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苏评价什么向来谨慎，这次居然说“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而且，此案之中的特务吴南山居然还入了党？这就不免引人关注。后来，又听说破获此案还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样，作者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
郝苏文章中提到的几个知情人，乔苍松在陕西，涂占奎在青海，李甫山在山西，惟一在北京的赵苍璧也于1993年去世。幸而吕璜知情，此案由布鲁从陇东带到延安，继续扩大战果。作者又找曾在延安处理此案的李启明。恰好李启明正在组织撰写有关历史资料。去西北收集材料的严夫当时也在陇东从事外勤工作，收集了一些文字材料。
初步掌握的情况表明，此案发生于陇东，结案于延安；涉案人有吴南山、祁三益等人，办案人有布鲁、李甫山、赵苍璧等人；侦破此案，一举抓获混入中共组织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数十人，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案件的分量越来越重，应该寻找其他文字材料，以印证口述材料。
这下却陷入困惑：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案件的记载。
时隔五十年，难道此案仍属保密？
放大搜寻范围，特别是注意一些前国民党特工人员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军统西北区负责人是程一鸣。此人在建国后逃到台湾，任保密局驻澳门情报站站长，起义回到大陆，撰写了详尽的回忆军统的文章。可是，翻遍程一鸣的文章，根本没有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只言片语！
这不会是遗漏，因为程一鸣的文章有“六、特务的训练”，其中提到“这些训练班的公开名义，计有：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杭州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军事委员会外事训练班、财政部缉私人员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程一鸣又将“能记忆的各种特务训练班的实际情况陈述如下”，提到的有：参谋本部乙种谍报参谋训练班、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军统局黔阳训练班、中央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息烽特训班、外事训练班、监察训练班。程一鸣又写道：“军统局训练班很多，究竟有多少个？不清楚。我所知还有：谍报参谋训练班、邮检班、货运班、越南班、外语班。”程一鸣甚至想到军统局和美国合办的班：“南岳中美训练班、雄村中美训练班、息烽中美训练班、建欧中美训练班、漳州中美训练班、华安中美训练班、丽水中美训练班、重庆中美训练班、西安中美训练班、陕坝中美训练班。”就是程一鸣的记忆不完全，他也写出这么多训练班，不会把自己经手的“汉中特训班”忘了吧？
程一鸣专门详写军统的西北区，承认自己在1941年春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从事大量反共活动。那么，程一鸣为何偏偏不讲自己最为成功的反共谍报工作“汉中特训班”呢？①
想像力被激发了。
也许，程一鸣以为，这个汉中特训班并未被共产党破获，还有特务深深埋藏，因而不想得罪人。或是，这个程一鸣压根儿就是假装投诚？还是，这个案件内情极其复杂，有关方面将程一鸣的叙述在发表之时删去？
又去打听程一鸣的情况。知情人告知，程一鸣曾是中共叛徒，建国后又从澳门回大陆投诚，确有立功表现，摧毁了国民党驻扎澳门的特务机关。程一鸣提供的材料，不但包括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时期的情况，还包括台湾情况。程一鸣去世的时候，广东安全局特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这么一个人，不会故意隐瞒汉中特训班吧？
又寻找其他前国民党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章。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民党军统》内幕，提到各特训班的毕业学员，在军统形成三大派系。这就显得作者相当了解军统内情。可是，此书也没有提到“汉中班”。
是否因为这个汉中班依然有人在大陆潜伏，台湾方面要为他们保密？
又细查沈醉发表的文字。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的全面情况大概要比程一鸣多。
沈醉写到，军统确实十分重视举办特务训练班。凡是军统办的“特训班”，一律由戴笠亲自兼任主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还有一个称呼——“校长”。狠抓军权的蒋介石，特别重视培植嫡系，于是，就格外器重自己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系统。凡是黄埔毕业生，对蒋介石都不称总裁而称校长。蒋校长的学生戴笠当然也重视学生，这样，戴笠在军统之中，也是学生满天下了。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探究奇案（2）
军统特训班于1938年创立，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一般知晓的有：湖南醴陵的陵训班、贵州黔阳的黔训班、贵州息烽的息训班、四川重庆的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福建建欧的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1。5万人至2万人。
军统的纪律是“生进死出”，进了特训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
不得结婚”……特训班将军统“家风”灌输于学生。最为重要的课程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特训班的学员被告知：“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这令人感到有趣，国共两党在狠抓情报、保卫工作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都重视办班。就在延安中社部、保安处大办情报训练班的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大办情报训练班！
可是，沈醉早期撰写的《戴笠其人》，并未提到“汉中特训班”。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沈醉的文章中才有了线索。在《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沈醉记述军统通过训练班培训特务，向延安派遣的情况。
