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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这应该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人家打外地的牌子，那是人家的事。况且，这样的做法，既然和自己没有多大联系，那也就未必能够真的长久下去的。而消费者一旦知道我们是在搞假冒人家的东西，到时候，那真的就更是会遭到“灭门之灾”了啊！
于是，我们就不顾一些业界朋友的劝告，仍然是那么毅然决然地打开了温州牌子，在做着自己的哪怕是很少量的鞋
子了。
当时，我们夫妻俩就商量着说，尽管我们生产的鞋子，不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都还比不过人家广州和上海生产的鞋子，但是，我们可以在抓管理和抓质量上下苦功夫嘛，这样，我们就不怕做不出来高质量的鞋子了。所以，我们就在狠抓质量和管理的同时，不但要打上“温州制造”的牌子，而且还要在皮鞋盒子的外包装上印上温州的产地和温州的电话号码！
这样，许多同行就过来说了，我说进康、阿秋呀，你们真的是不要命了？处于这个全国正在“围剿”温州皮鞋的风头上，还要打上这样的字样，你们是不想要把它卖出去了吧？我们听了，仅仅也就是一笑而已。心说讲得多了，倒反是没有用的；还不如只管自己努力地去做好就行了。古人不是也这么说的么，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需要说明一点的，我当时的厂子名称虽然是叫做加工场，但是我们并不是替人家去做加工的。尽管那也许是有可能多赚上一些钱，但是，我们却并没有这样去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替人家去做加工的话，我们企业的设计就会跟不上发展的步伐，而且，那对我们以后管理队伍的培养，也是很不利的。况且这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就要去开创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了。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亮出自己的真面目，而不必再去跟在人家的后头躲躲闪闪。迎接市场的严峻考验和真切挑战，才是使自己得以快速发展的不二法门呀。
于是，我们一边在选料、工艺和管理等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边就在一些客商前来加盟的情况下——因为这时候，有些客户看到了我们生产皮鞋的质量是很“硬码”的，就过来要加盟做我们这共同的事业了——这样，我们就派遣一些得力的员工，到全国各地去考察皮鞋市场，借以了解鞋业的发展趋势。然后，再把他们所经之处那些消费者的意见，和一些最新的皮鞋信息汇集过来，给我们做决策时的参考。这样一来，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就走在了人家的前头。加上我们在选料上不但要求严格，而且在工艺方面也是精益求精的，所以，我们生产的鞋子，就很快地被一些消费者所认可了。
谈到这里，我想把一些相关的往事也说上一说。尽管那时社会上大肆评说着温州在做假冒伪劣商品，这在那时确实是不假的；但同时，我们温州人也还有被外地人所欺骗了的尴尬经历呢。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一天中午的时候，我先生进康回家来吃饭，愤愤然说起了一个我们认识的皮鞋老板老钱，被外地一个托运部的老板娘卷走巨款而逃掉了的事。
进康说，老钱在义乌这“中国小商品城”一个叫篁园的市场里做皮鞋生意的年头，已经是很长了。从温州本地走出的那批生意人当中，老钱也算是勇于吃螃蟹者中的一员了，因此，他所赚的钱自然也就不少。但就在这一回的货物托运上，他却居然被一个老板娘给耍了，而且遭到这一巨骗的，据说一共有一百四五十人，其金额也竟然达到１１０万元之巨呢！
那个名字叫何小梅的老板娘，是湖南人。她和一个广东人合伙搞起了“义乌——湛江、茂名托运处”，并把它挂靠在当地的一个运输公司，这样一来，就比较使人相信她了。去年４月底，何小梅就广发传单，说是希望同篁园市场内的经营户们协商开展收取贷款的业务。
她所定出来的“格局”是这样的：货主如果将货物发往广东，托运部可以代替货主向广东客户收取货款，而客户待到付款后才能拿到货物。并且在义乌这一头，托运部先给经营户打一张货款欠单，等到广东方面的货款收回来后方予返还。据说，这一举动由于减少了经营户直接追讨货款的麻烦，而颇受在义乌的温州商人的欢迎。
老钱由于在义乌做皮鞋生意大获成功，自然有很多的欠款还没有及时得到回笼，所以，他也就像许多的温州经营户一样被她欺骗了。他手头总共有５０多张欠款单，金额多达１３万元！
２００３年的５月份，老钱就和何小梅有了业务来往。在开始的时候，他去拿托运部给代收的货款还比较顺利。但是，接下来，他就遇到麻烦了。因为何小梅拖欠这些经营户的欠款，也不是突然开始的，这就有迷惑性了。她先是四五天后给他钱，然后是一个星期后才给，最后又借故在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以后才给钱了。这样一来，她就为他自己的预谋骗取代收款打下了基础。
只是最后，她那往日繁忙的托运部，忽然之间大门的卷闸门也被锁上了。这可把大家搞糊涂了，于是就连打她的手机，却始终被告知是“关机”！可见，这女人也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呀，而其所设计的代收货款正是一个有预谋的圈套呢。
据说，大家后来也去找了有关部门，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呢。我听了，很是感叹。在生意场上，像这样的骗局无疑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平时在自身合法经营的同时，就不能不提防着一点了。
然而幸运的是，令人产生寒噤的温州皮鞋市场潜伏期，随着我们的自信和质量的切实加强，天空中也终于渐渐地驱散了阴霾，放出了一线温暖的光线来了。
由于我们自己的皮鞋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也就是在１９８７年的上半年吧，我和我先生就希望把自己这一辛辛苦苦创造起来的牌子，能够保存下去。但是，具体怎么样才能把它保护好，那时候也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想法。
而我的儿子阿辉，就在这一年出生了。但是，我们由于正忙于皮鞋生意，没有办法自己来抚养他，于是，我们夫妻俩就商量好，把他托付给人家抚养着。
尽管只是一个家庭小作坊式的皮鞋加工场，但是，正像我在上面说过的，我们是想把它办成一家有生命力的企业呀。
第二部分你说的是什么？
