。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上体育课时，我就是那个贴墙站着、没有哪个队愿意要的人。在班上，我是那个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坐的人。
我在乎什么？我不需要朋友，我有我的家人。我的意思是，瞧瞧他们那样子。再说，谁愿意跟他们那样，肮脏不堪，衬衫拖在外面，衣服掉了扣子，鞋子磨破了？他们以为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母亲照顾他们吗？
我当时可能尽量看起来好像不在乎。但是，这伤害了我，即使我假装没有。对他们来说，到操场上去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对我，这就像被发配到了北极的冰川上。在班上，即使没有人要坐在我边上，至少我还能继续做我的事。但是，在操场上，其他每个人四处跑着，这就像是地狱。在小学，至少我能在休息时间训练我的舞蹈。在这儿，我不能——至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跳舞。但是，我在脑子里跳舞，计划一些新的舞蹈动作，从常规动作开始直至舞蹈动作练到最佳。跳舞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但是一个人站在操场上，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好像不是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感到笨拙、太大；好像有时在你睡觉之前，你感觉每个部分都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倍，好像是铅做的。其他人好像对他们的样子都满意，好像他们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他们的。我感到我的每一个部分是一个并不真正匹配的零件。我的每一个部分都丑陋。肯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我的朋友呢？总有一天，我要做给他们看。总有一天我会出名。那时，他们会感到遗憾的。
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好像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愚蠢。我并不只是在找一种应付孤独的方法。我确实那么想。我发现功课并不容易，因此，上课的时候我要集中注意力，不像其他大部分孩子那样混时间。我那时就很刻苦了。
学习努力、做家庭作业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名列前茅，我从来没拿过不折不扣的A。但是，在最后一年，我被任命为管理员，在圣玛丽学校这就相当于班长。那只是因为我学习用功，并且向校长打其他孩子的小报告，我才不在乎呢。我也许不聪明，但是我总是很负责，老师们也知道这一点。我得好好组织那些充斥着我的校外生活里的好多事。
参加舞蹈或唱歌也同样相当不舒服。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参加某个舞蹈班或排练：踢踏舞、芭蕾舞、摩登舞、爵士舞，还有民族舞——爱尔兰舞、苏格兰舞、波兰舞——跳这些舞你得穿上某种靠不住的长裙子和木底鞋。
放学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在卖土豆片或白酒的商店附近闲逛，男孩子们抽烟、接吻。而铃声一响，我就走了，走到汽车道的路口，祷告妈妈会在那儿，我不用等她。因为，有些日子，那些通常被老师说成是“野孩子”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老师为了不让我挨揍，不得不陪我走到那个路口。
除了校服、劳斯莱斯、跳舞、打别人的小报告，我没有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粉刺。扎辫子的丑小鸭现在是有粉刺的丑小鸭。无论何时我描述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提到他们完美的皮肤。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吗？那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你就会注意到它。我有这些粉刺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你或许已经想到这些粉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恐怕已经消失了吧，既然我为人妻、为人母，还是那对光彩照人的名人夫妻“高贵和小贝”中的一半。但是，没有。它们显露出来只是提醒我，钱不能为你买来任何东西。我上床、刷牙、洗脸、照镜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到了早晨，它们又在那儿了，就像该死的蘑菇在草坪上说：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从我大约13岁起，粉刺就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化妆我决不出门。我有各种各样的洗面奶、润肤露、化斑霜、祛斑霜、遮斑霜，更不用说粉底霜了，厚得像油彩。布茨公司（世界化妆品、保健品及礼品的主要零售商之一）肯定从我这儿赚了不少钱。我至少比我妹妹早起床一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做好。但是，每天点名后，我都会被叫去做同一件事。到洗手间去，“把那层化妆品刮掉”。因此，作为一个好女孩儿——我确实是个好女孩儿——我就会到洗手间去，刮掉那层化妆品。接着，到了中午，我就又回到洗手间，再化一次妆。那时的洗手间满是香烟味儿，挤满了叼着香烟吞云吐雾的女孩儿，冒着染上肺癌的危险，更不用说操场后面的怀孕以及各种各样性传播疾病了。然而我总是被她们赶走。