抗日战争之前，军统的前身是“特务处”。处长戴笠指示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专门培训一批特务打入陕北苏区。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个人混进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张国焘进入军统后，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重视青年学生，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也应从培训学生入手，以期打入中共。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学生加入特训班。军统特训班的毕业生，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为隐秘的一批，则是派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潜伏。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张国焘撰写的教材，主要是介绍中共上层情况，对于间谍行动没有多大意义。戴笠就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之中大为走红。
军统榆林站曾经培训学员打入延安，但是很快都被边保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
沈醉和军统西北区的几个负责人私交很好，了解到，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军统兰州特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电政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培训5期，毕业学员两千多人。兰训班的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选择的学员大多是西北籍贯，有老家或亲友在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
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许多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继续细读文章，发现沈醉这次提到汉中特训班！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留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间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些情报。”
尽管沈醉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个汉中特训班却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证实！①
1992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终于写到这个班，不过，名头是““西安特侦班”：“1939年成立，设在陕西汉中，1942年迁到西安，改称西安特侦班。戴笠兼班主任，以特侦站站长程慕颐兼任副主任，学员来源一部分是由战干四团挑选来的，一部分是由兰州训练班挑选来的，每期人数三十人，训练期满派在特侦站工作。”
这就从台湾方面证实了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存在。有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写明这个班毕业学员的真实去处是延安。②
爬梳手头材料，作者发现，原来是自己不熟悉情况搞错了。
领导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是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而不是程一鸣的西北区！抗战时期，军统数次调整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五个省站；统管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之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所以，西北区负责人程一鸣并不一定能知道晋陕区的西北特侦站办了一个汉中班。程一鸣的文章没有提到汉中特训班，只是证明程慕颐的保密性相当强，连同事都不知详情。这也不奇怪，成功打入延安，要防止泄密；被延安破获，更要遮丑；反正程慕颐不好再提这个汉中特训班。后来，程慕颐随同蒋介石撤到台湾，就更不可能给大陆留下公开文字了。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探究奇案（3）
也不能光怨作者弄不清楚，军统这两个区都有一个“程一”！知情人都说汉训班的领导叫做“程益”。现在看，这个“程益”显然是化名。可是，谁能说清这个“程益”是“程一鸣”之中的“程一”还是“程慕颐”之中的“程颐”？在作者看到的文件中，程慕颐签名有时就用“程一”！
从国民党方面落实了汉中特训班的来历，又要问：共产党方面为何不公开披露这个成功
的反间谍案件？
赵苍璧、郝苏这些老保卫，保密观念已经融化到血液里面，甘当无名英雄也是自觉遵从的职业道德，他们不说，可以理解。可是，还有那么多史学工作者、报告文学家，为什么别人也不写？
直到1995年，《陈龙传》终于提到此案，但也比较简略。
后来，又在师哲回忆录之中找到一个线索。师哲提道：“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人所共知，康生借口反特，在延安大力推进“抢救运动”，错整了大批好人。
难道，汉中特训班一案还是延安“抢救运动”的诱因？
如果属实，那么，这个案子的后果，已经超出一般的反间谍工作范围，而是具有相当的政治作用了。这个案子也就更加值得查实，更加值得总结了。
可是，如果这个案子确实对抢救运动有影响，那么就必须问问：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属实？
因为，抢救运动中的案件，大多属于冤假错案。作者的母亲就在那个时候坐过保安处的监狱。
这个“汉中特训班案件”是否属实，该问谁呢？
办案人，一般都会认为自己办的案子属实。
所以，尽管作者十分尊重这些老保卫，但是，为对历史负责起见，还是必须另行查实。
另一条查实途径是寻找涉案人。一般地说，案件的当事人，总是倾向否定案情或是减轻案情。如果当事人也能证实，应该说这个案件就是可靠的了。
那就要寻找汉中特训班的“特务”了。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寻找“特务”（1）
作者寻找的第一对象，当然是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主角——吴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