我仍然记得那是在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的晚上，一个带有惊惶恐怖的电话铃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急骤响起。我一个箭步扑了过去，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居然好像感受到一种不祥之兆似的。
果然是让人心惊肉跳的不佳消息在我的耳旁回旋了起来！我不觉得头一下子就大了。连忙问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而且，请你说得高声一点，好不好？
我先生进康见到这样一种情境，也就不觉惊讶地问着，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阿秋？是不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我一边在听着电话里我孩子乳母那低低的泣诉，一边也就在电话这头跟着哭开了。进康见我这个样子，就猜着一大半了，呼地一声就站了起来，问我说，是孩子的事情吧？我们马上就过去吧。
我由于惊讶、心痛，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还流着眼泪说，进康，我们赶快过去吧。阿辉现正在医院里输液呢。据乳母说，她同我们联系，却一时没能联系上，就径直带了阿辉到医院去看大夫了。而医生却说，他的存活率是很低的。我这样说着说着，就不由得更是大放悲声了。说着哭着，哭着又说着，突然，我就昏迷过去了。
见我这样，幸好进康还没有乱了阵脚，急忙掐我的人中穴，先把我给抢救了过来，然后，他又叹了一口气，极力地劝导我要想开些，同时叫车和我一起赶向了医院。这时候，我忽然一抬头，看到了他也正在用手巾抹着眼泪呢。这时候，除了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真的好想诅咒这一皮鞋加工场呀，就因为它，让我的阿辉出现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就越感到对不起孩子了。
我们连忙赶到医院，见孩子正在被抢救，我就哭着说，大夫，求求您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孩子救活啊！医生看了我一眼，说，医生难道不是为了抢救病人的吗？你们不用给我们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好不好？然后，他们就言语严肃地让我们出去，在外头等着。
那一刻，我们过得真是太漫长了啊！我觉得时间都快要凝固了，而我的思维也几乎要停滞不前了。天呀！我得把我们的孩子救过来啊！我的宝贝孩子是不能离开母亲的啊！
就这样，整整过了三天三夜，我就没有再合过眼。而这时，幸亏有一些亲戚朋友不仅给了我事业上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我才终于没有像前几次因劳累过度那样倒下去。
也真是老天有眼哪！手术进行得极其顺利，我亲爱的孩子阿辉终于脱离危险了。走下手术台的大夫出来对我们说，你们以后可不能不把孩子当一回事儿呀。我们听了，不觉脸发烧。想想自己平时由于办企业太投入了，而对孩子是有点心不在焉的，以至于出现了这些令人牵肠挂肚的事。说实在的，那真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
那时候，我真的是想我宁愿要孩子，也不要再去搞这企业了，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是把自己的家庭幸福作为我的第一选择啊。
之后，阿辉就留在了我们身边调养了。孩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对此，我们夫妻俩当然是最最高兴不过了。就是到现在，阿辉的身体都是很好的，我们真是由衷地感觉到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然而，当时严峻的社会生存环境，还不允许我们就去享受这一天伦之乐。１９８７年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鞋的耻辱，只要是温州做这皮鞋这一行的，不管你相信与否，谁都会在心里投下一道阴影。而温州鞋之所以被世人拒绝的原因，说白了，就是由于皮鞋的质量不过关所致，并不是人们对你温州有什么特别厌恶的感觉。所以，我们虽然很自信自己的皮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像俗话说的，祠堂角拉屎，一村人受气。正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你想一下子“掰转”那被丑化了的温州形象，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我们既然要想把这一事业做起来，就得去牺牲一些什么。我那特别贤惠的母亲把这看在了眼里，就对我们说，孩子还是放在这里由我来养吧，这样，你们也就可以放心地去干事业了。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由于孩子上一次的遭遇，心中总还是有点顾虑。我妈就又语调缓和地说，现在我还没有“老懵懂”嘛。有事我自然会及时地去告诉你们的。而你们平时，也是可以经常过来问问的嘛。
我觉得让我妈去抚养我们的孩子，无疑是放心多了。况且，这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来打理我们的皮鞋事业呀。就这样，孩子我就把他又交给我妈去抚养了。一直到阿辉长到了１６岁的那年，才算是被我们完全地接了过来。
解决了孩子抚养这一块“心病”，我们此后就可以向皮鞋那最高层的阵地冲击了。
依然是那么地起早摸黑，依然是那么地不顾风雨雷电，我不但是每天都要干上十五六个小时，而且，那时候吃住都是在厂里的。那简陋的厂房楼下就算是我的皮鞋厂子，而楼上则算是我们的家。说是家，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仅仅能够容身的地方而已，就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家具，都还没有具备呢。但是，我们夫妻俩却也顾不上这些了，只顾做我们那心爱的皮鞋，并希望能把它们卖出去，能够早日返回来现钱，这就行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想我们夫妻俩的辛苦生活，现在也就不必再去详细地描述了。但是，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们把一年中所赚的钱，回家来一算，也仍旧像１９８８年一样，１９８９年也就赚了１万元多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既然有了赚头，那就说明我们干得还是行的，是对路的。赚得并不多，这就说明我们的经营思路还是有问题，并需要加以改进