另外一件我总注意到的东西是乳房。同样的原因。这是因为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我直到12岁都是完全的平胸，光杆子一根。
圣玛丽是一家英格兰教会学校，我们每周得去一次教堂，就在我们边上。第一学期是个小阳春天气，很热，我们走来走去都只穿衬衫而不是夹克或有纽扣的外套。男生有一个游戏，那就是用手在你后背上摸，看看你有没有戴胸罩。
当然我没有。我十分尴尬，问妈妈我能不能买一只。它被称为实习胸罩，装在标有双A 的盒子里，包括两个棉制的三角。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钱——我没有东西往这里面放。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担心我的粉刺那样担心我的乳房，因为练跳舞的人都没有乳房。事实上，重要的是不要有乳房。跳起舞来，我一点都不感到另类，我甚至有朋友，有我自己、露易丝·皮克林（她妈妈在霍兹顿开跳舞用具商店）、林赛·格里顿以及洛琳·威德豪格。虽然他们住在布罗克斯堡，我住在戈夫橡树，我们都十分熟悉，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交往。威德豪格夫妇甚至现在还是我妈妈爸爸的朋友。
到这一阶段，我有时一个晚上参加三个班。我妈妈就像一个司机，因为那些班并不总是在同一幢楼里。她刚回家给爸爸做好饭，就又得掉转车头再回来。她开车走过的路多得让人难以理解：若干、若干英里。她知道我想做什么，她对我非常支持。无疑，我感觉每件事情都得归功于她。那时，她让我妹妹也跳舞了——虽然露易丝从没像我那样喜欢舞蹈，但是她更听话。妈妈在一家模特训练班为我们两个都报了名。他们喜欢有着可爱的雀斑、完美的皮肤以及拳曲红发的露易丝，但是不喜欢那个有粉刺的容易发脾气的老女人。
我和林赛可能是我们这批人里最好的，在比赛一类的事情中也通常是竞争对手。实际上，她跳得很好。她的声音很棒，舞跳得也确实很好，已经参加过几次伦敦西区的演出了。我们的舞蹈生活受考试驱动着。你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然后是前初级、初级、中级和高级。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如果你在毕业时还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你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接着你可以参加芭蕾舞、踢踏舞、摩登舞教学考试。
我想现在还一样。教那三种舞我都能胜任。可能我的踢踏舞、摩登舞跳得更好。但就是芭蕾舞考试我也总能拿到“荣誉奖”（最高奖）或者“高度赞扬奖”。
贾森学校一年进行两次表演，叫做“让我们给你享受”，有些节目我们自己设计舞蹈动作，我总是喜欢那个；毕竟，我8 岁时就在操场上这么做了。事实上，在最后一年，我赢得了“高级自编舞蹈奖”、“莎士比亚盾”以及“个性杯”。（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没有那个小小的紫罗兰杯。）这些奖项由校长乔伊丝·斯普里格斯女士颁发给我。
贾森舞蹈戏剧学校的戏剧表演很有限——说实话，我也不想操那份心：那些即兴表演都是装腔作势。但是当地方业余戏剧社团在他们的音乐剧中需要一个合唱团或是跑龙套的角色时，比如《国王和我》或者《绿野仙踪》，那是特别出色的。“布罗克斯堡市民中心”听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正规剧院，崭新的，有后台、顶棚和蝴蝶幕。
在《绿野仙踪》里，我扮演小矮人，跳吉特巴舞。我的小矮人服装是一件粉红色有裙撑的衣服配一顶红色高帽，跳吉特巴时穿一条紫色紧身连衣裤，领圈和手套是鲜艳的绿色，还有一条短裙，用一种很亮的、难看的材料做成，看起来几乎像塑料。因为这些是大型演出，所以有无数次的排练，虽然大部分时间你只是闲着。但是我喜欢这一切。考试很辛苦，但是表演，登上真正的舞台，听到观众鼓掌而且知道有些掌声也许是给你的——这让一切都值了。
我13岁时，妈妈在每周出版一期的娱乐业报纸“舞台”上看到一则〃YST〃 广告。YST 是“明天的年轻明星”的缩写。
这是给年轻人看的舞蹈表演——在伦敦西区进行三场慈善演出。要进入YST ，你首先得通过预演。这些是开放式的预演，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参加。预演在金斯克罗斯附近的约克路伦敦音像中心举行。这是我参加过的首场大型预演。多数开放式预演都有同样的模式：首先由坐在桌旁的一个人记下你的名字、地址，然后给你一个号码。接着——至少YST 是这样——有人会问你想跳什么舞，比如踢踏舞、爵士舞还是芭蕾舞。然后，你将进入一个教室，他们开始进行淘汰。
一旦从一个班出来，你就可以开始另一个班。从头到尾，妈妈和其他一些家长就在一个房间里等着。经验老到的孩子就自己来。
听到我入选的消息，我非常兴奋。其实，我连续两年都人选了：一次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一次在布来克弗里尔的“美人鱼”剧院。第一年我人选了爵士舞和踢踏舞。我没能人选芭蕾舞。跳芭蕾的尽是一些精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